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武汉肺科医院院长：危重病例救治仍在高峰期
进入3月，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在武汉已出现明显好转，让这座已经“封城”两个多月的城市如沐春风。
3月底，原有46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向10家定点医院集中，武汉市肺科医院（市结核病防治所）就是10家医院之一，而被腾退的医院进行消杀后，将逐步恢复原有医疗体系。
这也意味着，作为最早的三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之一的武汉市肺科医院的“战疫”还未结束。
从1月3日被确定为定点医院后，这家肺科医院经历了前期不明原因肺炎的未知、发热门诊患者数量陡增及“应收尽收”后的平静，到如今成为“最后的战场”，该院院长彭鹏始终奔于抗疫的一线，对医院的整体救治工作进行部署。
彭鹏（左一）在统计表前指导工作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参与过2017年H7N9防控一线工作的彭鹏对早期疫情发展有自己的判断，在新冠肺炎还未被得到明确认知时，他已向医院传达提升医护防护措施的要求，这也使得该院医务人员感染数量极少。
彭鹏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直言说，“医务人员一旦发生感染了，作为一个院长，我觉得是对不起职工的，就不是一个好的院长，你哪怕救治了再多的病人。”
下阶段，武汉市肺科医院在彭鹏领导下将进入攻坚克难的时期——遗留下来的病人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合并有其他疾病的患者比较多，从各个医院转来的极危重症的患者救治难度还是非常大。
彭鹏还不确定医院何时能恢复正常医疗秩序，但该院内的一棵樱花树已经盛放，至少现在，武汉的春天已经到来。
以下是与彭鹏的对话：
“疫情比我们想象要严重”
澎湃新闻：肺科医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疫情出现严重性的倾向？
彭鹏：1月3日我们被武汉市卫健委确定为定点医院，我们就意识到，既然是定点医院，就有可能像当年的H7N9，甚至像之前的SARS那样，有可能是一个病人数会比较多或者致死率会比较高的传染病。到了1月6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我们在开办公会，突然就接到门诊说我们一个小时之内就来了6个发热的病人，都是自述跟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系，那么我们就意识到了，可能疫情比我们之前所想象的H7N9要严重，所以当时办公会立马就结束了，我们就去查看了相关的情况后发现，这些患者的病情都不算太轻。
密集来了这么多病人，我们觉得原有的发热门诊已经不能应对可能增长的发热病人的需要，所以决定把一个独立的耐多药结核病诊疗单元临时改造成了发热门诊。在整个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峰期，我们发热门诊里的留观床和输液全部都是满的。而当时的决定让发热门诊的接诊面积大了一些，诊室多了一些，这对后来发热门诊能够有序的运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很多病人感受到我们肺科医院的发热门诊跟其他医院比，相对有序一些。
澎湃新闻：当时领导班子作出决定的原因是什么？
彭鹏：各个因素都有。第一，在短时间内各个医院转诊过来的、推荐到我这里来看发热门诊的病人一个小时能够达到六七个，证明可能潜在的病人不会太少。第二，从对病人的检查情况来看，肺上的损害都不算太轻，和我们过去遇到的日常感冒还是不一样。第三，有些病人临床表现比较重。此外，本身我们是一家同时收治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医院，那么对于防护措施，我们领导的意识会更加强一些。
澎湃新闻：我们看到肺科医院做了非常详细的统计表，其中把每个病区床位对应的患者姓名均标记了出来，同时对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和无接触史的患者做了颜色标记上的区分，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做统计表的想法？
彭鹏：这是作为一个医院管理者日常管理上的想法，是一个管理者最基本的技能。2017年，湖北省当时H7N9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是负责在金银潭医院驻点，负责整个金银潭工作的总协调。既然是总协调，每天都有报表，所以我也知道各级部门在整个疫情到来的时候利用报表的重要性，就希望这次疫情也能够得到一个很直接的报告。最开始我们数据报表组是4个人，现在扩充到6个人。各种报表不能出错，每一张报表都得能够溯源，每一个数据都能够溯源。
澎湃新闻：武汉市卫健委在去年12月30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当时肺科医院有领导参加了这个会议吗？
