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00后留学生的捐赠行动：“我们和真实的社会接上了”
原创 王宇 GQ报道
新冠疫情爆发后，许多人自发组建捐赠团体。一些在新加坡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大多是00后，捐赠物资价值约13万元，在大量成绩漂亮的团体中并不起眼。但这持续六天的捐赠，成为了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公民实践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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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改变了一切
黄磊珂特意换上一套灰色格子西服，打一条墨蓝色领带，坐进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录制现场的观众席。他今年20岁，刚结束新加坡高考，为了与一位喜欢的嘉宾见面，专门从家乡广州赶到上海。6个小时的录制结束后，黄磊珂走出演播厅，打开手机，上面突然弹出国家领导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的新闻，他觉得事态严重，抬头发现南京西路上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
没有手机的6个小时里，危机仿佛骤然降临。“被吓到了。”那天是1月20日。第二天，黄磊珂一大早就去买口罩，繁华的上海市中心，他跑了七八家药店、便利店，已经找不到一只。
黄磊珂回到家乡广州，南方生活仍然如常，口罩存货充足，一个N95口罩8块钱。他看到相熟的小卖部老板正拆一整箱口罩，一箱500个，4000块钱。
气氛在除夕晚上再度紧张起来。家族20多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在越秀区中医院工作的舅妈缺席了。广州的南方医院开始集结支援武汉的医生团队，他注意到支援队伍里有军医是大校军衔，那意味着从业时间超过30年。“别人都在吃年夜饭，他们却统一穿着迷彩服，背上背包出征。”
黄磊珂出生在军人家庭，从曾祖父到父亲，四代人从军。父亲1985年参加老山轮战也就是20岁的年龄。南方医院出征的医生，和当年上战场的父亲年龄相仿。那是他第一次感到远在武汉的疫情与自己有关。
但很快，事情超出了他的认知，到处都是医院募资的消息。“我当时根本就想不到会有物资短缺这种事情。”采访中，他仍是难以置信的语气。
父亲和舅舅在年夜饭的饭桌上谈论起医生缺少防护服、护目镜和N95口罩。他觉得难以理解，上战场的战士怎么可能会缺少弹药和粮草？他们告诉他，医院平时并不储备这些物资，购买需要通过卫健委集中招标，眼下哪有时间去走那个流程？
黄磊珂想买一点儿口罩捐出去。之前看到疫情消息，他留了个心眼儿，问楼下小卖部的老板要到了供货商的微信。但就算把自己的压岁钱和零用钱全都买成口罩，也只能凑一两箱。也许可以找同学朋友凑一凑，多买些，一起寄过去？他在新加坡留学，2019年11月刚从淡马锡初级学院毕业，1月24日晚上8点，他在新加坡高二年级毕业群里发布新群聊二维码，发起第一次召集，“各位同学大家好！这个群聊以资金的形式来远程支援武汉。”
黄磊珂，20岁，新加坡淡马锡初级学院毕业生。
看到群里的消息时，刘彦汝家里十口人的年夜饭刚结束。和黄磊珂一样，刘彦汝也结束了新加坡高考，从莱佛士初级学院毕业。除夕夜，在厦门的家中，她窝在沙发上刷微博，看到武汉各大医院向社会募资的消息。刘彦汝把医院的行为理解为对疫情严重程度的暗示。
微博热搜几乎全是关于武汉的消息，刘彦汝觉得没办法置身事外。正好在群里看到黄磊珂的提议，她主动联系了这个陌生人，简单寒暄后，她询问是否可以将这个群聊二维码转进另一个留学生大群。此外，她还提醒黄磊珂，为了增加募资的公信力，应该细化善款的用途信息，包括货源厂家姓名，发货方式。
