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抗疫家庭的痛与愈 坚守与突围
“我脸上虽然带着笑容,内心却百感交集;但我只能用这样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一切都好。”
除夕之夜,40岁的王宁在下班后独自吃着泡面,他看着桌上的咸菜突然失声痛哭。
作为武汉市儿童医院的一名职工,王宁在疫情爆发后,将妻儿送回娘家,投身到抗疫一线。此后,他只能通过视频通话获知家人的近况。但他们在视频通话时,从不提及与疫情有关的话题,妻子独自照顾两个孩子累到旧病复发也一声不吭。
王宁说,那段时间,他与妻子隐忍着、沉默着,都只是为了让对方“不要担心”。
武汉封城之后,王宁艰难度过了两个月的独居生活。想念父母时,他只能远远地在楼下看着窗口探出身子的老人,用绳子把药品吊起来,再由父母从窗户拉回家中。
在武汉“封城”的两个月里,许多人像王宁一样遭受着恐慌与煎熬。澎湃新闻联系到7个武汉家庭,并从他们的口述中还原了武汉“封城”战疫期间,这些家庭“坚守”与“突围”的真实状况。
他们当中,有人漂泊在外难以踏上归途;有人舍弃小家投身一线,只能用眼神向家人报告平安;有人在亲人离世后,甚至来不及道一声别;也有人在迎接来新生命的同时,担心着孩子的生与养,但无一不在接受着生与死的考验。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新冠肺炎患者陆续出院,这些家庭也在开始尝试走出恐慌与伤痛,他们说,希望能尽快回归安宁,开始武汉人的寻常日子。
闭口不谈疫情,用眼神报告平安
王宁与家人,照片拍摄于3月20日。 受访者供图
我叫王宁,是武汉市儿童医院一名职工。这样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每个人措手不及,没有任何准备。疫情爆发后,我身为医务工作者,同时也作为志愿者为医院运输物资、联系捐赠方给医院捐赠酒精、84消毒液及医标防护服等,提供生活物资保障。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把妻子和孩子送到姥姥家居住,自己去和疫情战斗,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岗位、互勉互助。
但对于家人我还是很愧疚,女儿3岁多,儿子才1岁多,我们结婚较晚,彼此年龄也偏大,我已满40岁,妻子腰椎间盘突出,患有肩周炎、腱鞘炎,每天带着2个精力无比充沛的孩子,累得旧疾复发。但她我视频通话时,从不提她的身体状况。后来还是岳母告诉我的,因为她心疼女儿。
每次视频,妻子都只是简单告诉我上班要注意安全,再让我看看孩子,让我不要担心,家里一切都还正常。我心里明白,此时的我没有能力为妻子和孩子做些什么,我也只是告诉她我也很好,不用担心我。
为了不让对方担心,我和妻子很多时候都非常默契地选择沉默,从不谈疫情,只为不让对方有过多的牵绊。
防止因工作感染而传染家人,我已离家独居已近2个月。记得除夕之夜,下班后我吃着方便面,目光呆滞地看着桌面上的那包咸菜,对家人的思念,让我这个40岁的男人潸然泪下。无畏生死,坚守岗位,我对得起祖国,对得起誓言,如因工作而被感染,我又怎么对得起我年迈的父母、爱人和孩子?我不敢去想。
我整理了一下思绪,如果我牺牲了,历史会记住我们。
我很想去看看父母,老人都有心脏病,妈妈还有糖尿病,更是需要儿子的照顾。家中药品所剩不多,在我的坚持下,我把药品买齐,再由父母用绳子将药品从窗口拉上去,父母站在窗口,我抬着头看着父母,他们憔悴了很多,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爸爸眼神充满了慈爱,妈妈眼神充满了担心。而我脸上带着微笑,内心却是百感交集,因为我需要传递给父母一个“信号”,我一切都好。
如果疫情结束,我想休个假,也希望我妻子的单位也能给点假期。我想带着老婆孩子及父母出门走走,多看看祖国的美好河山。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祝祖国更加强大,祝武汉人民生活幸福,感谢全国人民对武汉的支援,愿每个人的生活像花儿一样美丽,往昔依旧。
七旬老夫妻接病危通知,心态平静
我叫蔡云涛(化名),今年77岁,我的老伴也73岁了。生病前和小儿子一家三口住在武汉市东西湖区家里。
