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转型机遇
新冠疫情的发生，已经让中国和世界看到它破坏力的强悍来了。在经济学的视野下，新冠疫情乃是典型的供求冲击。它危害到人群的健康与生命安危，也影响着正常的交易、旅游、聚会；还影响着工厂的投资、生产乃至全球布局。因此，说新冠疫情是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次剧烈震荡和冲击的确毫不为过。
按照非典的历史经验，当年的非典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国民经济遭受了大约1%-1.5%的损失，也就是1365亿-2050亿元的经济损失。若按照新冠疫情当前的影响来看，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绝不会比非典来得弱。保守的估计，它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1.5%-2.0%左右的损失。若按照2018年的GDP数据测算，这一损失将为非典时期的9-13倍左右，达到18000亿人民币。再加上疫情对世界经济的损失，估计至少0.5-1%上下。假定世界经济受此影响，会出现一次全球范围的经济萧条。那么，由此更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连锁反应，并产生新的需求冲击以及供给冲击。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需求供给连环冲击的涟漪会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难怪最近美国标准普尔发出了类似的预警——新冠疫情很可能意味着世界经济新一轮萧条的来临。
中华民族历来是个乐观和积极向上的民族。这主要是我们看惯了历史上战争、瘟疫与各种自然灾害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那些沉重打击的历史现实。因此，与其说新冠疫情是对中国经济的一次沉重打击或者说挑战，还不如说它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次不得不反思、不得不转型升级的机遇。
首先，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连续四十多年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全社会各行各业一种“多快好省，大干快上”的习惯性思维方式。有关“新常态”概念的提出，其实就是对这种大干快上、高速发展思路的一种提醒。因为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关键是要增强信心，而不是盲目自信。“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如果说2013年提出的新常态是中国对高速增长模式的一种主动刹车的话，那么，2019年末发生的新冠疫情，就是对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次刹车。不过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是被动刹车。
这次被动刹车带给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是，高速增长和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该是中国制造、中国经济慢工出细活的时候了，也是见证大国工匠技术、技艺、水平、专业和能力的时候了；过去赚快钱已经成为中国不少行业运作的不二规则，但现在只有做出比他人优、比他人好、比他人强和牛的产品才是行业生存的王道。
其次，过去四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我国走了一条与西方国家完全类似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上世纪80年代，我国打开国门，以外向型加工贸易方式拥抱全球化，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勤劳和长时间几十亿上百亿人次的辛勤付出，逐步占领了世界市场；同时，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各种各样的工业园、出口加工区遍地开花，它们通过将具有分工关联的生产环节、服务环节集聚在较小的区域内，而创造出生产效率、运输效率和服务效率快速提升的中国奇迹。
此次疫情的冲击，让中国制造、中国经济，再次体会到更好地平衡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极端重要性。现在，中国的疫情虽然过去，但世界的疫情仍然延续，并且非常大概率的事件是，这种疫情恐怕在短期内仍难以控制。中国经济此时此刻的复工复产，不仅要体现中国经济的世界担当，为处于疫情之中的世界送去必须的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还要送去中国经济已经闯过疫情难关的信心。甚至比这个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心底应该无比清醒的是，2020-2022年的这三年甚至五年，以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更加便捷的企业兴办服务，更加低廉的制度成本，更加高效的监管服务等制度改革和举措来不断刺激国内消费，重振国内旅游、贸易、餐饮、展览、影视、娱乐等产业的活力，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加迫切。
第三，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以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大约十多年前，国家还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警惕各地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脱实向虚的发展趋势。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在总的增加值中的比重来看，1999年，中国二产和三产增加值占比分别是45.35%和38.57%。201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39.68%和53.26%。二十年间，中国基本上实现了二产和三产结构和地位的大反转。这意味着，当前的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实现从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的阶段，向实体经济和在线经济并重阶段的迈进。
特别是疫情的发展和传播，迅速让早已出现的中国虚拟（在线）经济迎来了发展的重大机遇。一是，在线会议、在线办公、在线影视、在线娱乐制作、在线医疗、在线保健、在线培训、在线研发、在线公共服务、在线购物、电子商务等，已经成为中国诸多服务业普遍采取的转型路径。它不仅大大减少了人际交流可能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它大大节约了来往通勤所造成的时间浪费和对交通、地铁等所带来的压力。此外，它也导致了中国元月底到2月份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往年的大幅度减少。
二是，对中国工业和制造业来说，疫情的发展，也使得其中一些对合作生产不太必须的服务环节，逐步向自动化、无人化方向过渡；而那些对合作生产仍然必须的生产环节，机器逐步替代人可能会成为未来的选择方向。
三是，在中国，大凡经济冲击严重的时期，往往是中国教育、人力资本提升与发展的大好时期。因为疫情所带来的短期冲击，将对就业产生冲击，于是，政府推动的2020年研究生扩招、本科生扩招、公务员招考扩招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第四，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程度，经历了从重视城市（东南部）到重视农村（中西部）（1949-1985），再从重视农村（中西部）到再次重视城市（东南部）的两次大的变迁（1986年后）。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货物、贸易和人员与国外的往来绝大多数还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和大城市，而只有较少的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和内陆地区。但随着时间的延续，特别是“一带一路”和中欧班列的发展与运行，中国无论是货物还是人员，都会较快形成东西双向对外开放的格局。这对中国东西双向、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的经济发展与背后的经济社会治理都会带来全面的压力与挑战。
前期阶段，疫情的压力，主要是在中部的湖北和武汉，但目前疫情防控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东南部沿海地区。像北上广这些特大城市的交通往来人员密集，经济基础比较雄厚，相应的政府治理、公共服务水平与市民的防疫意识也比较好，因此，防疫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乡村地区的治理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等都偏低，这就提示我们，今后中国乡村振兴，扶贫攻坚的主攻方向仍然是中西部的乡村。因为只有夯实农村的经济发展，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不断提升农村的医疗卫生水平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才是应对疫情和其他自然冲击的最可靠保证。这是疫情后健康中国经济，高质量中国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不能回避，更须知难而上。
（作者赵红军为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一带一路专委会主任）(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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