供货商还没有回复消息，黄磊珂正为货源焦虑。此前，他通过在地方慈善总会担任名誉会长的亲戚咨询过究竟是捐物还是捐钱，对方说可以捐款，由机构统一购买。他告诉刘彦汝，如果找不到货源，就直接捐款。但刘彦汝提醒他，“个人拙见，能实物就实物。”黄磊珂回复一个“捂脸”表情，“懂的，哈哈哈哈。”
黄磊珂把第二版召集文案发给刘彦汝，寻求建议。意识到刘彦汝的细心和谨慎，黄磊珂邀请她加入筹划小群。
温鞣旖刚进入莱佛士初级学院读高一，也是在除夕夜，她从QQ上了解到新加坡留学生群体的募捐活动。没有多想，立刻扫码进群了。作为武汉人，她急迫地想要做点儿什么，但又不知道能做什么。1月12日离开家乡时，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23日早上5点，妈妈突然告诉她武汉封城，她嚎啕大哭，惊醒了同为武汉人的室友，两人抱着哭肿了眼睛。她不知道事情如何走到这一步。
回想起来，从11月初到1月上旬，回武汉过假期的两个多月里，温鞣旖发现“有很多人都感冒了”。在1月9日媒体公布“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后，父母提醒过她，出门要戴口罩。他们还告诉温鞣旖，2003年SARS爆发时，为了保护她，妈妈把1岁的她送到乡下。现在，她不想陷在焦虑和抑郁里，也想保护点儿什么。
新加坡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不算太大。进群以后，温鞣旖查看了群成员，发现除了自己，没有其他武汉人，那意味着捐助团队无法对接到武汉本地医院的需求。她主动加了“看起来像负责人”的黄磊珂的微信。
“我爸爸刚捐过东西，我同学家长也是武汉的医生。所以想提一些建议，首先不是很建议捐钱了，他们不缺钱，他们缺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她告诉黄磊珂，前线医生最缺的是N95口罩，其次是过氧化氢消毒水。很快，温鞣旖也被黄磊珂邀请进筹划小群。
三个人之前没有交集。如果不是新冠疫情，黄磊珂此时应该在为自己选择的政治学专业做准备，预读《君主论》、《国富论》与《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刘彦汝则会陪爷爷奶奶看看电视、聊聊天。因为在国外读书，她已经四年没有回国陪他们过年了。而温鞣旖，不出意外的话，还是会像以前一样，追星、交朋友、“窝在自己的圈子里小声说话”。
但疫情改变了一切。
无知无畏
连续好几天，黄磊珂使用手机屏幕的时间都接近10小时，最长的一天是12小时。1月26日，早上8点多，因为连续几天缺少睡眠，温鞣旖没熬住，趴在宿舍的桌子上睡着了。一个小时后醒来，微信上有600多条未读消息，来自募资协调小组和三个募捐大群。而在厦门的家中，从早上7点睁眼抓手机开始，刘彦汝就躺在床上一刻不停地处理信息，父母为叫她吃早餐几乎动怒。
自从除夕夜做了筹款捐助医院的决定后，这就已经成为三个人生活的常态。
捐助发展得太快了。决定募资时，黄磊珂的目标只是4000块，刚好够买一箱楼下小卖部那样的N95口罩。他对物资标准之类的问题一无所知，唯一的判断是：“8块钱一个，还挺贵的，肯定符合标准。”
募资对象首先集中在以前打过交道的新加坡留学生。黄磊珂参与筹备过两届新加坡留学生的春晚，还参与过一个孵化学生社团的名为“Emergence涌基金”的NGO。所以，他最先发动的是参与过这两个项目的同学。
除夕夜晚上不到9点，黄磊珂在新加坡留学生的微信群里发布了二维码，宣布组建用于募资的“新加坡武汉留学生武汉捐款群”。“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口罩商家，一箱500个，4000RMB，希望大家一起捐款！如果没有货源了，就直接捐款！”扫码进群的人源源不断。
接二连三的危机很快出现。先是刚刚通过微信验证的口罩供货商已经没货了。黄磊珂第一次感受到压力。“你建群的时候就告诉大家找到了货源要买口罩，但现在又没货了。”在那之后，他在协调群里和其他组织者商议，是否按照约定，在找不到货源的情况下，直接捐钱。