隔离前期,因小区封闭,小儿子隔两三天就买菜送来,把菜放下就走。后来小区门口设了个临时卖菜点,我每天买菜,老伴做饭。但到今年1月初,我和老伴都感到身体不舒服,没精神、腹泻。1月9日去检查,医生说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当时我俩就住上院了。没过几天,我和老伴病情加重,都被下了“病重通知书”。
但这两份病危通知书并没有让我们赶到恐惧,我和老伴都已经七十多岁,活到古稀之年,对于这个病,我俩的心态都很平淡。
也许是心态好,加上是医护人员的治疗也起了作用。收到“病重通知书”两天后,我们俩的病情慢慢开始好转,老伴退烧了,我食欲也好了些。之后,我们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直到转阴出院。
我记得我们是在2月2日和7日分别出院的,小儿子一家早就搬出去住,我和老伴单独在家隔离。转眼都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现在我和老伴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仍有些咳嗽。我本来就有冠心病,平时也吃些这类的药。药没了,我就去药店买,戴着口罩出门。出院那阵子,儿媳妇跑了很多地方都买不到口罩,后来托了熟人才买了些。
我现在还是关注着武汉的疫情,前几天,武汉确诊病人零新增,感觉疫情很快就结束了。
我和老伴出院至今,还没有去复查,一是因为小区现在严格把守,不让随意出门,二是交通工具还没运行,我们也没办法去,所以,我和儿子商量,就等到“解禁”的时候再去复查。
疫情还没完全过去,医护人员现在也还是挺忙,不给他们添麻烦,复查的时候,再当面谢谢他们。
宝宝出生十天后,武汉“封城”了
吴先生与妻子在疫情期间迎接了宝宝的降生,照片拍摄于3月18日。 受访者供图
我姓吴,家住武汉市武昌区。今年1月13日,宝宝出生时,疫情还没有那么严重。但到了1月23日武汉封城后,物资渐渐没有以前那么风骨,购物也越来越不方便。于是,我开始非常焦虑,担心妻子坐月子和宝宝成长所需要的日用品和营养品无法买到。
很快,更加严峻的考验出现了,宝宝在出生后不久出现了感冒、咳嗽等症状,但我们却不能去医院检查,恐惧的情绪随之在家里蔓延,一家人也迎接新生命的兴奋中清醒过来。2月20日前后,社区有了团购活动和志愿者服务,通过跟楼长反应情况,社区替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我们需要的纸尿裤、奶粉,以及需要去医院才能买到的药品,他们都会尽力送到我们手中。物资得到保障,我和妻子的担心和恐惧渐渐消除。
我想,为了孩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想方设法去解决。
这次疫情虽然带给我很多无奈和恐慌,但也让我们夫妻俩关系变得越来越融洽、和谐。之前我们都忙着各自的工作,交流很少。以前每天早出晚归,晚上10点到家已经很累了,说不上几句话,两个人便各自睡去。
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朝夕相处,而且还有了小宝宝。我觉得我比以前更加了解妻子的内心世界,更明白她其实很需要我的陪伴,需要我多倾听她的诉说。
后来,看到治愈出院的人越来越多,确诊人数下降至个位数,方舱医院也已全部关闭,我们坚信疫情一定会很快过去。我觉得那些在一线抗疫的医护人员是最美逆行者,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要向他们致敬。
疫情期间,我有好几个高中同学都来武汉支援一线,当时我就跟他们说,一定要做好防护,注意休息,等抗疫胜利后,我们在武汉给你们摆庆功酒。
等疫情结束后,我们家最大的心愿是宝宝能健康长大。那时,我一定要带上全家人登上阔别许久的长江大桥,用相机定格下曾因疫情停滞、而今重新按下启动键的武汉。
被困外地数十天,回家时武汉已成“英雄城市”
小维(化名)和家人经过二十多天辗转、隔离最终回到武汉,照片拍摄于3月19日。 受访者供图
我叫小唯(化名),家住武汉。2月14日晚,在离家第23天,我和父母、外婆终于从泰国辗转返回了武汉。
1月23日早上,我们一家四口从武汉飞往泰国旅行。同日上午10点武汉封城,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全部关闭。
