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直升机支援物资志愿者回忆：如何打通关节把物资送达一线
三个半小时的采访时间里，徐杨的手机没停止过震动。超过30个关于疫情物资捐赠运输的微信群不断传来消息。
已经是晚上11点，结束采访后至凌晨三四点，他都要继续回应这些消息。
34岁的徐杨是武汉人，也是湖北省青联委员、武汉青山区政协委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两个多月来，原本是投资公司创始人的他变换了个身份，成为了期间民间捐赠至武汉乃至全湖北的防疫物资陆空两栖运输方面志愿者群体中的核心骨干。他和同伴疏通了多个检验检疫与交通的关卡，在海内外民间捐赠者与一线抗疫人员之间建立起一条迅速、快捷的防疫物资运输的“绿色通道”。而这又为危机时刻的武汉和湖北的“抗疫”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可以这么说，疫情期间，海内外民间捐赠的防护防疫物资和设备，有不少都是经由徐杨及其伙伴们不舍昼夜、费尽周折，“疏通”各个关卡，然后送抵抗疫一线的医院和医护人员手中的。这一活跃的民间力量，与我国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一起，成为我国抗疫物资调拨大军中重要中坚。
航空运输物资现场
“他是我们志愿者和捐献人的偶像。”多位参与武汉物资捐献的志愿者告诉澎湃新闻。
两个月过去，用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吴方军3月20日的话说，湖北的主要医用防护物资已由紧缺转为富余。
疫情逐渐平稳，不过抗疫一线在这两个月遭受的物资短缺之痛仍历历在目。此时请徐杨回忆两个月来的所见所为，或能从一个侧面帮助人们看到这场抗疫物资供应保障战中一步步突围的大致行迹，以及民间志愿者们在这场“战斗”中的坚守。
航空运输物资现场
海外捐赠渠道的打开
澎湃新闻：怎么开始参与到捐赠工作中的？
徐杨：我是一个地道的武汉人，本人的企业主营基金和投资。武汉进入“封城”状态时，我已和其他几个青年企业家朋友一起组织起志愿者团队，对医院和需要帮助的市民提供帮助。
数天后，新冠疫情全面暴发，武汉一线医院全面告急，公开向全社会募集防疫防护物资时，海外一大批朋友紧急联系我，说想把医疗物资捐到国内，但没有渠道。也包括海外很多专业的NGO组织，也联系到我这里，想把他们的捐献物资通过航空途径送入中国，运到湖北送进武汉。
按照我国法律法规，海外想要捐东西进来，必须经过三家机构——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和青少年基金会，且要省一级的。
但最开始，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在放开接收海外医疗物资捐赠上是有困难的。因为在我国医疗体系中，必须得到我国专业机构认证，证实符合我国医疗标准的医疗产品才可以用到医院，而海外捐赠的医疗物资，基本上都是他国的标准，如果在没有得到我国认证的基础上进入国内，慈善机构只能把它们作为民用，比如给民众、公安这些，而不能作为医用。
所以，如果要用到医院，慈善机构必须授权认证这些物资。但疫情突然暴发，这些慈善机构人手也有限，认证工作也十分繁琐，这个流程如果要走完时间上是来不及的，听说一个产品要认证就要花两三个月。而当时情况已经十万火急了，我长期在武汉，又是青联委员和政协委员，相识甚广。从武汉一线医护那里知道已经极度缺乏物资，不少医生甚至在“裸奔”。
特别时期需要特别政策应对。所以，我和几位伙伴当机立断决定去跟有关部门请示沟通。慈善机构、海关、当地政府之间，原本在相关法规的框架下各有分工的，你要临时调整执行办法，就要好几个部门同时调整。但疫情属于突发事件，我们得先把整个武汉本身的防疫物资的需求和市场供应情况都摸清楚了，然后反映给领导并提供解决方案和执行办法。我记得，我们前后向多个部门领导打了很多份报告，最终紧急开通了一个海外医疗物资进入国内的官方绿色渠道。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忙促成了后来的海关总署公布的关于海外捐赠物资的流程公示和接收办法的出台。
徐杨开始做面向海外捐赠
澎湃新闻：具体你们这个绿色通道是怎么运行的呢？
徐杨：我们联系并拿到慈善总会或红十字会文件与省里的函，海关放行，提货后不进慈善机构的仓库，而是由实际通知人，派发人，就是我们，自行以最快的效率配送到一线医护手中。
澎湃新闻：为什么要直接送到一线医护，不让医院或慈善机构派发呢？
徐杨：还是我上面提到的医疗体系的问题。虽然顺利从海关进来，但慈善机构和医院出于谨慎，还是会考虑国内外医疗器械生产执行标准不一，不敢随意用于医护一线，只能锁在仓库里，他们也是出于对所有人的保护。
当然在疫情紧急的时候，迫于疫情与收治压力，院方也会尽量变通。自四个星期前，各地开始无新增后，这个口也在收紧了。
澎湃新闻：当时你了解到的医疗物资供应是什么情况？
