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我们”和“附近”：一条欧洲式疫情出路？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和蔓延，将身处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都牵扯进这场全人类的灾难史诗之中。欧洲各国政府从开始的观望到纷纷进入紧急状态，欧盟于三月中旬便切断了同非申根国家的航线往来，欧洲各国政府也纷纷开始加强边境管制，出台不同政策，开始了多样化的抗疫道路。然而在这种不断回归的主权国家式的管理中，却存在着政府对于加强疾病监控和开展公民动员的两难抉择。
与此同时，欧洲民众们纷纷在instagram、tweeter等社交媒体上发出“呆在家中，拯救生命（stay home, save lives）”等运动式的隔离号召，积极呼吁居家隔离，呈现了与东亚大政府主导、大规模监控的抗疫历程完全不同的文化景观。
如何理解欧洲政府的决策基础以及在加强疫情管制过程中的治理困境？在“stay home, save lives”运动和欧洲政府多样化的治理图景中，是否存在一种个体主体性和国家治理平衡的治理技艺，我们能否看见一条属于欧洲式的疫情出路？
2020年4月21日，人们在重新开放的波兰克拉辛基公园散步。 新华社 图
1.公民权利与决策难题
当19世纪后期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为了稳固自己在德国的党派地位，平息德国社会日益高涨的共产主义情绪的时候，他肯定想不到其提出的全民健康医疗体系模型成了欧洲健康保障系统的开端。从1883年的健康保险法案，到之后的意外保险法案以及老年和残疾保险法案，俾斯麦开创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逐渐变广。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这一体系的核心原则在于团结（solidarity）、辅助（subsidiarity）和社团主义（corporatism）。而其中，团结旨在雇主和个人根据自己的方式贡献份额，政府负责帮助无法参与私营医疗保险的人，从而达到全民享有医疗保险。在这样的治理实践中，社会伙伴的观念也逐渐被潜移默化的带到民众中来。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目睹了战争时期告急的医疗系统和人们生活的苦难，以及战后广泛的社会失业、医疗服务、子女抚养等民生问题。基督教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欧洲大陆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拥护与支持，而在两者共享的这种同情、平等和团结的价值理念下，对于创建更平等更广泛的医疗服务体系，成为了人们对战后反思共同的呼声。与此同时，英国根据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社会保险以及相关服务的报告，设计了一种基于政府税收的国民健康服务。在这里，国民医疗服务甚至成为了一种公共利益，而获取医疗服务也变成了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
之后，这样的国家医疗体系在欧洲得到了大范围的推广，几乎所有欧盟国家以及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全民医疗体系。在《欧盟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basic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中的“团结”一章中写到：“每个人都有获得预防性保健的权利，并有权在国家法律和惯例规定的条件下享受医疗待遇……”此外，世界卫生组织的宪章中也强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社会情景而差别对待。”同样，正如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所说的，全民健康保险是政府对人民的承诺，它表明照顾所有公民是政府的责任。
然而20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对于福利制度的批判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使得人们对于大政府模式愈加警觉。为了有效避免政府的主观决策可能导致的错误，以及官员党派出于利益斗争而权力滥用，通过循证医学而发展出来的循证决策逐渐变成了民众和欧盟对欧洲各国政府的制约要求。循证决策要求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吸收和使用最新的科学证据，使政策决策更加有效且具有针对性。
