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当超大城市遇上超级疫情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疫情期间，他以“秩序防疫学”为观察角度撰写了数十篇文章，关注疫情下社会各层面的秩序。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严峻挑战。
当代人类文明的核心是城市文明，大城市在，文明就在，大城市不在，文明也就不在了。新冠疫情当前，下一次疫情或许也并不遥远的状态下，我们的超大城市，如何捍卫公共卫生安全？如何捍卫我们的文明不会被传染病“洞穿”？
美国的情形是政治家一直比较关心经济，而流行病专家仅关注专业防控，疾控中心虽然掌握了防疫大权，却没有给地方城市提供专业的支持，于是出现纽约等地大都市疫情大暴发的问题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高度重视新冠病毒，正确认识新冠病毒的危害性，选择适当的防疫措施，然后在行动上形成政治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的共识，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千万人口等级的国际化大都市来说，尤其重要
武汉模式的重点其实不在“封城”。“封城”是武汉顾大局的自我牺牲。武汉模式的重点在于多方面驰援协同作战的医护模式，以及有效的社区抗疫模式。这一模式对于湖北地区其他城市也非常有效
怎样避免防控走弯路？
到目前为止，中国经过2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全国各地新增病例已经基本清零，疫情中心武汉也已经解封，支持武汉的医疗队已经撤回原地休整，各地的关卡也开始陆续撤销，逐步开始恢复交通、生活和工作等各个方面的秩序，各地中小学和大学，也在开始逐步规划何时重新开学。但是，海外疫情还在持续，每天新增病例仍以万计。这说明，全球新冠病毒疫情非常不容乐观。
有关疫情认识，大的问题有很多方面。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对新冠病毒虽然有了很多认识，但还是不足以让我们认清全貌，从而可以采取立竿见影的有效措施。新冠病毒流入人间之后，专家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人传人，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新冠病毒传染性很大，而且还有一到两周的潜伏期，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是接触和飞沫传播。到目前为止，从全球范围看，对口罩问题也没有形成共识，专家认为戴口罩有用，有些则认为戴口罩无用。对其危害性的认识也不一致，有些认为这是类似于甲流那样的流感，只是有些严重，有些则认为不能低估其危害性，不加控制后果严重。专业认知缺乏共识，存在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其态度也各不相同，导致防疫措施时宽时紧，对防疫措施的配合度也各有差异。
其次是因为认知有限，而且存在分歧，不足以充分指导相关的防疫措施，所以政治家和专家也往往不在一个频道上。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家和专家存在比较一致的认知度，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虽然遭遇到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但疫情应对得当，现在基本都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与此相对，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都在艰苦抗疫的时候，很多发达国家虽然出现了零星的输入性病例，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疫情首先在意大利北部区域严重化，然后是西班牙、德国、法国和英国，接着是美国，相继进入疫情暴发期。尤其是英国和美国。英国的情形是政治家刚开始听从了公共卫生顾问的意见，认为新冠病毒是不可控制的流行病，政府没有办法防控，只能期待大多数英国人都感染病毒并形成群体免疫力。现在英国政治家放弃了公共卫生顾问的意见，转而开始选择积极抗疫，但疫情已经蔓延。美国的情形是政治家一直比较关心经济，而流行病专家仅关注专业防控，疾控中心虽然掌握了防疫大权，却没有给地方城市提供专业的支持，于是出现纽约等地大都市疫情大暴发的问题。
这说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高度重视新冠病毒，正确认识新冠病毒的危害性，选择适当的防疫措施，然后在行动上形成政治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的共识，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千万人口等级的国际化大都市来说，尤其重要。