徐杨：国内是有足够的产能，比如湖北仙桃，它是防护服原材料无纺布的集散地，产能开动起来足够供应全国。但是这些产品是欧盟标准为主，而非国标。国内的标准，一般的小厂是很难批下来的，它是有行业准入门槛的。既然不是我国标准，就无法在国内医疗体系无阻通行，所以他们长期以做出口为主。
这个问题，国家很多部门下来调研都知道，《人民日报》也发过文，但要调动这些产能需要一些过程，比如国家要临时特批许可证，还要考虑防止市场过热等问题，所以需要考虑多方利弊。
澎湃新闻：您所做的除了打通海外物资通关渠道，还负责哪些？
徐杨：我做主要是帮捐赠志愿者解决运输问题，就是怎么把防疫物资顺利地运到武汉各个区，送到各个医院，并分发下去。
除了上面说的海关通关，我在武汉市内组织了大概有300到500台的车队，都是之前参加过防汛救灾的志愿者，有一些非常有救援经验。此外我还协调了航运运输资源，包括从国外到国内，从外省进入湖北省内的，尽可能打通交通环节上的各个卡口，用各种飞机迅速运载防疫防护物资到最需要的地区和医院。
其次，有成熟的仓库体系，这个是武钢集团公司提供的，可以中转捐赠人捐赠的物资，再由我们组织志愿者通关车辆运输派发到一线。
陆空绿色通道的运行
澎湃新闻：从运营上说，您这个幕后团队有多少人，大家怎么分工协作？
徐杨：负责管理协调的也就几个，都是企业家朋友，大家自发地做这个事。我们以微信群的形式展开工作。
徐杨的微信群截图，超三十个有关物资调度
有几个核心的群，第一是一线医护的核实群，他们需要哪些物资、分别是多少，我都是根据这个群里的人提供的信息来操作的，因为群里都是我值得信任的医护朋友。因为我搞投资，我很清楚人性这个东西，哪怕医护人员当中也有不好的情况，比如不缺或者不是很急需但囤物资这种。
我的群里面会经常出现相互谦让的情况，说“我们医院可以等一等，你先把物质先救济给他们医院”，这让我们非常感动。
我的原则是“救紧急、救一线”，不可能雨露均沾、每家医院都关注到。一开始我重点针对武汉市内一线捐助，一段时间后，把主要捐助对象调整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武汉之外湖北其他地级市的一线医护，因为地级市因为交通等问题往往更缺物资；第二梯队是武汉市的一线医护；第三梯队是社区医院和公安系统、路政系统、电力系统等一线防疫人员。
下一个是海外物资捐赠群，按国家分类。最多的是美国，差不多有两三个群，每个群差不多300号人。总共有20多个国家，基本上覆盖全球七个大洲。
当时各个国家的华人在群里吵得不可开交，说找不到对应的货代，各个国家货代政策也不同，然后各个商会各个校友会又有各自的体系和操作方法。
我就通过朋友一起把多个城市比如长沙、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西安等多个关口都协调通畅。到后面，海外的物资哪怕没有从我们这条通道进来的遇到清关问题，都可以去协助。
同时，我也和朋友承担起了国际航空运输的任务。只要当地的物资集结到包机的体积要求，我就可以在当地给你协调调度民航资源拼机或者包机，免费直飞武汉。
海外的捐赠者，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把 parking list（装箱明细表）准备好。至于怎么进入国内、怎么运到武汉、怎么发到一线人员说手里，你都不用考虑。
澎湃新闻：从海外调度飞机，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徐杨：找到关键的人就能够解决。每个国家每个地方有没有我们国家的飞机，飞机运力如何，我可以通过电话了解。根据不同的机型，在群里统计大家能不能拼机直飞。
徐杨朋友圈 航空运输征集物资。
一开始大家身在海外，有些人甚至素未谋面，还没有综合团结协调作战的经验，所以各个国家的航运捐献总代表也会吵架，经过磨合，才走到团队作战和互相信任的层面。
后来也有货代的朋友来帮忙，愿意主动提供一些免费的仓位给捐献物资，愿意为国家来做贡献。也有朋友看我太忙，愿意协助我管理群。我心里也是很温暖的。
从海外能直飞到武汉的基本上都是我总协调的，其他很多组织都是通过国内转运。但这段时间，武汉的政策也在发生变化，我们近期也尽量从上海、北京等地转运。
澎湃新闻：那国内的直升机捐赠是怎么开始的呢？
徐杨：2月初，当时武汉协和医院的需求很紧急，而那个时候正好有志愿者有一批物资在仙桃，但仙桃到武汉因为交通管制地面走不了，只能走天上，我就发动我自己的个人渠道和资源，展开了第一次直升机捐献物资。
澎湃新闻：当时
武汉不是封城了，你们怎么打通航空货运通道的呢？
徐杨：我们不是第一驾用飞机运物资到武汉的，并请示了有关部门领导。航线调度也不是一般的复杂的。要协调物资和机舱的匹配情况、机组人员的防护问题，再就是你的起降点、航线的安排，以及起飞地的审批和接收地的审批。每一次任务不同，所涉及的行政部门就不同，而且审批的流程也随着疫情的发展和变化在变化。
比如一个很简单的省内调度，我们想给湖北的某个县紧急运送防疫物资，中间我们要经过省市两级防疫指挥部、其下负责交通运输保障的部门、民航部门，以及应急部门的审批，然后是接收地的各个部门的审批。所以你必须花功夫去做工作，把上中下所有审批全部打通，这个事情才算做到位。
