王松灵委员：改善医患关系 先要重视国民对医学的认知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王松灵 受访者供图
5月24日晚，在全国政协第十三届三次会议新闻中心网络视频采访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王松灵接受了媒体线上采访。
“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给我国乃至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健康带来了极大损失。疫情的暴发及迅速流行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及应急体系在体系设计、管理模式、运行机制、队伍建设和反应能力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王松灵告诉澎湃新闻，针对新冠疫情暴露出的存在于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及应急体系的问题，他带来了两份相关提案，一份是建议建立我国公共卫生常态管理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模式；另一份是建议理顺临床医学教育学位体系，进一步完善我国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结构体系。
构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常态管理运行机制
“尽管国家制订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把全民健康作为国家战略，要求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但作为全民健康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缺乏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在不断深化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始终是个很少触及的难点甚至盲点。”王松灵解释，这些年国家对慢病的管理得到了加强，纳入常态公共卫生管理之中，但应急管理体系独立性、操作性和有效性还有待提高。
同时，他指出，我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需求，“SARS后国家加强了卫生应急体系建设，设立了各级卫生应急指挥机构。但都挂靠在各级卫生行政机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是利用和依托常态管理体系运行，导致危机管理和常态管理体系交叉，影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王松灵还表示，我国公共卫生改革严重滞后，常态管理亟待加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与公众健康需求的矛盾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国家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队伍建设的力度以及经费投入明显不足，2019年医疗卫生经费投入临床占95.3%，而公共卫生仅占4.7%，专业人员社会地位低，经济收入差，队伍不稳定，人员流动性大，人才流失严重。
基于此，王松灵建议做好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顶层设计，构建公共卫生的常态管理和危机管理模式，具体分为以下三点：
首先，国家负责公共卫生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把公共卫生体系作为国家安全和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管理，坚持公共卫生的公益性和国家主导及国家投入的原则，充分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势。并且加强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构建公共卫生的常态管理和危机管理模式，这样才能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其次，理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体系，增强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明确国家及各级各类公共卫生机构职能，国家负责公共卫生发展战略和政策法规制订，区分公共卫生常态管理和危机管理，常态管理由卫健委负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由国家直接负责，“常态模式建议还是按照原来由卫健委的体系主管，因为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病的管理和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应急模式应由政府来直管，相当于我们的公安体系、消防体系由国家来管理，成为国家应急体系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国家的整个纵向的体系，行动响应起来能进行垂直化的管理，对国家未来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疫情或者公共卫生危机都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支撑作用，为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打下基础。”
最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我国公共卫生常态管理。加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加大公共卫生投入。国家加大公共卫生专业队伍建设力度，出台相关政策，提高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待遇，改善专业人员工作及生活条件，营造有利于稳定公共卫生专业队伍和人才培养的环境，提高对公共卫生从业人员教育背景和素质能力要求，逐步实行公共卫生机构的准入制度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执业资质许可制度，使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更加科学化和专业化。
建立“5+3”一体化培养复合型医学人才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席卷全世界。中国临床医生的专业救治能力和救死扶伤奉献精神受到广泛赞誉。
在王松灵看来，这次疫情同时也暴露出国家的医学人才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基层全科医生作为疾病第一接触者，在突发公卫事件和重大传染病防控中承担重要责任。但现今基层全科医生十分缺乏，在岗的全科医生普遍学历层次偏低，对疾病的诊治与防控能力不足。湖北疫情的应对，动员了全国临床医学的精锐部队，显现出我国应急医疗人员严重不足，尤其高水平复合型专业医生不足。
“当前医学人才的结构性问题，究其原因与缺乏科学合理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有关。5年加上3年的住院医规培，这是一个模式，占主体，大概每年到7万多人。这个模式有一些是有硕士学位，有些则没有；另外有5年加上3年住院医规培加上3年专业学位的培养，给硕士学位；还有直接上8年给一个博士学位。你看同样时间都是8年，有人是学术学位，还有人是硕士学位甚至博士学位，这就是我们的现状。”王松灵说。
针对临床医学教育学位授予体制复杂奇异的现象，王松灵认为应理顺临床医学教育学位体系，统一临床医学专业入口学位设置，建立以“5+3”一体化培养全科医生为主体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扩大“5+3”招生人数，合格者授予临床医学博士学位（MD）；完成“5+3”培养后，部分（50%以下）可申请专科医师培训，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临床医学人才，尤其紧缺的传染病、呼吸疾病、公共卫生、危重症急诊专科人才，合格者授予专科医师资格证书，不再与学位教育挂钩。如对学术研究感兴趣，可申请医学科学博士学位，授予医学科学博士（PhD）。目前招收8年制、9年制（授予博士）学制可纳入此MD+PhD培养体系，适当缩短攻读医学科学博士学位学制。
王松灵还建议，住院医师规培要构建以全科医生培养为目标的课程体系，培养医学生临床思维和以多学科整合理念进行疾病诊疗的能力，并且要加强应急防控体知识体系，同时加快推进建立专科医师培训制度，设立传染病学、急诊医学、呼吸科等专科医师培训，确保领域中高水平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以增强国家的应急防控重大突发传染病的水平和能力。
改善医患关系，首先要重视加强国民对医学的认知教育
此外，围绕如何处理医患关系等问题，王松灵也在采访间和媒体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在王松灵看来，国家一定要解决好医患纠纷，改善医患关系，不能再发生杨文医生、陶勇医生等伤医事件，切实保障好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医患关系紧张在咱们国家是一个怪现象，在医患之间的信任和了解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很多矛盾。我觉得首先国民要对医学有新的认识、定位，要尊重生命、敬畏生命。”
“医生是力所能及的提供帮助，尽力治愈或是延缓疾病的进展，比如良性肿瘤可以切除掉，但还有些恶性肿瘤不是多少钱就能治好的，这也是老百姓应该有的心理预期。”王松灵表示，国民应该有这方面的健康意识和对疾病基本的了解，国家也要加强这方面的国民教育，使其牢牢地树立在每个国民之中，相信可以消除很多误解。当然在重视国民对医学的认知教育的同时，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和制度建设。
王松灵还表示，国家应提高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待遇，改善专业人员工作及生活条件，营造有利于稳定公共卫生专业队伍和人才培养的环境。“国家的医护工作者做了重大的贡献，某种意义上讲做了很多牺牲。医生是没有节假日的，正常人的生活不是这样的，他们尽了很大的努力却拿着有限的工资，希望未来可以改善。”(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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