彭鹏：有领导参加，市卫健委要求所有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都要参加的。不过，12月30日的会议不是我参加的，12月31日晚上还开了一个会，要求主要领导参加，就是我去参加的。
澎湃新闻：12月31日的会议上传达了怎样的信息？
彭鹏：因为最开始12月30日网上出现了舆情，会上就通报了前期的一些情况，提到收治了一些不明原因传染病的病人，转到了金银潭医院，正在进行一些病原学的检查，希望大家不要恐慌，有序地开展医疗工作。我们医院把自己的防控升级，包括后续买了一些防护物资做储备，还是基于我们医院的习惯，或者说对于后期防控工作的一个判断。
澎湃新闻：所以你们当时已经察觉到可能这个病会变严重？
彭鹏：不能说我们判断出这个病很严重，只是对于一个不明原因传染病，尤其是在秋冬季节，我首先联想的就是H7N9，本着对医务人员负责的想法，我们把防护级别提升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其次，我个人的经历，我当年在金银潭驻点协调过整个H7N9的救治，所以我也能够深刻体会到，如果说一旦来了一个高致病的传染病，那么对防护用品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根据这些经验，我们就做出了要多储备一些防护用品的决定，能够缓解医务人员心理上的恐慌，起到真正的防护作用。
“我要如何保护我的医务人员？”
澎湃新闻：你在统计表上对是否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患者进行了标记上区分，什么样的情况下感受到疫情压力会更大？是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人越来越多，还是没有的人越来越多？
彭鹏：肯定是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人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压力会大一些。我们在流行病学当中，如果有直接暴露史的病人，有明确的流行病学因素，那么这个疾病更容易可防可治。但是如果这种暴露史不明确，那么可能就提示有多个传染源的存在，甚至不排除人传人、二代病的可能性，对于防治难度就会大得多。
澎湃新闻：你是从什么时候明确感受到疫情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
彭鹏：可能开始收治大概一周左右。因为我们只是简单地询问患者流行病学史，而真正流调的技术含量比我们临床询问流行病学史要求更高，我们只是简单判断一下患者是否住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近期是否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从我们一周收治的情况来看的话，可能没有明确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病人是呈一个上升趋势的，所以我们也一直保持足够的警惕，但不能说依据我们所收治的病人就来判断发生了人传人，因为毕竟我们收治病人有限，我们临床的医生对于流行病学史的调查没有疾控部门专业。
澎湃新闻：一周左右是指1月6日以后的一周？
彭鹏：1月6日以后的一周，随着我们收治的病人增多，这个趋势就看得出来了。如果说老是只收个三五个病人，七八个病人，是看不出来趋势的，要达到一定的量，一二十个甚至更多，这样的话才能够看得出。
澎湃新闻：肺科医院是什么时候出现患者的大量增长？
彭鹏：从1月6日以后，我们发热门诊整个的门诊量就是在逐步升高，应该是在春节左右达到了一个高峰，它不是哪一天出现井喷，而是逐步上升的过程，维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呈逐步下降的趋势，我们医院应该跟整个的疫情的发展轨迹是相一致的。
澎湃新闻：除了患者数量的增多以外，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最大压力来自于哪里？
彭鹏：我们作为一个救治的定点医院，压力肯定来自于整个救治工作。随着救治任务的加重，病人越来越多，我们一开始准备的102个床位已经满足不了救治的需要，我们每天的门诊量最高峰的时候达到四五百，其中相当多的患者都是要住院的。
另外一个方面，当时我们已经知道可能是一种新型的病原体所引起的一个传染病，在对疾病认知不充分的情况下，对困难也就不可能预计得那么充分，这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要如何去保护我的医务人员？医务人员一旦发生感染了，作为一个院长，我觉得是对不起职工的，就不是一个好的院长，你哪怕救治了再多的病人。
澎湃新闻：我们了解到，肺科医院在此次疫情中医院感染的比例是很低的，你现在总结起来，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否和肺科医院本身也承担结核病防治工作，医院大楼的房屋结构比较符合传染病要求？
彭鹏：应该是多方面。你刚才说我们医院的房屋结构是不是更加符合传染病的设计标准？ 肯定是的，但是房屋结构在新冠肺炎的防控当中有多大效果？我把它排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
