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医生夫妻的“抗疫”史：亲历疫情后，她力劝流产妇女留下孩子
记者｜赵孟
3月17日，杨婷一天做了7台手术。这是她近一周来的工作常态，她做的一半的手术都是人流，比平时翻了一倍多。
杨婷是湖北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半个月前，她结束了新冠肺炎疫情诊治工作，隔离期过后，她又投入到医院常规门诊恢复的工作中。人流是她最不愿意面对的手术，但这确是疫情高峰过后，妇产医生不得不面临的“善后”工作之一。
杨婷的丈夫黄波也是一名医生，按照国家卫健委的规定，“双职工”夫妻可以不必两人都去“抗疫”一线。但她和丈夫的工作单位分属不同市辖，即便夫妻二人都不是流行病学专业，最终他们还是走到了陌生的一线岗位。
疫情爆发后，无数像杨婷和黄波这样的非传染病专业医生，加入到疫情防控的一线。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而是掺杂着畏惧和使命的艰难抉择的过程。“我只是在承担岗位职责，做一个医者良心的拯救。”
疫情流行高峰已过，这段并不算长的“抗疫”之路，给他们带来的震荡却仍在持续。比如，面对那些要求引产的孕妇，她们总是孜孜不倦地劝她们将孩子留下来。
抉择
2020年1月中旬，杨婷在新闻上看到武汉有人感染一种冠状病毒肺炎，出于职业的敏感，她感到担忧，“非典也是冠状病毒，这个病毒很狡猾”。
临近年底，在武汉工作的当地人陆续回家过年，有些孕妇来医院分娩或者看病，时不时伴有咳嗽症状。杨婷有些警觉，早早给自己戴上了口罩。
杨婷的敏锐有其原因。成为妇产科医生前，她曾在内科有过短暂的传染病工作经历。小时候，杨婷最喜欢的一位叔叔（其父亲的弟弟）罹患出血热去世，她当时只有四五岁，但清晰地记得叔叔的遗体躺在家里的样子，“好像睡着了”。但父亲告诉他，年仅22岁叔叔已经死了。
杨婷家有三兄妹，父亲是一名村医，经常无暇顾及孩子们，叔叔便带着她跟一群堂兄妹们玩，肚子饿了就在叔叔家吃饭。桃子成熟的季节，叔叔经常摘满一筐桃子送到她家里来。叔叔患病后，一直住在他家里治疗。她听父亲说，这是一种传染病，病人用过的东西不能碰，吃饭的碗筷要分开，“好像一得这个病，再亲的人都有距离了”。
她暗暗发誓，长大后要学医，并且要研究传染病。大学毕业那年，她如愿进入一家医院大内科传染病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已知和未知的病毒，“每天都有人死去”。杨婷常常感到无助，她远远做不到让这些人全部康复，加之她身体虚弱，只能重新进修了妇幼保健专业，“与其跟死神较劲，不如迎接新生命。”
杨婷没有想到，时隔多年后，对传染病知识遗忘殆尽的她，将再次迎战一种未知的病毒。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披露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医院紧急开会，研究对策。杨婷相信自己的直觉，她给在武汉工作的弟弟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家。赶在封城前两天，1月21日，弟弟开车回到老家。
1月25日，杨婷所工作的妇幼医院被征用，作为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常规妇幼保健工作暂停。医生们起初并不理解，“我们毕竟是不是搞传染病的，为什么不征用些综合医院？”但没过多久，该市其他两家综合医院也被纳入定点收治医院。
当时，防护物资极度紧缺，大量无法收治的患者信息铺天盖地，武汉许多医院纷纷公开募集防护物资。杨婷所在医院的物资也出现紧缺，不得不在网上募捐。想到自己将要在这样的窘境下面对未知病毒，杨婷倒吸一口气，“从没感觉死亡离自己这么近”。
按照方案，该院医生们被分成四批，与外地支援的专家一起，轮番进入病区给这些新冠肺炎患者诊疗。每一批医护人员工作7-10天，这期间全程都在医院，结束后隔离14天，再回来继续战斗。
杨婷的丈夫黄波也是一名医生，在隔壁市的另一家综合医院内科任职。黄波也接到通知，要求他赶紧回到工作岗位上。此时，湖北大多数州市已经封城，出市更是困难重重。夫妻二人都被困在家里，惶恐不安。
他们有两个孩子，四岁的小儿子年前回到乡下爷爷奶奶家，读初中的大女儿在身边，女儿正值青春期，与家长常有冲突。
此时，黄波更担心妻子的身体。杨婷凝血功能差，每次生理期出血量大，长期处于贫血状态。她体质太差，容易感冒，感冒容易引发肺炎。