我们还能回家吗?从抵达泰国的第一天起,这个担忧就一直困扰着我们。庆幸的是,当时泰国并没有确诊病例,我们处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中。
1月28日是我们原计划回武汉的日子,但由于航班取消,泰国直飞武汉的机票也无法买到,我们一家人便先于1月28日抵达云南,隔离17天后才返回武汉。
在辗转回家的过程中,我外婆一直很焦躁。但是云南的政府人员和医护人员都没有把我们湖北籍人士当作“病毒”看待,并耐心地协助我们检测、隔离,我外婆的焦虑也随之减少了许多。
“都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但是没有英雄的你们,就没有英雄的武汉。”记得刚回武汉的那晚,高楼上有许多像这样用霓虹灯展示的标语。我恍然发觉,在离家的这些天,武汉在与病毒的战斗中,俨然已经成为一座英雄城市。在听过许许多多的抗疫故事后,我都深切地感受到,没有英雄的一线人员,就没有这座英雄的城市。
回到武汉之后,我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无法适应网课。疫情来得太突然,1月15日,我从北京回到武汉时,本以为很快就能回京返校,所以教材和文具都没有带。刚开始上网课时,我甚至产生了一些轻微的烦躁情绪。但两周之后,跟着学校安排的进程学习,现在已经逐渐适应了。
疫情发生之前,我外婆每天都会下楼散步,但现在这一习惯已无法延续,不能出门的生活状态让外婆很焦虑,而为了大家的安全,回武汉的这一个多月里我们只带她下楼了一次。
疫情结束后,我们一家人最大的愿望是能好好出去过个早(吃早餐),吃上热腾腾的热干面。那些由一顿早餐开始的武汉人的寻常日子,无疑是现在疫情中的我们最为想念的。
一家七口感染肺炎,为了家人她咬牙坚持
我叫章晴(化名),家住武汉市青山区。我家里有七口人:公婆、父母、丈夫、三岁的宝宝和我。这场疫情里,我们一家有七人感染,其中,我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封城”前后,我老公和公婆先后住进了医院。后来,我拖着病躯把我的父母和三岁大的孩子都送进医院,我强撑着身体挂号排队、看诊住院。
当时我发烧近40摄氏度,呼吸困难。但我知道我不能倒下,于是我拼命呼吸,我想我千万不能有事,不然我妈和孩子谁来照顾。没人能帮我,我也不想连累别人。
还好,我最终撑到了有床位的时候。
正是怀着对家人的责任和不舍,住院这段时间,我不断鼓励自己,要坚持住,要治好。
最近一个月,除了父亲在感染新冠肺炎后不幸去世外,我们家其他人都出院了,现在我老公在隔离点隔离,孩子和公婆住,母亲单住,我也独自住在家里。
现在,我的身体还是没有完全回复,偶尔还会心慌,我还是有些担心自己的身体。小区还封闭着,交通也还没恢复运营,孩子和公婆没法接过来,我只能一个人在家。
白天,邻居有时会给我送来饭菜,但我也不好总麻烦别人,就自己做饭。晚上,睡眠也不好,靠吃安眠药勉强睡着,经常做噩梦。
独自在家,常常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父亲离世,家人都感染肺炎,我身体也还没恢复,我的情绪总是低落,想到这段时间的经历就很痛心,头发都白了很多,我只能逼着自己选择性失忆。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他们还要依靠我,为了他们我也要撑着。
等疫情彻底结束,我想先去领父亲的骨灰,虽然没办法道别,但我想让他尽早入土为安。
感染新冠肺炎后,他的理想得到家人支持
贾虎(化名)与家人在2018年拍摄的全家福,他这次专门在这张照片上给家人PS上了同款口罩。 受访者供图
我叫贾虎(化名),是一名在校大三学生。1月29日,我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双阳性。从复查到确诊,整个春节,我和父母在家与医院之间不断往返。
2月27号,我武汉市最大的方舱医院——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康复后回到家里。回望生病的这段时间,我突然发现,这次疫情让我们一家三口之间的关系和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于我此前“不靠谱”的职业理想,父母从反对变为支持,还给我做起了职业规划。