近年来欧洲经济状况的整体收紧更加拷问了欧洲各国政府对于医疗服务的投入。公共卫生服务作为一个软性政治目标，没有强大的专业或商业游说团体，而公共卫生干预的长期和短期利益都往往容易被忽视，存在强大的反对声音。从而，公共卫生支出在2007年以后欧盟国家的医疗预算削减中首当其冲。比较2009年和2014年卫生支出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份额，在几乎所有可以获得这段时期数据的欧洲国家，用于公共卫生的卫生支出份额都有所下降。2015年，英国政府直接宣布了近2亿英镑的公共卫生预算削减计划，使得英国整体的公共卫生的财政应急和人员准备都呈现出疲惫姿态。
在这种提供健康服务的必然要求与政策实施的循证决策下，如何同民众协商制定共同的目标，博弈不同的政治考量成为了欧洲政府治理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也正因如此，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在3月16号发布的新疫情预测结果，其修正了英国政府先前决策模型中采用的中国疫情的基本传染数和重症率，采用疫情在意大利爆发的修正参数，直接导致英国政府的防疫策略发生了180°的大转变。
2.公共健康伦理与治理困境
除了当前医疗体系和政府财政的决策困境，近年来由于欧洲公共卫生的发展，人们对于疾病关注点的转移，也同样使得新冠疫情治理过程中政府和民众的对立更为敏感。
欧洲近代公共卫生理念诞于十九世纪对于城市化和工业革命的反思。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为了解决霍乱以及城市环境恶化的问题，欧洲各地纷纷开始了城市管网和卫生系统的升级改造，并成立了相应的公共卫生委员会。而到了二十世纪中，随着大规模的疫苗注射以及抗生素的广泛运用，霍乱、结核病、天花等传染病在欧洲大陆消失，甚至部分已经成为实验室和教科书中的存在，使得“西方”陷入了一场科学终将消灭传染病的迷思。而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复杂的数理统计方法在现代流行病学的应用，“预期寿命”、“健康损失年”等概念的推广和丰富，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慢慢来到了公共健康讨论的中心。
而在现实之外，公共健康的伦理问题也逐渐的脱离了欧洲传染病的群体想象，进入了一种围绕身体主权和自我行为的讨论。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针对参与纳粹种族灭绝计划而在集中营进行人体实验的医学实践行为而确定的纽伦堡守则承认并且强调了个人在健康方面的自由和权利。此外，从欧陆哲学中康德的“绝对律令”延申出来的生命伦理（Bioethik）将公共健康与医学实践中的道德价值投向了其决策过程中所依据的准则，进一步强调了患者的个人权利、自主决定原则和医护人员的医德规范。在欧洲这场当代伦理争论中，集体利益和个人公民权利的天平逐渐倾斜。这种对于个体医学权利的关注直接影响了公众和政策对于大型传染疾病管控措施的接受程度。特别是，居家禁令、隔离和强制检测这样在物理上能够直接限制人们行动和干预身体的政策，更是被很多欧洲民众视作为对自由的威胁。
然而，应对疫情所采取的居家禁令和隔离手段虽然确实限制并且制约了个人自由和身体完整性（body integrity），但并不一定构成对于个体合法人权的侵犯。正如美国健康与人权学者Gruskin所说，当前国际的主要人权框架都来自于二战后对战争的集体反思，其在强调促进和保护基本人权之外，也规定了为了实现更广泛的公共利益（Public good）而对权利做出限制的合法性。而公共健康便是框架内认可的一项公共利益。此外，在国际人权宪章体系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也指出了在应对如新型冠状肺炎这样的公共健康威胁时，“公共利益”能够优先于个人权利。
尽管法条赋予政府这样的权利，但当法律设想的极端情形在现实中发生，民众并不一定乐意买账。因此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境内爆发了多场针对政府防范紧闭的抗议，民众要求当地政府公布更多的政策实施细节和具体措施。而自法国宣布全国进入战时封锁状态后，法国各地也纷纷爆发了小规模的抗议行动，在巴黎郊区抗议者甚至直接将烟花对准警察。
正如意大利生物伦理学者Sabina Gainotti所指出的，虽然法制框架赋予了政府启动紧急状态，部分限制人权和个体自由的权利，但是强制检查和隔离却有可能导致人们避开以往信任的卫生机构和健康系统，甚至导致民众的不配合，造成更广泛的潜在传播。只有在治理过程中维护了基本人权，欧洲各国政府在应对大型传染病和生物恐怖主义期间，才更能凝聚社会信任，促进公共合作。
2020年3月20日，丹麦哥本哈根一家餐厅因疫情暂时关闭，但可以提供外卖服务。新华社 资料
3.“公民社会“的治理与实践
