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对文化的真切向往 □涂启智
2004年五一前夕,我从老家襄阳南下深圳谋生,迄今整整16年。我的母亲年逾古稀,始终在老家生活。这些年我回家次数并不多。每次来去匆匆,陪伴母亲时间稀少,想来惭愧。母亲节之际,我与母亲通话半个钟头,就我念念不忘的事情“采访”了母亲。
当年,外婆靠纺麻线供应母亲读过几年书。冬夜,母亲在煤油灯下拉鞋底、做棉鞋,时常背诵她上高小时所学课文给我们听:“我是炊事员,工作在前线。烧水又做饭,日夜总不闲。山里没有井,出去几里远。趁着天未明,挑水好几担……”简洁明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韵律,仿佛一团看不见的火苗,让我懵懂的心灵感到温暖。我这一生能够与文字结缘,亲近、迷恋、忘情于文字,是因为母亲给我最初的文学启蒙。电话中,我把这些讲给母亲听,母亲笑了:“啥叫启蒙,我不懂。那时候,你们要我讲故事,我不会讲,只能背课文……”
父亲撒手人寰时,我八岁,妹妹五岁；母亲三十三岁。父亲曾为生产队会计,心高气傲。后因故受到打击,精神极度压抑。他常冲我们母子发脾气,动辄家暴。我很怕母亲改嫁。亲生父亲尚且如此,晚爹岂不更惨。确有许多乡邻上门做媒,包括我的姑姑。但母亲守寡至今。我直言不讳问母亲:“您年轻时没有改嫁,是害怕我们娘儿三个又遭罪吗?”母亲轻言慢语道:“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别的……”母亲说,她曾打算给我们找个“晚爹”,让我们不至于挨饿。在亲戚撮合下,她见了一个丧偶准备再娶的人,人家条件不错,但她自己先打了“退堂鼓”。她认为人家过于讲究,怕是伺候不了。从此,母亲决意独力支撑,要把我和妹妹抚养成人。母亲一辈子务农,从婚姻男女地位平等思想可以看出,她并非普通的农家妇女。
在饿饭与“瓜菜代”年代,我们几乎顿顿都喝照得见人影的稀饭与米糁糊糊。每到吃饭时,母亲总是先给我和妹妹一人盛一大碗干稀饭或者干一点儿的米糁糊糊,剩下稀汤是她的。在田地干活儿,有位婶子同情我母亲,歇工间隙,塞给她一块火烧馍。母亲舍不得吃,将馍馍揣在裤兜里,捂回家,让我和妹妹狼吞虎咽。母亲的习惯深深影响我。如今,女儿早已不再缺吃少穿,可是朋友送我瓜果点心,我总想着给女儿带回去。我问母亲:“你那时整天空着肚子,要在生产队干活儿,又要伺候我和妹妹,咋挺过来的?”母亲接过话茬:“那时候生产队凭工分吃饭,女匠(女性劳动力)没有男匠挣的工分多,分的粮食少。我肯定要先让你们吃。天底下哪有当妈的跟娃子抢饭吃?”母亲说这话时,我鼻子开始发酸,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母亲骨子里,有对文化的真切向往。我跟随母亲,拉着一板车柴禾,步行四五公里上街赶集。一大车柴火只换来两三元钱,她毫不犹豫抽出五角钱,走进新华书店,给我买了一本《飞将军李广》。
面对我的“采访”,母亲的回答没有豪言壮语,却是那样朴实情深,冒着尘世烟火气。这些话语不虚伪、不粉饰、不拔高,彰显素面朝天的庄稼人本色。
母亲这一生,没有传我寸砖片瓦,却又给我许多。母亲给了我身处逆境安之若素的品质,追求梦想坚韧不拔的毅力。这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此刻,我想由衷地对母亲说一句:“感谢你不辞辛劳降临尘世做我的妈妈,也感谢你倾尽所爱让我做你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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