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超硬核”防疫经历及反思
需要制定更为弹性、多元的防疫举措。图为2020年1月29日，工作人员对北京海淀区学院路街道西王庄社区内的楼道进行消毒。新华社 图
这个春节，汹涌而至的疫情，将无数家庭卷进焦虑的漩涡，我和爱人孩子，因为天各一方，注定更加挣扎和煎熬。
一、起因
我和爱人都来自一个偏远的西部小城。春节前，因为挂念年老的父母，爱人带着老二回了老家，我和父母还有老大选择留守武汉。爱人回家不久，武汉开始“封城”，各地如临大敌，爱人居住的社区天天上门了解情况，虽然爱人和社区干部都有些疲于应对，但彼此也都理解。
分歧出现在他们回家的第五天晚上。社区通知爱人，从第二天开始，全市将对湖北返乡人员进行集中隔离，隔离期从返家之日起算20天，所有没有达到这一标准的人都要去，让他们做好准备。看到这一消息，爱人瞬间就懵了：在家都快一周了，现在又折腾去隔离点，万一那里防护措施不到位，交叉感染怎么办？孩子有哮喘，又对抗生素过敏，万一病情加重怎么办？老人身体不好，忧心躺倒怎么办？
一系列问题迅速在脑海中盘旋，形成一个大大的问号，也把我们一家的心揪得紧紧的。彻夜难眠之后，第二天早上我理清了头绪，打算和有关部门讲讲强制集中隔离的利弊。
二、申诉
我很快写了一个意见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讲明了自家的情况：孩子只有两岁半，有哮喘和过敏病史，送去隔离，潜在风险很大，不去隔离，家里两个老人，一个高血压，一个才脑梗过，根本照顾不了孩子。一部分谈了居家隔离和集中隔离的利弊。对有固定居所且居家一段时间的人员，居家隔离这种方式最合理，不折腾，而集中隔离，如果相关条件不具备，仓促上马，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
之后，我将意见发给了爱人所在城市的市长信箱。
等待回复中，第一天，朋友群里开始陆续有人说自己被车接到隔离点了，爱人所在社区可能还在等待，没有动静。
第二天，中午通知要来车接人，让爱人准备，人来了之后我打通了电话，提出了我的质疑。对方说，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自觉自愿居家，既然你不愿意，那我们今天先不接了。下午，我的反馈起了效果，爱人所在市里有人打通我的电话，告诉我市里会重视研究，做出决定。之前，爱人和孩子可以居家；晚上，社区说已经给家里贴了封条，让家人都别出门。
第三天，一天无事，原本以为事情会以这种方式收场。到了晚上，社区通知爱人说，要来接人。爱人说都焦虑几天了，吃不好睡不好的，算了吧，我们去。随后我通过朋友群问了隔离点的情况，一人一间，可以自己量体温，医生不用进门。我们就开始调整心态，坦然面对这个结果。谁知，到了晚上10点车也没来。
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第四天中午了，一家人还在等待社区的通知，不过心态也慢慢调整好了，既来之则安之吧。
三、讨论
回想这几天的事情，就像做了一场梦，从最初的愤怒、焦虑，到现在的无奈、释怀，不知不觉，爱人一家成了当地“超硬核”防疫模式下的“钉子户”。
“硬核防控”是来自河南的防疫经验，是指通过干部，以拉横幅、贴标语、喊广播的方式，严控群众聚亲访友、走村窜乡，迫使他们自觉居家隔离。一些地方甚至给武汉回来的住户家拉上横幅，贴上告示，不许人家出门的同时，也提醒街坊四邻远离。这样的做法不免招致歧视排挤武汉人的批评。与之相比，爱人所在城市的强制集中隔离，手段更加严格激进，因此我称之为“超硬核”防疫模式。
面对汹涌而来的疫情，全国上下一片紧张，群众担心自己感染。在这一背景下，那种“超硬核”防疫模式不能说不无道理，但也确实利弊共存，其中的边界和弹性值得进一步反思。
从利来讲，基层干部加班加点，放弃休假，逐户排查，将所有湖北返乡人员筛选出来，研判形势后，安排宾馆，一人一间，集中隔离。这很大程度上可以阻断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也可以安抚当地群众的焦虑，确实需要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
从弊端来说，这种“一刀切”的强制模式也缺乏边界和弹性。“边界”是说公民个体权利和群众集体权益的冲突。