“物资其实比钱有用。”协调小组有人提出异议。
“我觉得物资不仅难运，而且会有信息不对称。”另一名成员提出反对。
“物资买不到的。”黄磊珂有点儿沮丧。
温鞣旖刚刚进群，看到这三条关于物资的讨论，就把与一位前线医生的微信沟通截图发进协调小群：物资是最匮乏和最紧急的。
“But the question is what Wuhan needs，not what we can offer.” 多轮沟通后，在捐助方式上，大家终于达成一致：捐物资，口罩、护目镜和手套。
那个时候，用于筹划指挥的“坡党集资捐款协调中心”不到10个人。真正集中精力商讨出力的，只有四五个人。黄磊珂把“湖北之声”发布的“湖北紧急求援”消息发进群，作为物资的功能和防护标准参考。
找货源，大家只能分头想办法：黄磊珂通过亲友寻找口罩厂商，剩下的人分头去各大电商平台检索。筛选条件有三个：满足防护标准；春节发货；可以通过顺丰绿色通道运往武汉和周边地区。满足这条件的口罩货源寥寥无几。即便满足，供货商的资质和口罩的质量也难有保障。“这毕竟是发往一线的口罩，标准要非常高才行。”刘彦汝第一次感到“绝望”。
黄磊珂在大群如实相告。有群友提议从海外购置，被黄磊珂否决：“春节海关放假，再算上邮寄和清关时间。”有人坚持认为应该想办法找口罩。黄磊珂提醒：“所有物资都需要，不是只有口罩急需的。”又是几轮商讨，大家决定“主攻”货源相对充足的护目镜和手套。
温鞣旖记得那天晚上，每个人分头询问了大约80家店铺。有些店家“狮子大开口”，但也有店家听说是捐往武汉的物资，主动降价。最终，几个人在200多家店铺里筛选出不到10个货源。
质疑的声音在陌生捐赠者中间零星出现。货源怎么证明？你们的身份怎么证明？钱的流程怎么证明？
“我们什么都没有。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就不要捐了，我没办法向你证明。你可以观望一段时间，等我们完成第一批购买，如果你还有疑问，可以考虑退群。”黄磊珂选择用最简单的办法回应。
那天晚上，每个人都忙到凌晨两点半。黄磊珂记得他把一段编辑好的护目镜问询在京东上发了30几遍，没有店家回复。1月25日，大年初一，早上7点多，才有一家回复有货。他垫付5500元，买下200副发往武汉协和医院——那家店的全部存货——随后，他们把订单截图发进募资群，并给出捐助物资预算：1.5万元到2万元。
几乎在同一时间，第一个筹款群满员，有更多人要求入群。他们很快组建了第二个群。上午10：20，团队把收款码放进捐款群，宣布筹款正式开始。资金骤然涌入，刘彦汝的手机开始震个不停，从100元到2000元，各种金额都有，最常见的是200元到500元之间，捐赠者还会附上“武汉加油”一类的留言。
为了锁定货源，黄磊珂早就授权刘彦汝随时下订单。所以，上午10：57，刘彦汝下了第二笔订单，单价39.9元的医用手套，按照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针对捐赠方式发布的第4号通告“统一调配”的要求，发往武汉市红十字会。12：04，第三笔订单，单价26元的护目镜250个，发往武汉同济医院。12：09，第四笔订单，同样的护目镜，发往协和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武汉协和医院分院）。12：24，第五笔，发往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13：58，第六笔，发往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14：07，第七笔，发往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15：04，第八笔，发往武汉市第一医院。
从正式发布到宣布结束，第一轮筹款和物资购买只用了不到7个小时。16：30，第一批物资购置、账目清算结束，黄磊珂在捐款大群里公告了明细：共计1.5万副手套、1450个护目镜。剩余款项是3410.31元，几个组织者又自掏腰包，凑到了5100。他们打算把这笔钱全数捐赠给武汉市慈善总会。
