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凯旋！他被称为“ECMO大神” 经历过非典和汶川救灾
上海最早逆行者钟鸣凯旋。
钟鸣和其他医疗队员走下飞机。海沙尔 图
4月6日下午4点左右，MU7876航班准点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的停机坪上，这是当日抵达的第二架载有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员的航班，而钟鸣就正在此架航班上。下午5点07分，钟鸣抵达隔离酒店。
早在半个小时前，钟鸣妻女已等候在酒店门口，不时望向大巴驶来的方向。
当大巴缓缓驶入酒店，钟鸣在车内和妻女、市民挥手打招呼。下车后，隔着约10米的距离，一家人互相挥挥手。钟鸣的太太用手机记录下丈夫平安归来的时刻。一眼，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钟鸣 海沙尔 图
1月23日晚，小年夜，受国家卫健委指派，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钟鸣驰援武汉，是第一位奔赴前线的上海医学专家。他进驻武汉金银潭医院ICU病房，这里是全国最早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置身国内疫情最初的“暴风眼”，钟鸣身负重任，展示医者担当。他带领团队探寻有效的救治手段，积累临床经验，也摸清一些规律，治愈出院的重症患者与日俱增。
离别时刻，他说心情总是分外复杂。回首75个拼搏的日夜，并肩作战的战友们一一浮现在脑海，穿着防护服的他们，重叠成同样的身影。临别前一天，钟鸣特意又回到金银潭医院和大家告别：“就要离开武汉了，但真的还没记住有些战友的样子。没法一一话别，还是有些遗憾。”
收拾行装时，钟鸣发现出发时带来的行李箱竟然有点不够用了，要装到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多。在武汉的这么多天里，他收到了很多不知名的志愿者送来的东西，包括成箱的口罩、防护服，还有志愿者煲了9个小时的汤。
钟鸣说，他守护病人，武汉也守护着他。
扶危渡厄，医者担当
谁也没料到新冠肺炎疫情会突然爆发。
2020年春节，正如绝大对数国人一样，钟鸣计划和家人轻轻松松欢聚一番。他订了机票，准备带妻子和女儿前往澳大利亚旅行。前几年他去美国进修博士后，两个春节没和家人过，一直心怀歉疚，这次是难得的欢聚机会。
然而，疫情突如其来，所有人的生活骤然“变轨”。1月23日，钟鸣收到国家卫健委的指令，当即取消了一家人的度假之旅，准备奔赴武汉。
留给他准备的时间只有小半天。上午10点多接到指令，下午4点多出发。“家人其实很担心，但他们已经习惯了。”钟鸣说，妻子是医务工作者，清楚他的职责所在，总是全力支持他。他简单收拾了生活用品，中山医院为他备了许多可能用到的医药和物资。
临行前，女儿跟钟鸣深深一抱：“爸爸，我们等你回家。”随即他便登上开往武汉的列车。
1月23日，钟鸣作为上海首位医学专家启程驰援武汉。中山医院 供图
1月23日，钟鸣作为上海首位医学专家登上前往武汉的列车。中山医院 供图
1月24日刚刚抵达武汉，钟鸣顾不上舟车劳顿，当天进驻金银潭医院。他回忆，金银潭医院有3个ICU病房，最早的在南七楼，只有16张病床，根本无法满足大量危重病人。接着医院把楼下的南六、南五楼层临时改造成重症隔离病房，共同接收危重患者。他被安排在六楼，是当时危重病人最多的主战场。
钟鸣抵达武汉后，发朋友圈回复亲友问候。中山医院 供图
“我当时在金银潭担任临床治疗组长，除此之外，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要求巡视筛查危重病人，巡诊，负责卫健委指派的一些工作。”钟鸣说。全面投入救治工作后，钟鸣意识到，“这次真的比较难”。
过去的经验忽然失效了
钟鸣带领着一支治疗小组，负责一个临时改建的ICU病区。每天，他平均工作10-11小时。一开始物资紧张，有时候要穿工业防护服，很笨重，工作起来很累。有时为了节省防护服，本来需要三个医生进病房完成的工作，就由一个医生完成，轮流进病房，这对医生的体力和精力都是巨大挑战。
很多时候，流转到他手里的病人已非常危重。“每个病人之前都经过种种治疗，不行了，再送到这里，所以就决定了我们应该是最艰难的一群医生。”
医生们小心翼翼地对重症病人开展各种治疗，包括呼吸治疗、气管插管、俯卧位等等。如果病人出现肾功能衰竭，医生要做床旁血液净化治疗，甚至给病人上ECMO（人工肺）。每个病人每天的病情都在变化，钟鸣需要保持职业敏感，动态调整药物方案。
