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0号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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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疫情依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据最新消息，截至3月24日上午11：51，中国以外全球确诊累计295257例。
在互联网时代，对于疫情的关注和讨论，相比于此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更多的话题。同时，面对不断攀升的全球确诊人数，更多的焦虑和疑问也层出不穷。
如果仅仅是确诊感染，依然有很大的治愈希望，然后继续正常的生活。然而，比确诊感染更可怕的，是成为“0号病人”。如果不幸被贴上此标签，那么即便被治愈，也将长久地活在被阴霾重重覆盖的角落。
那么，什么是“0号病人”？
从新冠病毒初次出现到如今，满心忐忑的众人热衷于讨论它的一切，人们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参与事件，殊不知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谣言”往往是它的双生子。
图源：凤凰网
前段时间，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发表声明称：网上流传的关于所内毕业生黄某为“新冠0号病人”的言论并不属实。
武汉病毒研究所就“新冠0号病人”传言发表声明
这之后，谣言虽破，可人们关于“0号病人”的讨论却从未停止。
在疫情面前，这个被医学界称作“初始病例”的名词，对疾病的认识与研究有着非比寻常的积极意义。
可对于“0号病人”本身说来，这样自带戏剧性的定义，却更像是一个无奈的标签。
纠结、痛苦、误解、遗憾……回看历史，这些都曾是他们的人生。
“0号病人”概念首次被提出，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
一位名为兰迪·席尔茨的记者，在其著作《世纪的哭泣》中，将加拿大男子盖尔坦·杜加称为“美国史上首位AIDS患者”，即“艾滋病0号患者”。
彼时，HIV病毒正在这片土地上悄悄蔓延，而众人对其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可怕的疾病”。在“未知”面前，恐慌与讨论都是常态。
众人喋喋不休地争论着与HIV有关的一切，包括病症，同时也包括盖尔坦·杜加。
盖尔坦·杜加
在杜加短暂的31年人生中，“1980年”是他无法忘却的命运索沟。这一年将他的人生一分为二，前半程无比辉煌，后半程满是潦草。
加拿大的魁北克市是北美洲唯一一座拥有城墙的城市。它划分了地域的边界，同时也分割了盖尔坦·杜加的人生。
加拿大魁北克城墙
1973年，杜加20岁。
在人生的黄金年代，这个一心渴望自由的男孩穿过了那堵矗立在城市中几百年的厚厚城墙，去到了温哥华，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蓝天梦”。
少年时代的杜盖尔·杜加
那是段让杜加一生难忘的幸福时光。
摆脱了原本一成不变的生活，这位“外貌出众、性格如天使一般”的少年，火速适应了新环境中的一切。他结交了朋友、收获了爱情、赢得了肯定，最重要的是，他终于完成了自己儿时的梦想——飞上云端，成为了一名空乘人员。
在移居温哥华之后一年，杜加进入加拿大航空公司工作。因为这份职业，频繁搬家成了他不得不面对的“麻烦事”。
哈利法克斯、多伦多、蒙特利尔……游走在各大城市之间，他偶感疲惫，但更多却是享受。这是他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其收获爱情的机会。
如今的加拿大多伦多市风光
作为一名优秀且专业的空乘人员，杜加有着极强的学习能力与社交本领。他会说多国语言，热爱运动，喜好艺术、性格极好，很容易与别人打成一片。
他总能轻而易举地收获肯定与赞美，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情场。
杜加从来不否认自己拥有丰富的情史。相比于遮遮掩掩，他更习惯坦然地说出那些恋情。在他看来，这些是他人生的一部分。
享受人生、沉醉爱情，在杜加的青年时代，这两件事是他最看重的事情。实际上，他也的的确确过上了理想中的生活。
空乘的工作为杜加提供了绝佳的旅行机会，他频繁出现在多国多地的娱乐场所。他如同猎艳场上的常胜将军，在吸引与讨好形形色色的交往对象这件事上，杜加很少失手，并且乐此不彼。
换个角度来看，每一段恋情其实都是杜加个人魅力的证明。他无法想到，仅仅是几年之后，那些曾带给他无限快乐的欢愉，会变成他人生所有噩梦的开端。
1980年5月，一向健康的杜加察觉到了自己身体的异样。
他的身上忽然开始出现紫斑与红疹，随着时间的推移，斑块与结节还有扩散与变大的趋势。
起初杜加只以为自己是出现了过敏反应，他到医院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后拿到了自己诊断结果，上面清楚地写到：该病人患有卡波西肉瘤（简称“KS”）。
