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面审批”能否成为常态机制
夏熊飞
疫情当前，“不见面审批”成为一些地方政务服务的优先选项。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利用“网上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公安出入境微信号、北京交管“12123”App等网上办事平台，推行“不见面审批”政务改革，方便市民办事。此前，朝阳、丰台等区也推出“不见面审批”举措，努力维持公共服务高效运转。
“不见面审批”不仅杜绝了交叉感染的风险，在效率、办理成本等多方面也大大优于传统线下审批，可以说无论是在疫情期间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转，还是为复工复产顺利推进，都立下了功劳。
其实，“不见面审批”并非此次疫情期间才出现的新鲜事物，早在“互联网+政务”蔚然成风之时，就有不少地区在试行或推广。但相较于疫情期间成为“刚需”，此前的“不见面审批”还只是锦上添花的备选项之一，更多的审批还是需要见面方能完成。在大力推行“一次办”之前，传统的线下审批可谓费时费力，耗时时间长不说，反复跑冤枉路也是常态，如果再遇到个别工作人员的“刁难”，要想办理成功一次审批可谓困难。
效率高、成本低的“不见面审批”之所以没有全面推动，也与负责审批的相关部门积极性、主动性相关。如果把“不见面审批”当作是对自身权力的一种削减，就既没有压力更没有动力去大力推行“不见面审批”。
此次疫情，给了审批办理业务的双方、特别是拥有审批权的相关部门一次全面体验“不见面审批”的机会。无论是被迫无奈还是主动选择，“不见面”在疫情彻底结束前都将是审批业务办理的主要方式。它既是对电子政务的一种普及，也让更多人在“不得不用”中感受到“互联网+”的魅力。
种种因素叠加，都让“不见面审批”有了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那我们能否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行，使“不见面审批”成为常态化机制？
从技术层面来看，这不存在太多问题，疫情防控期间的流畅运转即是明证。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审批部门能否转变观念，实现理念从管理到服务的更迭，认清楚审批权是为民众与企业服务的手段，而非显示权力存在感的工具，真正从“效率优先”的层面确定审批方式。
事实上，“不见面审批”成为常态机制后，受益的不只是需要办理业务的个人或企业，效率的提高也能让负责审批的部门摆脱疲于应付的局面。更关键的是，社会运行效率因此而提高的受益者将是每个人。所以无论是谁，都有责任推动以“不见面审批”为代表的线上业务办理，从一时一地走向全时全国，从疫情期间的“救急”手段变成常态化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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