站在个体的角度，疫区返乡的人不是二等公民，他们也享有保护其生命、健康、名誉、隐私的权利，这些天全国各地对他们的歧视、排挤已经让他们的心理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给他们的名誉造成了损失。“超硬核”模式更进一步，不仅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而且将他们置于集中隔离可能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之中。
但从周围群众的角度来看，给这些人贴上标签，隔离他们，却是保护自己的最佳选择。他们的出发点就是集体的权益，双方立场不同，冲突在所难免。
要澄清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权衡两种权利在目前情景下的必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超硬核”模式存在一系列矛盾和疏漏。
首先，很多人已经居家多天，早就密切接触过亲友，现在送去隔离点，却把亲友留在家中，风险仍然存在。
其次，顾及左邻右舍的态度在情理之中，但这不意味着就可以把返乡人员送到隔离点去面对交叉感染的风险。让他们和家人守在家中，避免与邻居接触，同时做好周围群众的疏导工作，难道不是既能避免恐慌，又可兼顾个体权利和集体权益的平衡吗？
再次，即便有人担心传染家人，愿意去隔离点，那也应该秉持自愿而非强制的原则。
最后，全市乃至全省临时启动集中隔离，各地是否具备足够的应急资源和人力，能否有效规避交叉感染风险，都还未知，存在隐患。
在这个意义上，要平衡两种权利的矛盾，需要制定更为弹性、多元的防疫举措。比如：就本地的情况，可以采取居家和集中隔离并举的举措，尊重个人的意愿。选择居家隔离，那就签订“自愿居家隔离书”，承担违反规定的相应后果。随后，通过社区监控和群众举报把人看住。而对集中隔离，一人一间是基本条件，同时要尽量避免医生和被隔离人的无保护接触。如果做不到，不如居家隔离。
这样做，需要个人牺牲一部分权利，但前提是他们自愿接受，也需要邻居牺牲一部分权益，在心理上承受一定压力，但它是一种必要的权衡和取舍，是共赢而非单赢。
四、反思
上述道理并不难懂，但为什么基层干部每每面对压力却做出过激反应？为什么地方群众在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上总是精致利己？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表面上看，过激反应下，只要工作做细致了，结果也可以接受。比如，深圳、上海，以及河南全省都是采取居家和集中并举的策略，即便我们当地一刀切集中隔离，但保证一人一间，医生少接触，也还不错。
但上级指令所覆盖的区域却是有差异的，发达地区在执行这些指令时，有条件把工作做细致，而落后地区没有这些条件，机械强硬地执行这些指令就会产生问题。据我了解，我所在省份一些地方因为不具备相应条件，这些天已被多人投诉存在交叉感染风险。
这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压力体制下的国家社会互动。执行上级指令是大多数官员的优先选择，毕竟很多指令还是好的，而且执行命令出了问题还可以改进。面对特殊情况，也不能完全指望非常有魄力和担当的领导神兵天降。
这里更需要的恐怕是进一步清晰行政权力的边界，权衡公民权利的差异，给权力留有必要的弹性，同时赋予民众更多的自主。而过分机械、僵硬、形式化地执行上级指令，其实并不利于培育民众的权利意识，反倒可能养出等靠要的利己者和逆来顺受的沉默者。这样的公民，某种程度上，更加重了治理的成本，导致基层干部常年处在高负荷运转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此次防疫事件中出现的各种反常现象值得细致梳理和总结，笔者的观察只是提供了其中的一个样本。
（本文1月30日由《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公众号首发，原题“ 面对“超硬核”防控，我们成了“钉子户” ”。经授权重发，略加编辑并由作者审定。）(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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