很久之后，KS与肺囊虫肺炎被认定为艾滋病的常见并发症。可当“HIV病毒”概念还未被提出时，这只被认作是一种恶性的皮肤肿瘤。
艾滋病毒
那一年夏天，盖尔坦·杜加正式入院接受治疗。在等待化疗的过程中，他见到了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
他们详细询问了杜加的个人情况，虽然过程中大家都尽力表现得极为正常，但杜加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似乎遇上了比肿瘤更麻烦的事情。
那时的杜加并不知道，疾控中心正在悄悄调查着一种“新型病毒”；而更让其惊慌的是，最近被确诊感染这种“致命病毒”的3位病患，竟都和自己发生过性行为。
这之后不久，“怪病”开始在美国境内接二连三出现。察觉到事态严重的科研人员对此展开调查，可得到的回应却少之又少。
因为不想公开自己的隐私，绝大多数患者拒绝了疾控中心的拜访。调查不得不因此停滞，而此时杜加却专门为此从加拿大赶到了美国。
面对调研时，杜加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配合，甚至当被问起过往情史时，他都有问必答。
根据他的回忆，疾控中心找到了5年内与其发生过性行为的72名伴侣，而在这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与杜加相同的病症。
杜加的坦诚，使研究人员对认识病毒与探索其传播途径的进程大大加快。那年9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将这种疾病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即“AIDS”、艾滋病。
在撰写相关文件时，为了方便记录，调查员将所有关联病人逐一以“城市+确诊顺序”的方式标注：
洛杉矶（Los Angeles）首位被确诊的病人，被标记为“LA 1”；纽约（New York）第一位被确诊的人，则被标记为“NY1”。
在众多病患中，唯有杜加来自外国，因此他被标记为“加州以外的患者”（Out of California），即“Patient O”。
当一系列准备工作结束后，疾控中心将这份报告公之于众。
但由于字母“O”与数字“0”长得过于相似，代表杜加的图形又恰好位于整个关联图形的中间位置，这名积极配合调查、为人类认知艾滋病做出巨大贡献的“患者O”，便成了人人避而远之的“0号患者”。
当时发表的相关文件
其中红框里的字母“O”则代表盖尔坦·杜加
这个可怕的误会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不明真相的人们将有关于艾滋病的一切，都归责于杜加身上。
这之后《纽约邮报》直呼他是“给美国带来艾滋的男人”，各类媒体无休止地报道他的个人生活与隐私。杂志与报纸将他的照片印在头版头条，用来报道他的每一个字都满是厌恶与讥讽。
因为一个可笑的乌龙，杜加成了 “全美最痛恨的男人”。
《纽约邮报》称呼杜加为：“把艾滋病带入美国的人”
被强行认定为“艾滋0号病人”后，杜加彻底走进了人生的阴暗角落。他没有了工作，失去了朋友，就连其家人也因此遭受了无休止地谩骂与侮辱。
无可奈何中，杜加躲到了乡下，并于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期间，他积极参与了艾滋病的宣传与防治工作，并且主动拒绝了一切与他人密切接触的活动。
1984年3月30日，盖尔坦·杜加因艾滋病去世，可舆论对于他的“讨伐”却从未停止。
之后几年间，与杜加有关的书籍、电影、纪录片于全世界流行。
在其中，作者对他个人及生活进行大量杜撰，将他描写成一位拥有“反社会人格”、“故意传播艾滋病”、“与2600人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更有甚者还编造了杜加性侵过黑猩猩的荒谬言论。
当时的报道中杜加被称为“0号病人”（patient 0）
因为杜加的离世，这些关于他的谣言，都变成了“默认”。没有人为他辩解，直到32年后。
2016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迈克尔·沃罗比（Michael Worobey）博士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自然》上发表论文。基因研究报告表明：
杜加仅仅只是普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之一。既没有生物学也没有历史证据证明他是美国首例或 HIV-1 B亚型的首例病人，而关于“0号患者”的观点，也没有科学数据支持。
在得知真相之后，当年参与撰写与出版《世纪的哭泣》的工作人员公开表示遗憾，他们承认：“为了刺激销售，有意识地在书籍和宣传活动中丑化和诋毁杜加。”
令人唏嘘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兰迪·席尔茨，也是因感染艾滋病而去世。
《世纪的哭泣》作者兰迪·席尔茨
时过境迁，曾经历过“艾滋0号病人”争论的人，都已将愤怒与痛恨磨平。
