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田康治：战后大东北 国民政府如何收复东北工业
2019年12月19日，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平田康治博士主讲复旦大学历史系第18期“中国近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平田康治博士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目前担任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本次读书班的内容基于其博士论文的第二章，他以“国民政府收复东北工业政策：以鞍山钢铁公司为例（1945-1948）”为主题，和在场师生分享了自己研究的心得和成果。本次读书活动由复旦大学戴海斌副教授主持，并邀请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菅野智博老师和本系在读博士研究生孙毓斐与主讲者对谈，使听众得以更深入地了解该研究领域的学术脉络和其他相关问题。本文系平田康治博士的演讲整理稿，附两位与谈人发言的内容概要。
讲座现场（主讲人：平田康治博士）
我是剑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平田康治，很高兴今天在复旦做报告。我非常感谢戴海斌老师安排做这报告，也感谢管野老师和孙老师。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国民政府收复东北工业政策：以鞍山钢铁公司为例（1945-1948）”。这个报告本来是我在斯坦福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的的第二章。
我今天谈的题目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民党政府如何把东北工业重新合并到中国的战时经济体制内。
二战时，伪满的经济政策是把东北变成中国国土上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同一时期，国民政府也在大后方实行以国有企业和重工业为中心的战时经济政策。国民政府的这种经济政策，其实跟伪满的工业政策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但是规模小很多。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占领东北而从当地的日本企业里拆走了相当多的工业设备，但尽管如此，东北的重工业基础还是比关内其他地方的基础大很多。在1946年到1948年，国民政府用自己的国企制度来改组包括鞍钢在内的东北的日本企业。为了恢复东北工业，国民政府留用本来在当地的日本技术人员，与此同时，他们也把大量的中国籍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从大后方调动到东北，并试图引进美国的工业技术。此外，国民政府还试图把东北工业重新合并在他们的重工业体系，并把它变成中国的重工业中心，然而，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些政策的结果，实际上为1948年之后中共的计划经济体系打下了基础。
这个研究主要目标是补充国外学术界有关1949年前后国家和社会的变化和连续性的研究。周希瑞、柯文、久保亨、张济顺等学者均突破了把1949年看做完全的断绝点的传统历史观，强调国民政府时期和建国初期有很多曾经被忽略的连续性。在经济史领域，柯伟林和卞历南研究了二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指出国民政府，尤其是资源委员会在大后方通过国有企业发展重工业，这种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政策跟建国之后的计划经济制度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虽然大后方也曾非常重要，但是就经济规模而言，它在建国之后的重要性相当有限。新中国一五计划时期，最重要的工业地区是东北，但是过去研究只关注大后方而很少研究东北。
我今天的报告首先利用新发现的俄罗斯档案介绍苏联占领时期对东北工业的破坏。然后我将简单说明二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大后方的工业政策，以及国民政府如何接收和收复鞍钢等东北工业。最后我将探讨二战后东北工业在中国经济内的位置。
苏联占领时期的东北工业
1945年8月8日，苏联放弃和日本的中立协定，向日本宣战。八月末以前，苏联红军占领了包括鞍山在内的各东北主要城市。9月至11月，苏联在东北的日本企业里拆走大量的工业机器，并把这些设备送到苏联国内利用。
在莫斯科的档案馆中，我找到了一份档案，在这个文件里，苏联政府讨论了如何利用最近从国外来的工业机器，这些国外地区包括德国、奥地利，和Manchuria，即满洲。另一个档案是苏联红军驻鞍山的部队写的一份报告。按照这份报告，苏联在鞍山拆走设备的行动从1945年23日开始，到11月6日结束。在此期间，苏联一共动员了一万四千人，其中714人是苏联红军的成员，4,215人是日本战俘，其他的是钢铁公司的工作人员。