垫资下第一笔订单的时候，黄磊珂想过这笔钱“可能回不来”。但很快，他就意识到，筹款并不难。第一轮募资结束，他们收到53000元，远超预期。
真正难的，是找到符合防护标准的货源。一线医生提出的要求有时要高于官方标准。理论上相同的防护等级，一线医生更倾向于使用N95而不是KN95。刘彦汝则发现有很多“坑”都需要小心绕过。比如，需要很小心地核实实物究竟带不带呼吸阀，带呼吸阀的不能用于一线医护人员。有些商家会推荐9501和9502的3M口罩，但它其实主要防雾霾。护目镜要选防雾的，这样不会影响医护人员的临床操作。
在克服“绝望”的过程中，刘彦汝已经能够熟练背诵各种物资标准。接受采访时，她随时会背出一段一长串数字。“9132、1860、4565、1621AF，真的，这几天看到这些比看到啥都高兴，简直像中头奖了。”她在朋友圈里写道。
莱佛士初级学院毕业生刘彦汝
更难的是决定把物资给谁。温鞣旖对接医院，每一家医院都告诉她：“我们太缺了”。除了首先要考虑的协和、同济、人民医院三家，她只能考虑能直接对接到的医院。熟人社会开始起作用。有来自宜昌的留学生主动协调联络到了宜昌的医院，那宜昌就进入考虑范围。温鞣旖的妈妈是孝感人，能直接联系到孝感的医院，那它也可以列入名单。还有一些患者求助会提到无法入院是因为医院紧缺物资，这样的医院也可以立即联络。
总之，没有太多时间来考量分析，只能依靠有限的熟人推荐，综合考虑物流、地域平衡，用直觉迅速做决断。
温鞣旖一位初中同学的父母分别是协和和同济两家医院的医生。捐赠物资发出后，同学的父亲特意到班级的微信群了感谢了她。那条长微信里，他说了好多个“感谢”。温鞣旖看到以后就哭了，“我们这么一点小小的努力不值得他们这些在前线的医生这样感恩。医护人员现在有多辛苦，我都不敢想象。他们不应该承受这些。”
“神秘的王先生”
第二轮筹款在大年初三晚上开始。团队把筹款目标设定为5万。能发动的对象都已经捐过一轮了，黄磊珂对第二轮的预期很低，“也许只能筹到一两万吧。”
物资仍然极度紧张，为了尽可能多替医院筹集物资，他们决定把握住一个人——“神秘的王先生”。
没有人知道王先生的身份，也没有人清楚他是怎么进群的。大年初一，王先生加了黄磊珂的微信，上来就问他要银行账号和开户名。
黄磊珂觉得奇怪：微信转我不就好了吗？
王先生说，微信转不了。
黄磊珂说，怎么，你要捐多少？
王先生说，十万。
黄磊珂赶紧拒绝，“吓了一跳。”
王先生又说，三万。黄磊珂还是不敢要。最后，他收了一万。
王先生不提任何要求，一味地想要捐钱。第二轮筹款超过预期，他们就和王先生达成默契，不再收钱，把物资链接和医院地址直接发给他，让他自己下单，算是个人捐赠。
事后总结，小组发现，仅王先生一人，就购买了总价近10万元的护目镜，最大一笔，55000元，1000个护目镜，寄给武汉协和医院，剩下的几笔分别发往孝感、仙桃和武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就像病毒传播需要超级传播者，他们的筹款对象中出现了王先生这样的“超级贡献者”。除了第二笔订单外，其余物资，他们都直接发给医院，最快的一单，从购买到接收只用了4天时间。
2月1日，舆论聚焦红十字会以后，黄磊珂没忍住，晒了一张武汉协和医院开具的物资签收单。在这条朋友圈里，他写道：“堂堂一个省级红十字会，做事效率还没有我们一群高中生和大学生快。”
“我是想要做实事的人。只有看到真正需要的人拿到物资，我才放心。”接受采访时，王先生解释他选择这群高中生的原因。他自己也曾是在新加坡读书的中国留学生。
不是没有意外。1月26日，筹款二群的一位群友告诉温鞣旖，有自称组织者的人私下加人，发二维码筹款。温鞣旖立即向群友道歉。筹划组商议后，决定公开所有组织者的姓名、学校、联系方式，并统一在大群中澄清。为了加强管理，在大群里，每一个组织者都在备注前添加了【管理员】的标签。
“公开、透明才能解决问题，回应质疑。”温鞣旖事后总结。
莱佛士初级学院高一新生温鞣旖，18岁，武汉人。
新加坡留学生的捐助规模并不算大。1月底，影响力更大的北美留学生“百万口罩”、“武汉加油”项目相继被曝出物资不合标准。