在上述背景下，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全球疫情时，如何在凝聚社会共识和缓解疫情传播之间达到平衡成为了欧洲疫情治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共同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官方言论中，出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样通过种族主义言论来煽动和挑拨国内不同政治力量的号召，也出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那种战争辞令式的对紧急状态的强调。然而在这些剑拔弩张的言论之外，欧洲的多样化治理技艺中还出现了另一种更温情的声音。“那些不断增长的确证案例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他们是一位位父亲或者祖父，一位位母亲或者祖母，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我们是一个集体，每一个生命和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德国总统默克尔在面向全国的演讲里，语气沉郁而充满力量。同样的，在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Margrethe II）面向全国的略带严肃的讲话里，她也说到，“一个人可以传染给很多人，在这个传播链里，人们会死去。一个孩子可能可能失去他们的祖父母，一个女儿可能失去她的父亲，甚至朋友也可能突然不在了。这是我们必须去打破的传播链。”在这些官方呼吁民众共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实践中，“我们”的建构不是基于对他者的敌对与仇视，也不是基于对于疾病战争化的想象，而是关注那些更细小的、更基础的、我们作为社会的联系。
而这样的联系也不止局限于个人家庭里的血缘羁绊，还在于个体同社会中更广泛的参与和联系。在英国女王面向全大不列颠人民的讲话里，一次次表达她对于坚守在医院病房里抢救生命的医护人员和为了社会能够不因为隔离而停摆的基层工作者的感谢。波兰政府和丹麦政府也在每日的新闻播报中向公民们积极地描述医护人员、警察、零售业等公共行业人员为了社会更好地应对肺炎所作出的努力，与政府对于他们提供的帮助和保护。在这样更广泛的社会联系里，“我们“跨过了以家庭关系为核心的血缘羁绊，成为了一种更具有活力的社会机体。
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可能针对种族、病患的歧视，欧洲政府也展开了对种族主义势力的抨击，欧盟人权署紧急发布了《欧洲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基本人权影响报告》，指责部分媒体和团体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对于华裔和亚裔群体的排外心态和种族主义歧视。波兰前副总统更是直接撰写文章谴责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抬头。丹麦政府也在新冠的政府通报中向民众解释道，“亚洲人戴口罩是出于一种礼貌“，通过传达不同文化下的行为内涵，而谋求社会的共同理解。为了让消减人们对于病患的歧视情绪，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前期欧洲科学界与政府对于老年人死亡率的强调，以及对于“无症状感染者”的关注。“无症状感染者”模糊了“健康人”和“携带者”的边界，正如在冰岛政府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目标中强调的那样，每一个没有症状的“健康人”都有可能是“携带者”，而其中“患者”只不过是由于病毒感染恶化原有基础疾病的脆弱群体。他们不是“病毒主要传播者”，而是需要我们共同帮助和照顾的人。在这样的治理实践中，作为社会的“我们”能够更有机会跨越意识形态、疾病和种族的边界，回归社会机体中切实的存在。
而政府的治理技艺显然不止于强调社会的共识，更重要的是通过不断的沟通与协商，促进民众对于政策的共同理解，来调动个人的能动和主体性，促进更广泛的社会合作。波兰政府坦诚表示由于波兰相对脆弱的卫生系统，因此在国内尚只有百例确诊的时候就封闭了同周边国家的交通往来，并且考虑到滞留海外的波兰公民可能必要时接受不到需要的医疗服务，波兰政府联合波兰航空展开了全球范围内的“撤侨”行动。公民自己决定并且承担返程费用，但由于疫情时期政府的直接涉入，返程机票都限制在了相对合理的水平。
波兰总统安杰伊 杜达（Andrzej Duda）一直强调，“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每个公民都要负起责任来”，他呼吁波兰所有公民要关心并帮助身边脆弱的老年人，不要让他们暴露于风险之中。了解到东亚戴口罩对疫情有效抑制的经验后，波兰政府公开表示，由于波兰国内本身的口罩物资紧缺，因此不强制戴口罩，但建议大家将口罩留给更需要的人，官方还积极向民众介绍手工制作口罩的方法。而等到后期波兰的口罩供应充足后，“进入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才成为了官方规定。而波兰当局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不仅在国内得到了高涨的民意支持，在国外也得到了很多媒体的赞许。