俄罗斯档案馆里的材料解答了苏联如何把东北的工业设备运回苏联，以及将它们安放在哪里的问题，而这些是过去的研究所未能解决的，因为它们只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材料，没有利用俄罗斯的档案。按照苏联档案，鞍山的工业设备首先从大连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咸兴被海运到苏联（这两个城市当时都被苏联占领），然而苏联再用铁路把它们运到本国内许多不同的地方，如鞍山的很多轧钢设备被送到了乌拉尔山脉地区的重工业城市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
虽然苏联从东北拆走了许多机器，但是这些机器到底对苏联工业有多大的实际作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有些苏联档案显示，至少一部分东北设备在苏联是没有用的。这其实并不是很令人意外，因为苏联红军拆走和运输机器的方式常常非常粗暴，很多机器被寄到苏联工厂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完全坏掉了。
我们很难确定苏联从东北拆走工业设备的整个规模。在1947年2月，国民政府组织日本专家调查了各个工业部门损害的情况。如下表显示，很多工业部门失去了50%以上的生产能力。钢铁工业部门的损害尤其是深刻，损害的程度是60%以上。
表一、1947年日本专家估计苏联占领时期满洲工业生产能力的下降情况
鞍山是苏联占领时期破坏损害最大的地方之一。据一份苏联材料，苏联红军本来计划在鞍山收走五万吨机器，但实际上是收走了六万七千五百吨机器。另一个苏联报告说，他们在鞍山拆走了七万六千六百吨机器。
1949年鞍钢一瞥。（来源：《知识（哈尔滨）》1949年第11卷第2期）
尽管苏联占领时期的破坏程度很严重，剩下来的东北工业设备对当时的中国经济而言依旧相当重要。首先，在二战时期，整个中国的重工业的50%以上集中在东北，因此，即使失去60%的工业生产能力，东北仍然非常重要。另外，有关生产力降低的数字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譬如在一个工厂里，苏联拆走了一个最关键的、最昂贵的机器，那个工厂通常因此再也无法生产，在数字上它的生产能力变成了零。但实际上，那个工厂还有很多有价值的机器设备，修复之后仍可利用。有个美国官员写道：
苏联拆走的财产的价值应该是它所引起的经济损害的十分之一。很多被拆走的东西是关键设备。拆走一个重要零件常常会让整个工厂停产。（The value of the properties removed by the Soviets is probably one-tenth of the amount of damage and economic collapse resulting from these same removals. Many of the items removed were key installations. The removal of one essential item often stopped production in an entire plant.）
总而言之，苏联占领时期，东北工业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但尽管如此，东北仍拥有比其他地区更好的重工业设备。
拆走东北的工业设备后，苏联仍然继续占领东北。当时，苏联的目标是把剩下的日本在东北的工厂变成中苏合资的企业。国民政府反对这一政策，比如，在1945年12月1日，张嘉璈向苏联大使这样说：
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日本的侵略和给中国人民的良心留了深深的伤痕。我们在满洲必须得树立平等真诚的合作关系，让中国人民看到满洲目前的情况跟沙俄、英国、德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入侵有根本性的差别。（“...вторжение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держав в Китай, а затем агрессия япо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оставила глубокий след в сознан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ы должны, подчеркнул Чжан, создать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подли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основанное на равноравных началах, чтовы показать китайскому народу, что нынешнее положение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принупиально отлично от вторжения в Китай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Англии, Германии и других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госдарств.”）