他不是没有见过“大阵仗”，恰恰相反，钟鸣在重症救治方面经验丰富，被称“ECMO大神”。他2002-2003年经历过SARS，2008年前往汶川地震现场救灾，已有将近20年重症治疗经验。
然而，这次情况却比想象中严峻。
“新冠肺炎是一种完全陌生的疾病，危重患者救治难度极大。”钟鸣数次谈及，一开始“措手不及”，最大的难点，是当地病人多，医院相对缺少人力和硬件资源。同时，当时人们对这种陌生疾病背后的机制尚不了解，过去积累的许多经验和治疗方法，在这里忽然失效了。
钟鸣发现，有的病人前一天还能交流，病情稳定，第二天突然就走了，“超出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每次碰到这种病例，他都忍不住难过。
许多人对ECMO抱有很大期望，称之为重症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但经过在武汉快速摸索，钟鸣早在2月初便大声疾呼，提醒众人：ECMO救治效果因人而异，不是万能的。
他们把ECMO运用到过不同病例，如果病人只是单纯的呼吸衰竭、肺功能衰竭，或单纯的心功能衰竭，ECMO往往能够起到很好的心肺支持作用。只不过，如果病人已经进展到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状态，那恐怕光靠ECMO支持解决心肺问题，也不能改变最终结局。
钟鸣(右三）中山医院 供图
疫情形势扭转了经过武汉最初一两个星期的摸索，情况渐渐好转。
虽然“依旧很难”，但钟鸣发觉治愈率逐渐上升。医护人员始终在探寻有效的治疗方法，积累临床经验，也掌握了一些规律，特别是流程优化和团队磨合，对救治助益良多。
有一个83岁的老太太，进来时非常凶险，给她吸氧不行，钟鸣用呼吸机无创通气，调整老太太的内环境，调整呼吸参数，避免了老人家气管插管。接着，过渡到患者仅用普通鼻导管轻度吸氧即可。再接下来，老太太核酸转阴，转回到普通病房去了。
危重病房有的病人意识是清醒的，眼神透露出强烈的求生欲。有个病人症状已很严重，看到钟鸣，就努力竖起大拇指说：“谢谢你，谢谢你到武汉，谢谢你帮助我们。”
“那一刻，我觉得我的所有付出，冒的所有风险都值了。”钟鸣说。
钟鸣在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支援。中山医院 供图
随着全国四万多名支援湖北医疗队陆续抵达，物资从四面八方驰援而来，起初疫情最严峻的武汉，防控形势扭转了。在金银潭医院，钟鸣看到治愈出院的病人不断增加，所有医患士气高涨。他总结了三大因素：首先，医护人员对疾病的规律有了更多的了解，治疗关口前移，不会等到不可逆的时候再去做补救性措施。第二，支援力量抵达后，救治能力无论硬件还是软件，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第三，宏观层面的整个隔离、分级、定点医院救治更加有序，转诊及时。
抗击疫情获得阶段性成效，钟鸣作为督导组成员，往返于多家医院，一个病区一个病区地巡视，对每个重症病人进行病例讨论分析。
作为最早一批外省市专家抵达武汉，每天病房和宾馆两点一线，钟鸣不是不害怕。他接触过危重症病人，知道一旦进入危重症状态会发生什么后果，不免也会感到害怕。“工作时不会想这么多，只有一个人独处时想得会多。”
他非常感激家人的支持，把家人视作精神动力。尽管工作疲惫，可一有时间，钟鸣就和家里人联系。家人很担心他，钟鸣告诉他们，自己会做好防护，一定会安全归来。
其实，病人的康复同样是钟鸣的精神动力。他说，病人因为治疗而获益，这是所有医护人员的精神动力的源泉。看到病人康复，看到一个个家庭重新又相聚在一起，正常地生活，这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
疫情之后，最想做什么？这个问题钟鸣在武汉也想过。
他说疫情提醒人们，需要有成熟的系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重症医学科而言，需要平常做好准备，包括医护人员的业务能力，制度体系，以及必要的医疗设备。“回去我对我自己团队也会有一些新的建设”。
“（疫情后）我想去平常地上一天班，我想平常地过一个周末，重新体味，过去每一天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么重要、这么珍惜，平凡的生活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可贵。”他这样感慨。(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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