几十年后，当人们站在真相前再次谈起往事时，一句道歉便可交待所有情绪。
可对于杜加来说，这样的“遗憾”却比艾滋病更早地，埋葬了他的一生。
在关于“艾滋0号病人”的谣言与争论中，舆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杜加因此备受煎熬，可实际上，在媒体还未发达的从前，“0号病人”的处境依旧难堪。
1906年夏天，纽约银行家华伦为全家计划了一次消夏旅行。他们来到了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岛屿，算上随行的厨师玛丽，和几位菲佣、园丁，一行共11人。
海风吹散了夏日的闷热，华伦一家感受到了难得的舒爽，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8月底，华伦的小女儿首先出现了发烧40°且持续高热、面部红肿的现象，紧接着其爱人与女佣也相继出现了相同的病症。华伦知道，这是伤寒的表现。
当时华伦一家人所住的别墅
随着医学的进步，过去被称为“四大瘟疫”之一的伤寒，在如今已经变得可防可控，但在彼时的美国，它依旧是一个可怕的梦魇。
在尚不明确如何救治伤寒的时候，人们只知晓，这是一个由细菌引起的疾病，它攻击人的肝脏，严重时还能夺取性命。
这之后，居住在消夏别墅中的11个人中，有6人感染了严重的伤寒。这样的局面让作为一家之主的他忐忑不安，为了寻求一个真相，他找到了医生索柏。
在处理伤寒方面，索柏是难得的专家。在详细询问了华伦家中情况后，他将调查重点放在了厨师玛丽的身上——在被伤寒“袭击”的别墅中，她是唯一没有出现任何症状的人。
玛丽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索柏找到了玛丽就职的经历。他惊讶地发现，在过去近8年的时间里，这位女厨师前前后后服务过7个家庭，每个工作地点都曾爆发过伤寒病，累计共有22个病例，其中还有1人因此丧命。
玛丽这一极其特殊的经历，迅速引起了索柏医生的注意。于是他来到了华伦的家里，试图采取到这位厨师的血液和粪便样本进行化验。
二人见面时，医生毫不避讳地对玛丽说道：“我怀疑是你将伤寒传染给了华伦一家，现在我要带你的粪便回去检查。”
索柏医生
过分直白的话语让本就性格内向、传统的妇女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和尴尬。诬陷自己是伤寒的传染源已经很过分了，现在还要当着众人的面讨论如厕的问题！这跟“耍流氓”有什么区别？！
盛怒之下，玛丽举起了厨房里的尖杈向索伦刺去。
索柏回忆到：“她抓起一把大杈子，朝我直戳过来。我飞快地跑过又长又窄的大厅，从铁门里逃了出去。”
当时描述玛丽被捕的漫画
原本正常的疾病调查，以闹剧收尾。见自己搞不定玛丽，不愿意放弃的索伦只好找来当地卫生官员寻求帮助。
医生的举动在如今看来并没有错，但实际上，有些事情就是在严格遵循“真实”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失控。
决定动用武力强制隔离玛丽的那一天，当地卫生官员带来了5名警察。他们粗暴地敲开了这位独居妇女的房门，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闯进了她的家里。
这样的阵仗吓坏了玛丽，她习惯性反抗，并且躲进自家的壁橱之中，希望以此来躲避抓捕，却未能如愿。
那个午后，众人将玛丽强行抬进了救护车。
在前往医院的路上，众人都沉浸在抓捕到“伤寒罪魁祸首”的喜悦中，唯有被绑在床上的玛丽满心疑惑。因为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一个人耐心地和她解释过，自己被捕的理由。
影视作品中玛丽的形象
带着诸多不满，玛丽完成了医院的检验。结果显示，她的胆囊之中含有大量的伤寒杆菌，而她之所以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是因为细菌已经其人体细胞形成了一种罕见的“和平共生”状态。
这种“诡异”的表现让大众误认为玛丽便是“伤寒”本身，即0号病人。她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发现的，第一位伤寒无症状感染者，同时她也成为了该病的超级传播者。
有数据表明，玛丽一生中直接传播了52例伤寒，其中7例死亡，间接被传染者不计其数。
“伤寒玛丽”漫画
为了阻止疫情的继续蔓延，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将玛丽送到了位于北兄弟岛上的，一所远离陆地的传染病医院中。
在那里，她接受了近3年的隔离治疗，期间还被要求用割掉胆囊的方式，来治疗伤寒。疾病面前，玛丽没有任何自由可言。
北兄弟岛
1909年6月，饱受隔离折磨的玛丽选择与卫生部门对簿公堂，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找回自由。
几经商讨后，这位已经远离陆地多年的女厨师终于回到了人群，而代价是，她再也不能从事与食物有关的职业，并且需要每月向卫生部门报告自己的健康情况与行踪。
开始时，玛丽很乐意配合，但时间越长，她便越觉得不满。在当时，厨师是城市中赚钱最多的职业之一，可她却无法以此为生。