在她工作的医院，也有不少“双职工”夫妻，医院都只安排一人上一线。考虑到这些特殊情况，杨婷向医院领导反映，能否安排她不用去一线，尽量照应一下孩子。医院领导表示，杨婷的丈夫在另一个市的医院工作，与她并不在同一所医院，加上医院人手紧缺，她被安排在第三批进病区。
从1月底开始，界面新闻记者与杨婷一直保持联系，她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焦虑感日增，甚至准备写下遗书以备不测。没过多久，国家卫健委出台文件，建议对于夫妻双方都是医生的情况，尽量不安排二人都去一线。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可以据此帮她与医院沟通，她犹豫了一阵，婉拒了。
焦虑愈加严重，并开始影响到她的身体。她感到胸闷、乏力、食欲不振，整夜整夜的失眠。可为了迎战病毒，身体不能垮掉，她每日都要强迫自己吃下许多食物。
奔赴“一线”前，丈夫黄波脸色凝重，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转过脸向妻子说道：“我搞内科的肯定逃不掉，但你搞妇科的不能去。”但他无法决定妻子的排班，也无法逃避自己的选择。
听见丈夫唠叨，杨婷生气了，“你怎么一点都不英雄？”“你想去上班，又怕死，到底在纠结什么呢？”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言不发的刷微信，所有的微信群朋友圈都在转发新冠肺炎信息，彼时，湖北确诊人数每日数以千计的量增加。
丈夫黄波最终鼓起勇气，在网上发起求助，一番周折之后终于获得一张通行证，他将要去负责一个重症病区的工作。2月6日临走前，黄波不忘叮嘱她，“能不去就不要去了。”丈夫出门瞬间，杨婷哭了，“我们什么话也没说，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科室主任一直担心杨婷的状况，向医院领导多次请示后，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医院安排救护车到她老家，将她母亲从老家接来照顾孩子。此时其他社会车辆都已无法通行，这让她很感动。由于正值生理期，原本第三批进去病区的她，又被推后到第四批，让她多了几天的缓冲期。
当日，黄波所在的医院传出有医护人员感染，杨婷百感交集。她亲自找医院领导交涉，说丈夫已经奔赴一线，留下她和老人孩子，她身体底子太差，如果自己在一线发生意外，不仅不能帮助别人，还会成为团队的麻烦，是否可以给她安排一份外围的工作，但未获同意。
“医者良心的拯救”
2月10日，杨婷和第四批进病区的同事们参加了一天的培训，主要内容是针对新冠肺炎救治方案的学习，防护装备穿着规范等。次日，她正式进入病区。科室主任体谅她的境况，与她分在同一个组，方便照应。
当时，医院整个住院大楼都住满了人，但大多数症状较轻，重症患者被集中在一个楼层，全部由专家照看。杨婷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专家治疗病区的20多个轻症患者。她每天早晚例行查房一次，中间遇到病人突发情况随时准备再进病区。
按照规定，从清洁区到病区必须“全副武装”，医院采取最高级别的三级防护标准，除了通常熟知的防护服、口罩、眼罩外、还要戴面罩。即使熟练后，这套装备全部穿好也需要十分钟，哪怕一个细小的缝隙，都可能成为病毒进攻的阀门，必须胶带封好。从清洁区到病毒浓度最高的病区，需要经过三道门。
最初的物资主要依靠捐赠，有些防护服“薄如蝉翼”，以至于她不得不穿两套。防护服裤脚与脚踝之间存在间隙，杨婷便将裤脚踩到脚底下。院领导告诉他们，“自己都保护不好就不要去病区”，这让她觉得“暖心”。过了几天，医院调来了一批质量较好的防护服，物资短缺的问题暂时得到缓解。
每次查房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这期间她常常有窒息感，但不看完病人她就不能离开病区。第一次查房出来，疲惫不堪的她在缓冲区脱防护服时，不慎将口罩弄掉了。按照操作规范，缓冲期依然有较高的病毒含量，只能脱去防护服，等到消杀后洗澡才能摘下口罩。还有一次从病区出来，她发现脸颊都被口罩磨破了。
第一次暴露让她心神不宁，但恐惧很快被疲劳驱赶。除了下病房，其余的时间她们都在清洁区写病历，开医嘱，讨论治疗方案，晚上也睡在医院，24小时待命。
杨婷说，当时核酸试剂盒的检测准确率只有50%，大量CT影像显示有病灶患者，核算检测仍为阴性。医生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将CT影像和临床症状结合，符合标准的统统收治。“我们都使劲为病人着想，努力把病情控制，不想受到某些其他影响。”她说。