同样，丹麦作为欧洲第二个宣布关闭国界线的国家，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针对新冠疫情爆发也非常迅速地做出了关闭学校、公共餐厅、增加公共交通频率的等政策反应。在政策通报的记者会上，她也向公众坦言，由于疫情的局势和发展，我们当前无法做到将疾病彻底消灭，因此防疫的目标在于尽可能的放缓疾病的传播；并且强调我们作为一个集体，有责任也有义务去保护我们社区中最脆弱的人。政府在专门的新冠网站上详细呈现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有关事实、政府应对爆发所部署的具体策略、出现疑似症状的应对办法以及针对风险人群的特殊关照与说明，等等。由于应对疫情的积极反应，作为丹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首相，她的支持率已经翻了一番，超过80%。
而作为欧洲最晚关闭国界的国家，冰岛直接向民众说明，政府一开始采取的措施就是为了放缓疫情对于医疗系统的压力，以便冰岛的医疗系统可以为所有人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由于较小的人口基数，冰岛当局一开始就激进地采取了大规模的病毒检测。无论是否有症状，公民们都可以免费的获得病毒检测的机会。4月初，就有超过1.8万人得到了检测，接近全国人口的5%。通过积极的与民众沟通、发布科学建议和明确共同参与的疫情责任，冰岛在疫情期间甚至没有强制关闭所有公共场所，而目前确诊人数更是早已过了爆发期，进入了疫情防控的收尾阶段。
在上述欧洲国家的实践中，我们看到通过不断的沟通与劝诫，明确社会对于疫情的共同目标，细化政府和公民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治理技艺在这里完成了社会动员的最终闭环。在这样的治理实践中，公民身份完成了重新的建构，而政府应对新冠所推行的具体政策也实现了一种”律令”式的社会伦理转型。“保持社交距离”和”居家禁令“也不再是政府强迫下的对于身体的侵犯，而成为了大家需要去共同承担的为了打破疫情传播链和守护“我们”社区的公民责任。政府通过不断地沟通与协商，来明确责任，创造“附近感“，让民众们彼此看见、彼此守望、彼此支持，从而完成一种“去个体原子化“的实践。
不可否认，这种对于民众自发动员遵守疫情规定的期待在紧急时刻欠缺效率，并且并非放之四海皆准，而是需要较为深厚的公民社会基础。但在政府的这种对于“附近”和“我们”的营造里，涌现出的是更自发且具有生命力的社会互助与彼此支持，从“stay home, save lives“这样的倡议式社会运动，到网络上青年们自发组织的情感互助和志愿团队，都是鲜明的例证。仅在波兰，就已经注册了超过十万的青年志愿者，为所有老人、被隔离者和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社会援助；德波边境有志愿者们为堵车的司机提供自制食物；在波兹南服装学院的老师在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缝制口罩；民众和公司也自发的向医院提供防护用具……一场更具温情的社会动员由此可见形成。
这种社会关系的实践也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美国政治理论学者本杰明 巴伯对“强民主公民社会“的描述。在其著作在《我们的家园》（A Place For Us）中，“公民社会”作为一种”自发的人类交往空间（the space of uncoerced human association）”，独立于市场关系和政治身份之外，并对这两者形成补充。政府通过积极的滋养、保护和鼓励公民活动，使得人们自愿而包容地形成“我们”这个共同体。政府作为公民社会的臂膀，而公民社会作为政府的躯干，当危机来临时，彼此能够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努力。
如今，我们迎来了默克尔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最大的挑战”。疫情的大爆发使得全球卫生系统纷纷进入超负荷状态，但我们看到全球的医疗卫生工作者纷纷行动起来，大家快速地分享同新型冠状病毒和肺炎有关的知识和经验，奔赴疫情严重的地区提供帮助。我们看到武汉封城时期人们的脆弱和守望，看到欧洲和美国疫情里不断攀升的感染和死亡人数，看到非洲薄弱的医疗系统，低端全球化的返乡劳工。第二第三世界的挣扎和呐喊，看到更多构建于社会身份差异而带来的不平等。我们能否在这种对个体和他者生命脆弱不安的看见里，构建一种跨越国别、政治身份、意识形态的全球性的伦理观念？新冠的全球爆发打破着我们对于每一个“孤岛”的想象，也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存在于这场对于健康、身体与死亡的反思之中。在全球化与全球流动已经势不可挡的未来，我们需要放下哪些固守的成见，超越哪些已有的边界，去共同创建一个怎样的未来？(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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