她不懂，为什么明明“健康”的自己要承受这样的委屈？
影视作品中玛丽的形象
于是，在解除隔离后的第5年，当所有人都开始慢慢遗忘“伤寒玛丽”时，她改名换姓为“布朗夫人”，在一家妇产医院中重温旧业。
过程中，尽管玛丽已经十分谨慎，但这间医院还是爆发了伤寒疫情，造成25人感染，2人死亡。
循着事件的起源，卫生部再次找到了玛丽。再一次被送到北兄弟岛上时，她终于对伤寒有了认知。她不再抗拒医护人员，也开始积极配合治疗与研究，而且还做起了病房的志愿者。
玛丽努力地想让自己尽快好起来，回归正常，可现实却告诉她，一切都是奢望。
当时关于“伤寒玛丽”的报道
当第二次被隔离时，玛丽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恐怖的厨子”。人们直言不讳地说“这个女人本身就是一场灾难”，并揶揄其为“伤寒玛丽”。
她始终活在“伤寒0号病人”的阴影下，穷尽半生，也未能回到心中渴望的美洲大陆。
在被“全封闭隔离”23年后，69岁的玛丽因肺炎悄然离世，至死也没离开那座北兄弟岛。
正在接受隔离治疗的玛丽
跨越大洋，“0号病人”的概念在中国被广泛知晓，可能是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
作为全球上报的第一例SARS患者，黄杏初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了“非典0号病人”。
刹那间，有关于他的报道铺天盖地。
姓名、家庭住址、工作地点，他在患病前的一举一动……人们讨论着黄杏初的一切，并在过程中频繁使用“非典0号病人”的形容。在经过治疗之后，黄杏初出院了。没有预想中劫后余生的喜悦，取而代之的，是周围人无休止地猜忌与躲避。
非典疫情爆发后，黄杏初捐献出了血清供防疫人员研究，他尽力做了所有，可还是成了舆论口中的“毒王”。
他居住的房子被恶意封锁，他工作的酒楼被迫易址。他去到哪里工作，哪里就会被媒体报道。
许多人从报纸得知他的踪迹后，经过其所在的地方，都会用异样的眼光向内探头，他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当时报道中黄杏初的同事与工作的酒楼
后来，各路媒体多次以各种方法探访过黄家，这让他们陷入了巨大的焦虑。无可奈何的黄母对来访记者提出的问题一概拒答，甚至大骂着拿扫帚赶走来客。
舆论之下，黄杏初与妻子回到了乡下。他开始频繁更换手机号码，有时连最熟悉他的人也联系不上他。
尽管此后新闻已经屡次报道，黄杏初并非第一位感染非典的人，但他仍旧惧怕出门。
消失在大众视野后，黄杏初大部分时间躲在自家的楼上，偶尔露面也要戴着帽子，挑街上人最少的时候。
因为“非典”，他已被“流放”。
黄杏初在村中的房屋（图源：羊城晚报）
家人看着委屈，质问他“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这样生活？！”
黄杏初苦笑，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难道这一切，只是因为自己患过“非典”吗？
如今的他选择更名改姓藏匿于人群之中。17年前的那场“非典噩梦”似乎已经远去，可有些伤痛，却远比病毒来得猛烈。
相关报道为黄杏初证明他不一定是SARS首例感染者
实际上，无论是被迫改名的黄杏初，还是此前被隔离半生的“伤寒玛丽”与备受歧视的盖尔坦·杜加，历史上所谓“0号病人”的结局，似乎都带有些许的悲剧色彩。
他们都曾为人类认知未知疾病而付出过努力，但同时也因这份“付出”遭受了诸多排挤。
回看过往，每一次瘟疫大爆发时，首位被确诊的病患都承受过巨大的压力。
作为疫病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的不幸源自病痛，同时也源自“0号病人”标签带来的歧视与误解。
他们中有人得以在科学与医学的帮助下获得理解与解脱，而有人却终身生活在阴霾之中。
很多人将“0号病人”视为病痛的“毒源”，认为“首位确诊者”就一定是“首位感染者”，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误解中，“0号病人”更像是一个大众宣泄内心不满的出口。
人们通过指责它表达对疫情的愤怒，却很少理性地思考，当这个名词逐渐成为各类媒体赚取流量、博得眼球的噱头时——
“0 号病人”真是瘟疫的元凶吗？
他们，真的要为一切负责吗？
眼下，同样有人在追问新冠肺炎“0号病人”。而真相也在一次次“传言”与“辟谣”中变得扑朔迷离。
“疫情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首位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如今怎样？“
““0号病人”真的能被找到吗？”
一切都是未知，而关于“新冠0号病人”的未来，同样无人知晓。
或许，当人类舍本逐末地追问“0号病人”、却不对自己所作所为深刻反思时，造成疫情的真正原因，已像幽灵般隐匿于喧嚣之外，潜伏进入时间的河流。
没有人知道，它下一次浮出水面，会是什么时候。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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