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位就像一个村庄
◎维舟
在同一家单位风雨无阻地上了二三十年班后，父亲终于要退休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不大放得下这个厂子，他的朋友圈子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些年的同事，那种恒定的人际关系和有规律的工作，早已内化为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他来说，我的工作经历则是动荡和难以理解的——毕业十多年来，我迄今为止待得最久的一家公司也不过四五年，而且即便我不跳槽，公司里人员变动也很频繁，以至于很少有同事能转变为知己。
同样是在企业工作，但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这一变迁，不如说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宏大画卷的一个缩影。如果这么说可能更好理解：“单位”里那种长期雇佣和稳定的人际关系，更接近于传统社会中的一个村庄；而“公司”那种变动和注重个人独立的文化，则与一个不断进行着的眼花缭乱的都市相似。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早年参观北京一个工厂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厂子看起来就像一个井然有序的村庄：每个人都相互认识；只要遵守一定规则，就永远不会被逐出这个共同体；厂长像村主任一样安排整个群体的生活。
那个年代，中国的单位经常给外国观察员留下这样的印象。英国学者科大卫在《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中谈到，20世纪80年代初南京的一家雇用了十万工人的企业，它甚至开办了幼儿园、学校、电影院、商店，“那样的工厂几乎相当于一个市镇，厂长也扮演着镇长的角色”。不仅南京如此，实际上当时全中国稍具规模的城市大多如此，许多学校被冠以“某某子弟学校”之名，人们在厂子里几乎可以解决自己所有的生活需求。像洛阳的一些大型企业，如洛阳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当地人简称“洛拖”“洛轴”），延续到前些年仍是如此，甚至还办有自己的电视台。
后来，这种模式在“深化改革”时受到批评，因为这种形式的“企业”不再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参与市场竞争的行为体，而变成了一种基层社区，被视为实施变革的负担。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然而这一变革之所以进行得那么艰苦（而这种艰苦大部分则由普通的工人默默地承受下来了），原因就在于这一现代化转型还牵涉深层的社会心理。
像传统社会的村庄一样，当时的单位也形成了一种保守的文化心理，个人与这个小小的共同体形成紧密的纽带，虽然它有时看起来封闭、狭小甚至压抑，却安全、恒久、可靠。所谓“传统”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既保护人又压抑人。这就像家庭一样，民国时期的青年总是将家庭视为可憎恨的、急待打破的牢笼，可是当他离家出走之后，收获的除了自由，还有失去保护之后那种缺乏安全感的彷徨不定，所以鲁迅才说：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那时，单位的领导人与其说像村主任或镇长，不如说更像家长—当然，一个好的厂长，其形象也常常与一个仁慈的家长相似：无微不至地照顾好员工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疾苦，连他们家老人生病、孩子上学都要关心，至于夫妻发生口角“闹到单位”，那更是平常不过的事。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厂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厂长甚至还带人捉奸。这件事再典型不过地说明了“单位”与“公司”的文化差异：“单位”往往更像一个道德共同体，这里许多人彼此相识，大家可以通过议论和流言来制裁偏离社区道德规范的人，而厂长更被默认具有道德权威去执行一些惩罚措施。但在现代都市的“公司”里，人们首先被默认为是依靠法律来规范其关系的一群陌生人，是彼此独立的个体，在这里，首要的原则就是任何人无权干涉其他人的隐私，而且，一个人可以随时离开公司加入另一个团体。
正因此，在现代公司里，“闹到单位”这种事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不仅夫妻口角这样的事无法获得公司老板的介入，就是以往单位里的福利分房等待遇在现代的公司里也不复存在。多年前我在外企时，一位曾在国企做了二三十年人事管理的同事曾惊讶地对我说：“我们这里要裁掉一个员工真是太容易了，甚至一决定就能当天让他走人；要换作我以前的单位，那得费多少口舌啊，说不定那个人的一家子想不通还会天天缠着厂长闹。别说裁员，就是分房之类的福利稍有不均，都会闹得不可开交。”
在从“单位”到“公司”的现代化转型中，人们都被说服去相信：那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一件好事，至少从长远来说是如此。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卸下了许多社会责任，得以作为一个主体在市场上展开充分的竞争；而个人，也能够更自由并拥有更多合法的权利。然而，“现代”未必就一定比“传统”好，至少不同的人的感受是不同的。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每个人在赢得一些东西的时候，也会不同程度地失去另外一些。虽然年轻时许多人也追求速度和刺激带来的快感，但人的幸福常常取决于一些恒定不变的关系和感受，在一个强调变化、瞬间、短促、竞争的现代文化中，人们更容易产生压力和一种“不得安宁”的内在焦虑感。
如果说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是“家”，那么“单位”就是“家”和更现代化的“公司”形态之间的过渡；而从“单位”到“公司”的这种转型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在整体上已经悄然发生的巨大变化，反思这一变迁并不意味着反对它。只是，我们获得的过程往往也是失去的过程。
《一只脚踏进后现代》，维舟/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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