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抗疫史上的“高光时刻”
高福进
人类史与疾病史始终相伴，人类进化及社会发展实际上也是与各种疾病进行不断斗争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有些传染病甚至影响到了区域发展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
在与疫病抗争的过程中，人类探索总结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用隔离法抵御瘟疫的流行，就有数千年的历史。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疫情暴发期间，为遏制大规模的、迅速的传播，相关国家采取了一个有效的措施——“非药物干预”举措。其具体内容包括：隔离患者和感染者，强制性关闭公共场所，提倡和执行良好的个人卫生行为和习惯，等等。这些措施既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又带有非强制性的呼吁、倡导和宣传，是符合应对疫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的。
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隔离遏制疫病传播的实践记载，疬疫病疾中的“疬疫”就指的是传染病。殷墟出土文物中，甲骨文字有“疾疫”“疾年”等字。可以推断，上古时期已有传染病方面的记载，甚至是应对防控的实践。此外，各种文献如《周礼》《吕氏春秋》中也有相关记述。
春秋时期，孔子探望颜回时，曾“隔窗而望病”。宋代朱熹等人认为，这是孔子因担心传染而特意让自己与弟子处于隔离状态，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弟子主动与孔子隔离而望。
这种自我隔离的传统一直流传下来，《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就有不少隔离案例。例如，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许多人重度感染后为避免再传给亲人而紧闭房门，只在窗户上开一小洞，以便传递饭菜和便桶。
清初，京城常闹天花，朝廷严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顺治帝还曾移驾到行宫，只让太监送饭送炭，“惜薪司环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疑似患者），无论男女大小，俱逐出”。
中国传统医学强调预防为主，讲究个人卫生，提倡用中草药进行消毒杀菌，并对卫生防疫进行了理论总结和实践指导。例如，葛洪的《肘后方》主张祛除“气疫”，里面就有六种针对空气消毒的药方。
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明确记载在《汉书·平帝纪》中就有出现：“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一“舍空邸第”，可以说是最早明确记载的“隔离医院”。南北朝时期，为了遏制疫病的传播，隔离方式已成为正式推行的一种制度。距今1500年前，北魏太医署“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南朝齐的“六疾馆”更是为隔离遏制和防护而建立起来的专门机构，不仅收治患者，而且将病人与健康者进行有效隔离。明末江南医学家吴又可的《瘟疫论》，是中国首部传染病学的专论。其防治观点和救助方法包括：遮掩口鼻加以防护（可惜未能就此发明口罩）；焚烧已死患者的尸体，避免传播；对患者进行隔离，等等。
综合性抗疫机制得到建立与完善。古代抗疫机制在隋唐时期已基本成形。当时，为应对突发疫情，朝廷建立了三大应对机制：及时医疗，遏制传染，赋税减免。至两宋，抗疫机制进一步完善。宋代设立更高规格的“太医院”，并增设太医局等医疗、医学机构，日常多为朝廷服务，特殊时期翰林医官则应诏赴疫情暴发地区巡视和防治。此外，朝廷还设置惠民和剂局，在疫情暴发时对中草药实行降价。众多慈善机构，如宋代的安济坊、居养院等，加上民间救助团体，在防止疫情的过程中共同发挥积极作用。
19世纪前，人类对抗黑死病、鼠疫、天花、流感这类疫病采取了一定措施，但更多的时候只能听天由命。20世纪以来，人类终于逐步走出阴霾，在抗疫斗争中越来越占据主动。(B)(13)
新闻推荐
记者30日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针对春耕生产、春季踏青、清明祭扫等易造成森林火情的严峻形势，北京现已全面启动春季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