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是对的，2020年2月5日下午，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规定将CT影像结果作为临床诊断病例的诊断标准，但这一规定只限于湖北省内。
在病区，杨婷询问患者生活细节时发现，体质好的人基本不熬夜，作息规律，在抵御病毒入侵时，与体质差的人对比明显。年轻的轻症患者治愈率都比较高，而有基础疾病和免疫力低的人，病情容易恶化。每当有病人出院，就是医生们最高兴的时刻，每治愈一个病人，意味着他们离开“战场”的时间就近了一步。
这个病区也有一位40多岁，症状较重的患者，情绪一直不好，每次查房时，都拉着医生不停地询问。杨婷心细，她把自己的微信留给了这位病人，没有在病房时，她通过微信给他提供指导，经常安慰鼓励他。
或许是共同面对病毒的威胁，杨婷发现她和许多同事比以前有了更多耐心。过去，不管面对多么复杂的病情，多么难缠的患者，医生与病人的界限是明晰的。但现在，“你今天是医生，明天就可能成感染者。”
在几十公里外的另一家医院，丈夫黄波也和妻子一样在奋战着。“我们不仅要全力救治患者，还要关心他们的心理状态，给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黄波说。一名疑似患者在入院第二天就失去了耐心，对医生发脾气：“如果最终我不是确诊病人，我就投诉你们！”
作为病区主任，黄波每天都要耐心地给他讲解治疗方案。另外几名医生则把自己的电话和微信留给患者及其家人，希望能消除他们的顾虑。随着疫情的发展，起初满不在乎的患者，随即又陷入了对病情胡思乱想的恐惧中。好几个晚上，这位患者的家属都要给医生打电话，最长一次，一位医生向家属解释了两个小时。
对于传染病人来说，从隔离治疗那一刻起就不能与亲人相见。他们要么治愈后与亲人团聚，要么不幸病重身亡，亲人再见已是骨灰。病区的形势让医生们不敢掉以轻心，有些病患全家感染，有些是夫妻双方感染，对于这类聚集性感染病例，如果病人提出住在同一家医院，医生都会争取满足。“虽然都是单独病房见不到面，但在同一个医院也许让他们更有信心。”杨婷说。
查房期间，杨婷也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不少夫妻都在一个同一个病区，“女人见到医生，总是先问丈夫病情是否好转了；而男人见到医生，总是先问自己的病情怎么样。”
下病房第三天深夜，杨婷突然感觉胸口发闷，喉咙似有异物，她开始频繁咳嗽，吵醒了两米外隔着一道帘子的同事。两人压着心照不宣的恐慌。“明天做个CT吧。”同事说。那夜，她们都没有再入睡。
杨婷并没有去做CT，她告诉同事自己可能是口罩戴太久，咽喉不舒服。她心情复杂，不知道是否与第一次暴露有关。“如果检查出来真的感染了怎么办？”可不检查心理更担心，于是，服用了大量阿比朵尔（一种抗病毒药），又开了一些中药，“把西药当饭吃，中药当水喝”。
在清洁区，同事们坐在一起写病历，她一个人坐得远远的，每咳嗽一声，大家都惊慌的挪动一下位置。后来，她又服用了抗生素，咳嗽和胸闷渐渐消失了。
几天后，她收治了一个新冠肺炎孕妇，孩子即将临盆，必须手术。按照规定，谁收治的病人，手术当由谁来做。但科室主任担心她的身体，主动要求自己来做。
医院没有负压手术室，只能在普通手术室进行，为了防止感染，羊水和血液都密封处理。庆幸的是，手术很成功，孩子顺利降生，未被病毒感染。过了几天，大人也治愈出院。
有空的晚上，杨婷会和丈夫聊会儿视频电话，他们相互问好，并不多谈各自的工作。短短几天，杨婷发现丈夫瘦了，头发也被剃光了。电话那头的黄波也有同感，妻子的秀发也已经不在。杨婷最满意的就是自己的头发，长大后就没有剪过，已经垂到了腰间。但长发不便于防护，下病区前她一狠心，减掉头发扔到垃圾桶。
“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
2月18日，结束了一周的病区值守，杨婷开始进入隔离期，然后准备再投入下一轮“战斗”。
隔离期间，每个医生一个房间，不能外出，也不能见亲友。静下来后，杨婷才格外想念两个孩子。作为医生，不应该逃避职责，但作为一个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坦言“不怕死是假的”。
小儿子跟婆婆住在乡下，那所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每到下雨房子就漏水，想到儿子在那样的环境下奔跑玩耍，杨婷内心五味杂陈。下病区前，婆婆就打电话，说孩子奶粉没有了，她也无法送到，只能让婆婆“有什么就给他吃什么吧。”