我们最开始投入新冠肺炎救治的一栋旧楼，并不是按照传染病的要求修建的楼，没有所谓的“三区”和气流控制的系统。在那栋楼里，我们坚持了有一个月，收治了大概三四百个病人。但当时我们没有发生一名医务人员感染，足以证明房屋结构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哪怕是综合医院的综合病房，经过改造，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防护要求。
我反倒觉得我们的医务人员感染率比较低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坚持了日常戴口罩的习惯和要求。作为一个收治传染病的医院，我们的医务人员上门诊是有戴N95口罩的习惯，所以我们的N95口罩就是一个标准配备。其次，我们一直在门诊坚持给患者佩戴普通外科口罩，这能够很有效地避免医务人员的感染。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线医务人员感染就只有三例。从总体的情况来看，我们医院的感染的人数还是非常低的。
“科学的预判才能做到适度的防护”
澎湃新闻：救治压力从什么时候出现缓解？
彭鹏：这是逐步的过程，应该是在国家派驻的医疗队来了以后，2月20日左右我就明显感受到病人没有那么多了。
澎湃新闻：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肺科医院将是最后的10家定点医院之一，未来的治疗重点是如何安排的？
彭鹏：作为定点医院，何时能够恢复正常的医疗秩序要听市指挥部的安排，结合目前的情况，我们从门诊收治的病人已经很少了，大部分都是各个医院在腾退并恢复正常医疗秩序过程当中，我们接收其他医院转过来的病人，这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现在遗留下来的病人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60岁以上老人基本上占到我们现在住院病人的70%以上。第二，入院的时候就合并有其他疾病的患者比较多，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肾病，对于多学科诊疗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现在入院时候就有其他合并症的患者占到85%以上。第三，从各个医院转来的极危重症的患者救治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医院目前在ICU里，有创的、机械通气的患者，以及使用ecmo、使用人工肾或者人工肝的患者仍处在高峰期，尤其在ICU里，后期治疗上的难度以及工作量比以前更大了。
彭鹏（右一）进ICU了解病人情况
这些重症病人来了以后，我们会向省、市指挥部，包括国家层面申请更多的专业性人员。以ecmo为例，日常我们医院可能一年就开展几台ecmo的治疗，而现在同时有7台。每一台ecmo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至少需要6-8名医务人员进行密切的观察，而依靠我们自身的医务人员是无法满足同时对7台ecmo的观察。目前，北京、江苏、浙江专业的重症治疗团队支援我们医院。
澎湃新闻：我们在进行新冠肺炎患者治疗的同时，还在“双线作战”，一直坚持在做结核病的治疗工作，这样的“双线作战”是不是也带来了压力？
彭鹏：肯定是有的，因为结核病的患者中还是有重症的，每年我们结核病的死亡人数也不在少数，如果说这些患者不得到及时的救治，那么势必会引起我们结核病的死亡率上升，而结核病对我们国家来说也是一个重大传染病。
另外一个方面，结核病也是以肺部病变为主，那么这个时候新冠所引起的肺部感染可能混杂在结核病本身的肺部病变当中，不容易被识别，甚至被完全掩盖。我们在收治普通呼吸道病人和结核病人时，发现过三例新冠肺炎患者。所以收治合并感染病人这一部分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我们在整个收治结核病的病房当中，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第一，我们把结核病房医务人员的防护等级也提高了，跟新冠病房同样对待，因为都是呼吸道传染病，危险程度应该相似。第二，对于收治有发热、肺上有病灶的这些病人，我们在没有完全排除新冠的情况下，还是会分区收治，尽量让已排除新冠的结核病患者在一个区域，没有完全排除的收在另一个区域。
澎湃新闻：从肺科医院一直以来对结核病的防控工作来看，你认为对一个认知有限的传染病，早期的防控应该是绷紧一根弦，更早用最坏的打算去做防控，还是说需要有一个认知的过程？
彭鹏：现在提倡的是以大概率的思维去应对小概率的事件，所以我觉得科学适度的防控才是有效的。比如，在疾病的早期，当发热门诊中这种病人不是非常多的时候，采取一个标准防护就够了。但是，当这样病人逐渐多了，单位面积内病人密度非常高，那么病原的密度、飞沫的密度也会非常高，这个时候就必须提升防控了，而不能因为发热门诊有一个标准防护措施，而不把防护级别提升，这是因情况而异的。所以，应该来说是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加上相对科学的预判，才能够做到适度的防护。(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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