1946年1月，蒋经国访问莫斯科跟斯大林见面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国民政府的逻辑是，这些东北的日本工业设备应该被视作战争赔款，归中国所有。苏联则认为，因为这些东北工业服从于日本关东军敌对苏联的政策，所以苏联有权作为战利品获得这些日本财产。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占领时期，破坏工业设备的不只是苏联红军。由于当时东北的社会情况较乱，很多住在当地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会进入工厂里偷东西。这些东西在鞍山市内所谓的“小偷市场”被贩卖。
1946年3月到5月初，苏联红军从东北撤走，国民政府进入东北，并在五月末前将共产党赶到东北北部。1946年春天，国民政府控制了包括鞍山在内的东北南部地区，尤其是辽宁主要的工业城市。
二战时期国民政府工业政策
为理解国民政府在战后东北的工业政策，首先要简单谈一谈二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为实现工业化的目标，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控制经济。这一政策思想在日本占领东北之后体现得尤其明显。1932年，南京政府建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该机构更名为资源委员会。
资委会在1936年制定了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国民政府的国防经济建设需要从国外引进的工业技术。在这方面，南京政府主要的合作对象是德国，他们从克虏伯等德国公司大量进口工业设备和军火。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把大量工厂从沿海地区迁至内陆，在大后方建设新的国防经济。翁文灏领导下的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大后方大半的重工业企业。大后方重视重工业和国有企业的工业政策，跟伪满的经济政策相当相似。但在生产规模上，伪满的工业远大于大后方，所以对国民政府而言，收复东北工业格外重要。
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政府在1945年8月30日成立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熊式辉担任行辕主任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张嘉璈。但是因为二战后苏联占领东北，国民政府东北行辕在1946年5月之后才开始收复东北工作。
国民政府对东北工业的收复
国民政府收复东北工业时，东北工业的状态并不理想。张嘉璈在1946年6月18日访问鞍山时，在日记里写道：
……巡视鞍山制铁厂。该厂原有化铁炉九只，五只先被苏军撤走，其余四只近被共军炸毁，根本无法开工。继看电力厂，旧有发电机三部，重要零件悉被苏军拆去。新装之二部，则被苏军全套拆走。再有轧钢厂，全部拆毁。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收复的东北工业是受到了重创的东北工业。
为了收复东北工业，张嘉璈需要跟留在当地的日本人合作。张本人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因此他会说日语，能够跟东北的日本企业人士直接沟通。张嘉璈的个人档案现在收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其中有很多东北的日本人给他写的日语报告。
张嘉璈在东北重要的工作伙伴是高碕达之助。高碕是一个日本企业家，在伪满时期，他作为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的总经理，在东北工业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高碕达之助劝说国民政府在东北留用日本技术人员。对国民政府而言，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政策，此前他们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留用过日本技术人员。例如，国民政府在战后收复上海之后，没收了好几家日本纺织公司，并把他们合并成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这个公司便曾留用日籍技术人员。美国反对国民党留用日本人员的政策，将其看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继续拥有影响力的一种方式，并数次要求国民政府让这些日本技术人员集体回国。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之下，国民政府同意在中国关内限制日本留用人员的人数，但这个限制不适用于东北。据国民政府提交给美国的一份材料，1947年1月，国民政府在东北留用10,541名日本技术人员和工人，其中1,612名在鞍山。
虽然高碕在他的回忆录里强调这些日本留用人员都自愿留在东北，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是被强制留用的。比如，在国民党鞍山当局号召当地的日本专家留在鞍山时，很少人同意被留用，大部分人都表示想要回到日本。面对这一情况，当局改变策略，向当地的日本人宣布“在保留制铁所复兴所需要的日本技术人员的条件之下，保证其他在鞍山的日本人都可以安全地回国”，并要求钢铁企业的日本高官选择需要留用的日本人员，提交他们的名单。结果，国民党在鞍山留用了大约1,600名日本技术人员。张嘉璈也认识到大多数在东北的日本人员其实更愿意回国，如1946年6月6日，他在日记里写道：“上午满铁理事铃木，及沈阳铁路局局长滨田来见，告以在路日员拟予逐渐减少，嘱其研究并开列裁汰与残留名单。二人答称：在路日员以在已往数月中，受到种种痛苦，均愿返国。如须暂留，希望予以安全保障。”