大女儿正是青春期，学习成绩不理想，前几天给她了一条信息：“妈妈，我要是成绩好就好了。”她感受到女儿的焦躁，眼泪瞬间一瞬间就滚了出来。
2月23日，女儿在家闹情绪，手被划破了几条口子，杨婷六十多岁的母亲忧心如焚。她向医院说明情况希望能回家，但隔离规定严格，不允许离开。隔离酒店与家隔着一条十字街，她只能站在窗口眺望。那天，她给女儿写了一封信，又找了几个朋友加微信安慰孩子，才慢慢平复下来。
她在信中告诉女儿，疫情发生后，各地出了不少针对医护人员子女的加分政策，“有些人觉得很开心，但是我没有兴奋的感觉，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小事”。“平凡的，自由的生活是最幸福的，我不再逼你好好学习了，我只想看到你快乐阳光的微笑。妈妈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不假。”她写道。
后面的五个夜晚，她连续失眠。医院考虑到事态严重，让她结束隔离就回家照顾孩子。
这天，正好是杨婷的生日，丈夫直到晚上才打来视频电话。杨婷以为在通话结尾，丈夫会给她一个惊喜，哪怕是一句“生日快乐”也行。但突然，丈夫告诉她，有个病人正在找他，视频必须要挂断了。没有蛋糕，没有祝福，“他也是给忙忘记了。”
隔离期间，医院有个护士诞下一名婴儿，这是“抗疫”期间难得的喜事，护士的丈夫正好也是一名医生，仍在一线奋战。虽然无法见面，但同事们纷纷发去祝福。杨婷想到这些，一股振奋的暖流涌上心头，她告诉丈夫，自己要申请再回到一线。
她为这份工作感到自豪，却不是人人都能理解。隔离期间清洗衣服后，她和同事爬到楼顶晾晒，但次日上去收衣服时，发现去顶楼的门锁住了。酒店老板告诉她，顶层有些普通居民，听说有医生在此隔离，“说你们是带毒的”，于是把门锁住试图阻止她们去楼顶。
杨婷欲哭无泪。她和同事只能在宾馆房间，用吹风机将洗后的衣服吹干。不仅如此，甚至一些过去认识她们的人，“也像躲瘟神似的”。结束隔离后，她再也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是医生了。
2月24日，尚在隔离期间的她得到消息，近期患者数量下降，当地调整了收治方案，她所在的医院不再接受新冠肺炎患者，新增患者由另一家医院收治，现有病人全部出院后，医生们隔离结束，即可回归原来岗位。那位她在微信上鼓励过的患者，也已康复出院，每次她发朋友圈都来点赞。
3月12日，国家卫健委宣布，总体上看，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随后，各个医院开始接诊常规病人，杨婷又像往常一样成了“工作狂”。疫情虽然告一段落，但“善后”事宜仍不轻松。
医院重新开诊第一天，医护人员只有平时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人员都在隔离，但光住院病人就占了三层楼，加上门诊可能有几百人。因疫情积压的患者人数，仍在持续增加。现在，医院已经开了8层楼的住院病房，而平时一般只有需要4层。
最近，杨婷每天要做六七台手术，其中一半是引产，这是杨婷最不愿意面对的工作。平日里，引产手术很少，“十个中有可能有两个。”许多胎儿都是符合政策的二孩，但父母或顾虑抚养成本，或因为孕前服用药物，担心胎儿质量，决定放弃。杨婷每次都要一遍一遍劝她们将孩子留下来。
如今，她比过去有了更多耐心，仍在孜孜不倦的劝说那些试图引产的妇女。她觉得，人与人之间不同命运的联结，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她还在几个群里，每天给朋友们普及疫情防控知识，三番五次叮嘱大家，“在忙也要抽空看一下”。
丈夫黄波也即将结束这一轮的救治工作，他已经在重症病区值守了一个多月，现在正在隔离期，身体暂时无恙。3月18日，黄波所在医院发了一篇记述该院医护人员的文章，其中写到了黄波的事迹。黄波转到的了自己的微信朋友圈。
晚上，黄波给妻子打来电话，很认真地问她是否看到了那篇文章。杨婷说看到了，黄波又问为什么不点赞，杨婷半开玩笑说：“我觉得那篇文章写得不好，重点还没有突出来。”
“哦，我也觉得。”黄波笑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婷、黄波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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