“武汉模式”与“非武汉模式”
2019年12月底，湖北省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病例。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宣布“封城”，900多万人留在了这座被迫按下暂停键的城市。3月25日，武汉被列入中风险地区。4月8日，武汉“解封”。图为3月26日，在武汉北高速收费站交通卡点，返汉车辆排队等候入城。▼
由于对新冠病毒疫情有一个从认知到形成共识，然后采取适当措施抗疫的过程，而且每一个特大城市往往都是国际性大都市，但所面临的新冠病毒疫情依然各有特点，作为现代化的大都市，虽然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有其显著的优势，但在新冠疫情应对方面，还是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第一个模式是武汉模式，或者说“封城”模式。武汉封锁了进出的交通，包括飞机、铁路和高速公路。“封城”的确第一时间切断了病毒从武汉进一步传向四方的物理途径，但也使得武汉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不得不流向本地已经开始紧张的医护资源。一开始，本地医院不堪重负，医护人员也因防护物资不足而出现感染。这一状况在10天后才开始得到逐步缓解，因为此后本地新建医院开始投入使用，外地医护人员陆续驰援武汉，方舱医院开始建立和使用。武汉方面也开始实施封锁社区的政策，以进一步切断社区传播。
可以说，武汉模式的重点其实不在“封城”。“封城”是武汉顾大局的自我牺牲。武汉模式的重点在于多方面驰援协同作战的医护模式，以及有效的社区抗疫模式。这一模式对于湖北地区其他城市也非常有效，整个湖北，就靠这一模式改变了形势。
第二个是中国其他地区的模式。在武汉“封城”之后，新冠病毒在中国的蔓延其实并没有马上阻止，因为“封城”前已经有500万人员流出武汉到达全国各地。中国的大都市都面临极其紧张的疫情。对于这些地区来说，由于确诊病例不多，医护资源相对充足，没有发生医院病床挤兑的问题，但是社区传播的形势却不乐观。
归结起来，最核心的措施应该就是三个方面：早发现、早治疗、早隔离，形成流行病学应对的专业秩序，切断医护传染源，切断确诊病人的再次传播，切断密切接触人群的传播；以社区为单位，动员各个方面的力量，进行社交和生活隔离，让每一个人的生活秩序符合简化的流行病学规律，不仅切断社区传播链条，而且还在有病例的情况下，减少密集接触人群的流行病学应对负担；确立与防疫秩序相兼容的工作秩序，能远程工作的就远程工作，一旦不得不集中工作，就要做足工作秩序的流行病学应对工作，如远距离吃饭等。其中社区隔离，显然也是重中之重的措施，因为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社区传播问题，强迫隐藏在无症状感染者身上的病毒现身，或者在感染者身上自行消失。
超大城市如何建立“适度防疫秩序”？
总结各国抗疫的经验教训，不仅有利于世界各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更好地应对下一次疫情。
就发达国家来说，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有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设施。建设更多的医院，建设更多的ICU急救病房，生产更多的呼吸机等防护设备，培养更多的医护人员，这是发达国家致死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些方面的基础设施和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因此需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做好这些准备。
其次，要有更好的社区医院和诊所，建立分级诊疗秩序。新加坡和日本的经验是，社区医院和诊所发展得比较好，这样在社区就可以处理很多轻症病人，从而在医疗秩序内容纳更多的轻症病人，让大医院来处理更为棘手的重症病人。我们的大城市建设了很多大医院，但社区医院和诊所一直作为基层医疗点来对待，基础设施落后，值得我们重视。对我们的分级诊疗秩序来说，尤其要重视这一点：基层社区医院和诊所，绝对不应该是技术和服务质量低水平的医疗机构。
第三，要开发诊断技术。如果能有简单、方便和准确的诊断技术，及时分检出无症状感染者，那就可以像韩国那样，在重点疫区实施大规模诊断筛查，及时分离出无症状感染者，及时给予适当的隔离，这样更具有针对性，不用一人得病，大家都吃药。这样不仅可以有效打击疫情，而且还同时给未感染者提供适当的保护，让其正常的生活、社会和工作秩序不受影响，从而减少全面社区封锁管理所带来的成本过高很难持续的问题。
新闻推荐
澎湃新闻4月27日晚从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生物”）方面获悉，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下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