以下是根据贾虎的口述整理:
我就读于武汉一所普通的高校,主修英语辅修日语,按照学业的安排,到了大四需要去实习,尽快为找工作做准备。但我喜欢动漫,以后想从事与我偶像相关的声优行业,在我没有感染新冠肺炎之前,我利用寒假给自己报了一个日语班,打算大四毕业后直接去日本读语言学校。
感染在家隔离、用药的20多天里,我在家中跟我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也多了起来,他们利用在家办公期间,跟我交流了很多关于未来职业选择的看法。
最初,他们听说我想去日本从事声优行业,认为“太不靠谱了”。我的爸妈性格挺好的,但想法比较传统。在我没有感染新冠疫情之前,他们给我规划的人生道路是进医药相关行业工作,可能第一年工资不会很高,但之后的发展前景还是不错,最关键的是他们认为这行比较稳定。
但我不喜欢,我之所以想要从事声优文化行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能够创造快乐,也能传递快乐,我想要从事与快乐相关的工作。
有一次,我爸妈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去日本的费用问题?我回答,打算毕业后先在国内工作两年,攒足钱再去日本。听到我在国内要先工作的想法,他们给了我一些就业方面的建议,尽管我的想法看上去还是有些“不靠谱”,但经历了新冠肺炎之后,他们现在态度缓和很多,愿意帮助我靠近我的梦想。
这段时间里,从确诊到康复,少不了医护人员对我的悉心照料。我最想跟光谷方舱的医护人员说一声,武汉有很多好玩好吃的地方,希望一切都结束之后,你们能来武汉玩。
“志愿者”家庭在亲情中收获“战友情”
陶梦婷和父母在疫情爆发后成为志愿者,负责装卸物资,照片拍摄于3月21日。 受访者供图
我叫陶梦婷,是武汉生物工程学院药学院药学专业的一名学生。2020年新年伊始,谁也没有想到的一场疫情,传播得十分迅猛,使得武汉人民措手不及。
1月30日,得知武汉市青山区春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正在招收民间志愿者后,我拉上了爸爸、妈妈、舅舅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此后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我们全家负责将各地驰援的各类物资卸下来,再按要求分装至各单位运输车辆上。
我和爸妈的关系虽然一直比较融洽,但我是一个不太会表达自己情感的人,疫情期间就能通过一些行为来表达。比如,以前从来没有跟妈妈一起做过馒头,而这几个月,全家人在一起做的事情变多了,也很有趣。
我的妈妈在超市上班,经常会去超市里上货,以前我也在超市做过兼职,知道有些东西是比较重,很难搬动。这次我做志愿者的时候也涉及到要搬很重的屋子,让我越来越能体会到她的辛苦。
而我和我爸多了一种的“战友”关系,我们一起做志愿者的时候,虽然每个人能力有大小之分,但是心都是想到一处去、劲往一处使。而且我知道,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他们都比较担心我,但是我们家一贯都是“以做代说”,我能感受到,和过去相比,爸妈对我有了更多的关心。
我想特别想感谢这次支援湖北的各地医疗队,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武汉能得到你们的帮助,得到你们的支持,得到你们的全力以赴,是幸运的。现在,在武汉的医疗队都陆续撤离,返回自己的家乡,希望你们一路平安,顺顺利利的到达,在以后的生活里也要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疫情结束后,我们家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全家一起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我想去花鸟市场买一些喜欢鲜花,放在家里。
(实习生 陈紫嘉 张效广 对此文亦有贡献)(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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