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萨特热”只是一次“错爱”？
□新时报记者 徐敏
2020年，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萨特去世40周年。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个“人人腋下夹着一本萨特”的时代，他一度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化偶像。如今那股热潮早已退去，人们偶尔会提及萨特与波伏娃的爱情契约以及他的拒领诺奖事件。当年的“萨特热”，只是青年知识分子一次激情澎湃的“精神恋爱”吗？其实，总有一些向往自由的人，还在读着萨特。
当年的“萨特热”早已退去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化偶像，萨特无疑名列其中。
让－保尔·萨特（1905-1980）是20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最风靡的哲学家、文学家之一。萨特得以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受到热情崇拜，和最重要的引荐人柳鸣九有着密切的关系。柳鸣九是当代著名外国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他最负盛名和影响的著作正是《萨特研究》。早在1978年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柳鸣九就专门谈到了萨特。1980年4月15日萨特在巴黎逝世时，正在编选《萨特研究》的柳鸣九写下了充满激情的文字：“当这个人不再进行思想的时候，当他不再发出他那经常是不同凡响的声音的时候，人们也许更深切地感到了他丢失了的分量。他在西方思想界所空下来的位置，显然不是短时间里就有人能填补的。”
1981年，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出版，出乎意料地大受读者欢迎，特别是受到文化知识青年的欢迎，一时颇有“洛阳纸贵”之势。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腋下夹着一本萨特的著作，热情地讨论着“存在主义”。萨特的戏剧《肮脏的手》在上海演出时场场爆满，有人曾经回忆：“某一著名大剧院门前，人头攒动，萨特的名剧《肮脏的手》将要演最后一场。”萨特的哲学、文学著作的印行量都很大。“人是被判处为自由的”“他人即地狱”“存在先于本质”等萨特式名言，也一度风行。
然而，诚如他来的时候那般猛烈和炽热，他退去的时候也快速和平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萨特热”很快就与1980年代一同成为历史记忆了。“萨特热”很快平息的原因在学术界也多有研究，当然其原因也不是单一的。“文化工业的进一步壮大，新的文化偶像的诞生，也使得1980年代和萨特越来越像是沧桑岁月里的老人，迈着蹒跚的步伐，从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中退却了。”学者刘大涛在《萨特在中国的影响研究》一书中这样阐述。
直到现在为止，虽然有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在反复出版着萨特的专著《文字生涯》《墙》《什么是文学》等，但萨特已然成为少数知识分子和学术领域人员还在阅读的作者。萨特的图书占据不了书店的显著位置，也不再是年轻人热烈思想讨论的核心。
不过，他并不冷清。据说萨特的墓碑前，每天都有不知姓名者奉献的鲜花。
多种因素催生的“萨特热”
在中国知识界的集体记忆里，萨特的名字就是“存在主义”。
要理解萨特的思想，就必须要对“存在主义”作初步了解。存在主义是一个概括性术语，它涵盖了自1830年以后专注于人的生存、选择和个体责任等主题的欧洲思想家的思想。萨特的核心观点之一“存在先于本质”指的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具有某种固有的本质特征。相反，他通过选择和行动造就自身特性，因而他对自己完全负责。
这样的描述对今天没有阅读和了解过萨特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有很大的理解障碍。其实萨特的思想也并非艰深到不可理解，撩开这些哲学体系的术语与概念所组成的厚厚帷幕，用简明、通俗的话来说，萨特存在主义哲理的核心不外是“存在决定本质”与“自我选择”两大要义，即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在现实中，人进行自由选择、进行自由创造而后获得自己的本质。不难看出，萨特的哲理有助于个人主体积极性的启动与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说，有助于自我启动“正能量”，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积极意义。
今天再回看那段“萨特热”的时代，存在主义风行如此之长，影响如此
之大，不只因为萨特的“ 正 能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萨特研究学者王宁在《柳鸣九的法国文学批评》一文中谈到，“萨特热”有多重因素。早在1955年，萨特本人就同中国有过直接的接触，他携同其终身伴侣波伏娃访问北京，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他对当时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大为惊喜，并在回国后发表访华观感，盛赞中国人民的新成就。这使得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批学者将他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进步作家”和“西方世界的叛逆者”介绍给中国读者。
另外不可忽略的是，萨特另一个重要身份是作家。“萨特的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不曾着意塑造典型形象，作者的匠心主要用于刻画人物的处境、内心的冲突和艰难的抉择。由于他抓住了人们当时共同面临的困境，颇能引起同代人的共鸣。”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萨特文集》八卷版编辑艾珉如此评价，这与当时崛起于中国文坛的“伤痕文学”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一拍即合。所以在当代作家戴厚英的《人啊，人！》、谌容的《杨月月和萨特研究》，以及后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小说中，都能窥见萨特式的人物和经过通俗化了的萨特的存在主义话语。
迷恋萨特只是一次“错爱”？
从“萨特热”退去到现在，仍然有不少学者反思那拨来时炽热退时平静的思想热潮。有部分学者认为，“萨特热”只是当年青年知识分子的深刻初恋，多年后发现那只是一种“错爱”。
2005年萨特诞辰100周年时，《中国新闻周刊》刊发了专题《错爱萨特》，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在这期专题中刊文《仅爱萨特让我们难以清醒》，文中写道：“作为哲学家，萨特是中国‘80年代新一辈’的精神情人，人们经由他的启蒙而觉醒了自我。和萨特的初恋充满激情，无比美好。而当激情消退，许多人检点对萨特的感情时才发现：初恋时毕竟不懂爱情。我们对萨特有太多的误读并且导致了空有一腔热情的错爱。25年后的今天，已经非常自我的中国人，松开了萨特的手，走回了自己。”
实际上后来在学术界很多学者都持有类似的观点。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钱林森在一次有关萨特的访谈中也谈到，中国“萨特热”，是由萨特思想启动、中国知识界积极参与的一次思想解放思潮在东方的生动演练。但真正沉淀下来,耐得起时间咀嚼的东西并不多。“这就是为什么不少当年的‘萨特迷’感慨：萨特只是构成他们一代人‘精神履历与青春回忆的要件之一’。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只不过是留在他们记忆中的一种时尚话语和超级热词而已。”钱林森说，甚或有些媒体将80年代中国知识界与萨特“结缘”的精神初恋，视为一次“错爱”。
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柳鸣九对这种思潮的刊发则比较坦然。他认为，任何一种哲学，哪怕是其现实权威强大得如太阳的哲理，也没法将所有的人都拴在自己的身边，不许离去。不过，萨特的“自我选择”论作为一种具有积极自主精神和创造进取精神的哲学，应该是不会过时的。“因此我相信，在萨特面前的人群肯定会聚聚散散、散散聚聚，但决不会荒无人迹。”柳鸣九说。
事实上虽然和当年的热闹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年来也确实有人在萨特面前聚聚散散。2019年下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最新最全的十卷本《萨特文集》，依然有那些向往自由的人关注、购买和阅读；他的单行本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文字生涯》多年来多次再版；不同版本的“波伏娃回忆录”的出版，人们关注书中的萨特甚至超过波伏娃本身；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时，萨特拒收诺奖的事件也反复被人们所提及。
“不管表面上如何，我只是个虚假的配角。”说到底，可能还是萨特本人对自己的认知最为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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