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背后的 太医故事
清“太医院印”印面太医施焕为慈禧开具的药方清“任锡庚”款象牙药筒
在古代,专为帝王之家看病的“太医”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同时也非常辛苦。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太医工作表面光鲜,实则压力很大,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灭顶之灾。如今世间存留的“太医文物”不多,透过有限的文物,人们亦能感受到古代医者的艰辛,体会到医学发展的不易。
故宫藏有清代“太医院印”太医品阶普遍不高
古代将太医供职的机构称作“太医局”或“太医院”。据史料记载,清时太医院设在北京东江米巷,大门向西,上悬挂红底黑漆字“太医院”匾额,左右两侧分别为土地祠和听差处。院内有大堂五间,悬挂康熙皇帝赐太医黄运的亲题诗文:“神圣岂能再,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以此作为太医院院训。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枚清朝“太医院印”,印面7.7×7.8厘米,通高10.8厘米。印铜铸,有柱钮,印面有阳线宽边框,铸满汉两种文字,其中汉文为仿古篆,右上起顺读“太医院印”,满文为篆书体,左上起顺读。印台亦有满汉两种文字刻款:“太医院印,礼部造,乾隆十四年正月(某)日造,乾字一千八百三十一号”。清代官印工艺普遍繁复,而这枚“太医院印”素面无纹,艺术价值不高,这恰恰反映出太医地位的卑微。
据《清史稿·官职志》记载:清代太医院为五品衙门,设院使1人(相当于院长),副职2人,称“左右院判”,另有御医13人。这些太医平日分两班轮值供事,除负责皇帝的医疗保健外,还负责为皇子、宫妃、重臣、外宾诊病;倘若帝王出巡,太医还要随从侍候。太医虽随侍于帝王之侧,但相较于他们的服务对象和作用而言,地位实在不高。太医中品阶最高的“院使”也不过是五品官,普通御医只有七八品,且被蔑称为“方技官”,与算命、看相的方士并列。
太医所呈奏折
皇帝朱批字字惊心
古人“轻症不求医,求医必重疾”,因而常常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皇帝也是如此,面对复杂、棘手的病情,他们急于求成,一味催促医官;倘若治疗效果欠佳,皇帝还会训斥、甚至惩处太医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多张太医上呈的奏折,内容多是关于重臣、要员的治疗情况,但效果多不理想;皇帝阅后,在奏折上留下朱批,批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医官的不满。如康熙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康熙皇帝在给太医院右院判刘声芳、太医李德聪等人的朱批上写道:“用心治”,“用心”二字已流露出不满之意;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一日,乾隆皇帝在太医院院使刘裕铎的奏折上朱批道:“快快的治,钦此”,“快快”明显是极力敦促,要求赶快把病治好,不得贻误;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康熙皇帝在太医院院使孙之鼎、外科大夫段世臣、太医李德聪等人的奏折上朱批:“庸医误人,往往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就给医者扣上“庸医”的帽子,令人寒心。此外,还有“他们说是好些么,到底治死了,钦此”“此劣等大夫们知道什么”,诸如此类的批文让观者不寒而栗,太医们读后的心情可想而知,也难怪历史上许多医官会“用药而惊悸至死”了。
“慈禧药方”回天乏术
用“药”次日驾崩
清代宫廷脉案皆由太医院掌管,尤其是给皇帝、皇太后开的药方更是绝密文件,不得外泄,违者轻则杀头,重则株连九族。这些医疗档案流传至今实属不易,它们除了具有学术价值外,也为研究一些历史疑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2016年12月,北京保利上拍了一件脉案“药方”,据称是太医施焕为慈禧太后亲笔书写。施焕在文中记录了为慈禧太后诊脉的过程,并开具了“粳米饭锅巴(焙焦研极细末)、陈年火腿骨(煅研极细末)”两味“药”,并嘱“以红白糖和淡桔红水调羹,另用乌梅五钱甘草一钱煮水徐徐咽之”。观者不难发现,处方中所谓的“药材”其实就是常见的食材,并不能治疗疾病。那么太医为何会开具这样一张“药方”呢?今人从落款时间“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可知,慈禧当时命不久矣,次日便驾崩了。由此看来,或许太医自知无力回天,所以开具的“药方”都是些补充营养的流食。
据史料记载,光绪帝、慈禧相继去世后,开具此“药方”的太医施焕被“降二级留任”,与其同朝为官的太医院院使张仲元等人则被革职。
“任锡庚”款象牙药筒
“最后一任太医”的风雅之物
太医平日工作繁重,偶得闲暇,则会效仿文人,以笔墨释放压力、寄托情怀;亦有太医爱好风雅之物,即便小小的药罐,也要选择极为上乘的材料,精心雕琢,以彰显自己独特的品位。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早年购得一对药罐,各高8.5厘米,呈竹筒状,可称之为“药筒”。这两只药筒皆为象牙材质,筒身分别阴刻“止痛散”“还魂丹”,另一侧浅刻山水图,清新淡雅。整器工艺细腻,繁简相宜,另嵌有银题“任锡庚”款识,虽为实用之器,却取意雅致。
这对药筒的主人任锡庚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曾于清末光绪、宣统两朝任太医院掌印御医,号称“最后一任太医”。任锡庚在太医院供职30余年,著有《太医院志》,详尽记载了太医院的规章制度、日常事务、历史渊源流变,以及许多逸闻。因为颇有名气,任锡庚平生使用的物品有一些流传于世,受到藏界追捧。得益于有心人的收集保存,任锡庚的日记体手稿于2007年陆续公布,这些珍贵的文献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对中医药学的传承发展贡献极大。(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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