一开始打通了从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的飞行，后来打通了四川、江西等。
我们一般能地面运输就地面运输，节省成本。如果比较急，才采用直升飞机，或者大型的运载机。如果货物更多，就调固定翼，我当时在不同指定机场准备了15架固定翼。
澎湃新闻：除了医护群，捐赠群，还有什么群？
徐杨：包机群，就是确定下来要包机的捐赠者所在的群，以互通航线信息。以及后续的调度、派发等协调群。
澎湃新闻：这些群从一开始到现在，火热程度有没有下降？
徐杨：有，因为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现在疫情也慢慢稳定下来。现在海外群里还有热心的志愿者，在组织把我们原来的群反向对海外进行捐赠，当然这个事情我在三个周前就已经启动了。
“再不做点什么，浑身不舒服”
澎湃新闻：除您这个团队外，武汉其他的志愿者也和您一样采用同样的打通交通的方式吗？
徐杨：目前还没有。很多兄弟志愿者想从省外运捐献物资进来，资助各个社区，也是找我帮忙协调，向省里或武汉市打报告，申请特事特批，把司机和捐献物资信息报上去。
当然也有很多有组织的海外捐赠者，比如中国欧美同学会、省侨联这种，他们都有各自的渠道，但是像那种没有特定群体的，零散的海外物资捐赠，很多都集中在我这里协调。
澎湃新闻：现在做面向海外的捐赠，效果怎么样？
徐杨：国外的问题更不好解决，因为国情不同。之前我说，你海外的东西进来很难进入到我们的医疗体系，因为是其他国家的标准，但同样，我们国内过去的也一样，而且欧美的行政审批可能更刻板或体制不灵活，我们国内可能还能通融人情。同时，他们也有自己对中国的固有的可笑的“偏见”。
比如，前段时间在米兰的一个采购会议，会议讨论希望找到欧盟标准的N95口罩，场上有多个国家的供应商，我们就建议可以直接从中国走出口，这样他们性价比也高。但会议中途，我朋友打电话给我就说相比于中国产防疫物资，米兰当局更倾向于美国产的3M 1860和其他类型。这就是很固有的偏见。
澎湃新闻：总得来说，您做空中支援的多还是地面调度的多？
徐杨：双管齐下，都差不多，只不过飞机的话题性更强一点。
澎湃新闻：截至到目前，您负责调度运输的物资有多少有大概的统计吗？
徐杨：还没有完全统计，但有一家帮我负责国内外省到湖北运输的货运公司，我统计过，光运输车次就有50来趟，从全国各个地方运进来，就有接近500吨物资。
澎湃新闻：在支持对抗疫情上您大概花了多少资金？
徐杨：我前期买了一点物资捐赠给医院，后面基本上都是负责运输调度，比如包机这些成本，都是我们小组成员共摊，花多少不说，事办了就行。
澎湃新闻：您疫情期间花在捐赠调度这件事情上的时间有多少？
徐杨：过年的那段时间，基本上我每天最多睡三个小时已经很奢侈了。海外有时差，你深夜也要跟他们沟通。当时我们小组的人，可能搞两三天这个事忘了洗澡。一天到晚就没离开过手机。现在好多了，五六个小时的睡眠能保证。再加上我是开公司的，也习惯了这样的作息。这段时间公司都在放假。
澎湃新闻：不疲惫吗？
徐杨：疲惫又怎么样？心里着急。我是觉得，这个事情（防疫）现在是最重要的事情，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尽可能调动自己能用的资源，能帮一个是一个。这个新冠病毒这么狡猾这么强大，你如果连医护都感染倒下了，那谁保护我们？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同气连枝。
澎湃新闻：做的时候应该也是有一种成就感？
徐杨：我觉得还好，不是我矫情，我的成就感没有那么强。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只能尽一点匹夫之责。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不动，不做点什么，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澎湃新闻：您中间有想过中止不做吗？
徐杨：做公益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就不要做，会容易被质疑。
我比较可控的一点是，我跟所有人都说，大家必须合理合法规范地去做，要有依可据，如果事后被追究，我们都能拿得出东西来。做公益不要“好心办坏事”，也把自己保护好。加上越做到后面，很多事情你都放不下、脱不开身，就做下去了。
澎湃新闻：家人对您做这个事支持吗？
徐杨：支持。
澎湃新闻：在武汉期间您和家人对疫情有担心吗？
徐杨：我是偏理科思维的，不觉得恐慌，认为只要把该做的防护做好，尽人事听天命。(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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