“我觉得就是一场闹剧，可能他们中有些人是真的想为祖国做一些事情，但是更多人好像是为了搏眼球，搞宣传。最奇怪的就是多转发一次，就多捐一个口罩。情况这么紧急，大家都在争着往疫区送口罩，他们却还有时间在这里等转发？口罩不符合标准的事情更无语，劳民伤财。要是我们自己没有做这个事就批评他们，可能算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现在，我觉得找到符合标准的厂家并没有那么难。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把好好的一个事情做成这样的。”黄磊珂说。
真实世界的启蒙
1月23日，得知武汉最“牛”的三家医院竟然开始向社会募资，温鞣旖曾下过结论：造谣，假的。
但后来，看到常去新疆出差的爸爸甚至已经开始从新疆找口罩供应商，用以支援前线医生时，温鞣旖终于相信那是事实。“知道不妙了，整个心都在滴血，又愤怒，又无助，又着急想做点事情。”
温鞣旖哭过很多次。收到同学的医生父母发来的感谢信会哭，看到武汉的Vlogger发布的空城视频她会哭，看到武汉的小区集体唱国歌她还会哭。没有别的办法，最简单的平复方式就是“忙起来，为武汉做点事”。
采访中，我们提起前《新闻调查》记者柴静在SARS期间的一次经历：一位女医生在得知疫情的严重程度以后，神思恍惚，嘴里念叨“我的孩子才3岁”。但在一间被隔离的学生宿舍里，她又去安慰惊慌失措的女学生。出了屋子，她告诉柴静：“我也是一位母亲。”柴静写：人只有在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了自己。
“我知道那本书！”温鞣旖说。做事情让她有力量感，“我一定要把它做大，无论周围人怎么说，我一定要收到款，一定要确保它能送到武汉和周边城市的医院。”她说了好多个“一定”。
到新加坡读初中的第一年，她上了一门讲社会分层的通识课，老师带大家讨论社会阶层和流动的问题。疫情爆发后，看到不同人的境遇，她想起课上的讨论，“有一些群体得不到口罩，这就与社会分层有关。”
温鞣旖到现在都还悬着心。因为还有很多物资没有送到医院。她担心会有半路截胡的事情发生，不停地追踪物流信息。
以前，黄磊珂认为在家读书是最紧要的事。但现在，他会用“死读几本书”形容那种闭门读书的状态。“再过可能10年、20年，回想起当年的疫情，可能其他人都是躲在家里刷手机，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不是在数我家有几粒米，我家的猫有多少根毛，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为前方的医生做了一点事情。”黄磊珂说。
1月30日，团队以“Emergence涌基金”的名义宣布守护行动募资结束。组织者已从最初的几个人扩充到14人。团队募捐筹集的13万元善款，一共购买了24批物资。他们通过石墨文档、微信公众号，公示了收支台账、订单、医院接收凭证和物流记录。结余的3400元，他们悉数转赠给武大校友会，请其代为支配。
“怎么可能？神奇。”看到第一轮捐赠成功，刘彦汝的妈妈陈静（化名）觉得不可思议。陈静一开始嫌女儿瞎掺和，“那是中央政府的事。”刘彦汝没有反驳。事情做成，陈静觉得女儿跟充满问题和风险的真实社会“接上了”。
刘彦汝之前不喜欢扩展社交，但事后，她讶异与陌生人凝聚后形成的能量。一直以来，因为同辈压力，刘彦汝喜欢用“渣渣”来形容自己。她反复强调自己的“普通”。但在组织捐助的过程里，她找到了价值感。
温鞣旖则说，“以前参加过一个比赛，需要做自我介绍，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我就凑字数，说我的梦想是改变世界。我很外向，可是我一直都没有行动。直到这件事情，现在，我知道，我可以做出改变。”采访、撰文：王宇
编辑：靳锦
运营编辑：肖呱呱、二水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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