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无韵之《离骚》
□王长华
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分法中,《史记》被列入史部。但其百科全书式的内容却远远超出现代意义上的史学范围；不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宗教、学术、民俗、科技、医学、民族、天文、地理、文学等哪一方面进行研究,都可取得丰硕成果,从而也可以看出《史记》在总结中华民族三千年文化传统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制相互补充而形成完整体系的编纂方式而言,也成为封建时代各朝修史的范本。
如顾颉刚先生所评:窃谓《史记》一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实为吾国史事第一次有系统之整理,司马氏既自道之矣。后世史家,或仰兹高荫,或化厥成规,支流纵极伙颐,道源则靡不在此。是书固亦有其甚多之误漏在,然其误后人可得而正,其漏后人可得而补,独其创定义例,兼包钜细,会合天人,贯串今古,奠史学万祀之基,炜然有其永存之辉光,自古迄今,未有能与之抗颜而行者矣。
六朝以来,学者多从史学、文学两方面评价《史记》。至鲁迅先生,则概括为两句话: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家之绝唱”,与顾颉刚先生的评价不谋而合。“无韵之《离骚》”,则就《史记》的文学成就而言。屈原的著名爱国杰作《离骚》是押韵的长篇抒情诗,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意味着《史记》虽不押韵,却是堪与《离骚》媲美的抒情性较强的长诗,即今人所说的散文诗。这种评价,十分准确,也非常深刻。
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里对屈原疾恶如仇、正直不阿、清正廉洁、忠贞敢谏、舍身为国的人格美热情赞颂,达到了精神相通、情感共鸣的高度。而屈原的这种人格美,即体现于《离骚》中。司马迁上继《离骚》,以充沛的激情扬善贬恶,歌颂了许多及时建功立业的志士仁人、英雄豪杰的人格美,而对暴君酷吏之流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离骚》反映了战国后期楚国历史上忠与奸、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富于悲剧的崇高美。《史记》反映了古代三千年间光明与黑暗、忠直与奸佞、仁德与暴虐、善良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相对抗、相更替的漫长过程,同样具有悲剧的崇高美。《史记》中的许多人物传记都洋溢着诗情,《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等都是饱含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
当然,《史记》是史,《离骚》是诗。史毕竟与诗有异,司马迁是从史的角度吸取了《离骚》的审美理想和抒情特色的。
《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以人物为中心展现历史画卷,从而塑造了许许多多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其选择、剪裁、集中材料和表现人物心理、性格的各种手法、技巧,对此后传记、小说、戏剧乃至叙事诗的创作有深远影响。《史记》中的人物、事件,有不少也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题材。
《史记》集先秦散文之大成,又是我国古代散文的典范。唐宋散文八大家及其同时和以后的散文家,无一不从《史记》中吸取营养。
《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中的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也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当然,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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