虽然国民政府留用了日本专家，但他们也帮助其他日本人迅速回国。比如，1946年7月至9月间，61,012名日本人从鞍山回到了日本。这意味着约95%的日本人离开了鞍山。
除留用日本人之外，国民政府也把大量中国籍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从大后方调到东北。资委会把很多自己企业的人员送到东北的原日本企业从事收复工作。除了这些自大后方来的中国人外，还有一些伪满时期在东北的日本企业里工作过的中国籍人员也留在了他们的工作单位，在国民党的管理下继续工作。
国民政府在东北的国有企业制度
收复东北的日资企业后，以资源委员会为中心的国民政府把这些企业整理成了大型的国有企业。比如，在鞍山，国民政府合并了一些日本工厂和矿山，在1946年10月建立了资源委员会鞍山钢铁有限公司（略称鞍钢）。鞍钢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原来的昭和制钢所，但是它也包括在鞍山的一些私有日资公司，如满洲大谷重工业株式会社和满洲住友金属鞍山工厂。就整个东北而言，国民政府于1946年11月前接收了293个工厂、企业和政府部门，其中216个由资源委员会控制。资委会将这216个工作单位改组成了20个国有企业。
因为资源委员会把他们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送到了东北，其工作重点便从内陆转移到了东北地区。在1947年12月，整个资委会37%的工作人员都在东北工作。就员工的人数而言，鞍钢是资委会第四大的公司。
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也继续依靠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尤其是二战时期开始的中国工程师、科学家和管理人员在美国培训的计划，二战之后也继续进行，有些人在美国培训之后便前往鞍钢等东北企业工作。
虽然东北的工业设备在国民政府收复之前受到了很严重的损害，这些设备对当时的中国工业而言依然拥有很高的价值。比如说，国民政府的一份材料写道：
查光复前之东北纲铁业生产设施，堪称完璧，即在技术方面，亦拥有贫矿处理、矿石合并制钢、粒铁、热力管理等优秀技术，已达世界制钢技术之水准；且鞍山、本溪湖等地已有相当设备基础，故以利用现有设施，从事复兴，为最上策。至于不足设备，即可利用日本索赔偿之重工业设施以补充之。
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而言，东北的工业设备尽管被苏联和当地居民破坏，但是鞍钢等东北企业的重工业基础和国内其他地区比起来仍有其优势。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就像这份材料说的那样，当时国民政府认为，他们应该可以从日本国内的工厂得到一堆工业设备，作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款。
但是，国民党在东北的修复计划的实际进展没有计划那么顺利。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张嘉璈主导的东北经济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这两个政府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至少持续到张嘉璈在1947年2月离开东北前往南京赴任的时候。
国共内战也阻碍了东北工业的收复工作。例如，因为周边地区战斗激烈，鞍钢失去了与东北其他地区之间的运输渠道。结果，鞍钢的日本专家和中国员工只能做跟公司无关的体力活，如挖战壕等。内战也增加了国民党内部军队和资源会系统间的对立。在鞍山，鞍钢为反对国民党军队强征鞍钢职员当兵，而发动了职员罢工。
另一个问题是东北企业里中日职工之间的紧张关系。鞍钢的日本职员在回忆录里写，国民党违反了他们当初的保证，给日本籍职员的薪水比中国籍职员的薪水少得多。更有甚者，有些国民党职员把日本职员作为战俘对待，这让日本职员感到受辱。
因为内战状态，鞍钢等企业不能开展需要日本专家的修复工作，很多日本技术人员开始更激烈地要求回国。此时，美国政府也表示，希望国民政府让这些东北的日本技术人员回到日本。因此，国民党终于允许大部分日本专家从东北离开，在1947年9月之后，只有1,361名日本专家和他们的家人留在国民党的东北企业。
与此同时，国民党也要把很多中国籍职员从东北转移到中国其他地方。这一时期很多国民党的技术人员被从东北调到台湾，如1947年11月，国民党就把一些鞍钢的职员调到了台湾铝业公司。
但是，虽然很多职员离开了东北，还是有不少的中国籍和日本籍专家留在国民党的东北企业。1948年共产党解放东北之后，他们被共产党留用，在鞍钢和其他东北企业继续工作。
除国共内战激化以外，国民政府向日本索赔的计划也没有实现。在1947年10月，国民政府把高碕达之助作为其赔偿问题上的代表派到日本，在东京和代表日本的美方当局谈判。然而，在把日本的工业设备作为战争赔偿送到中国之前，由于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政府开始把日本看做它主要的亚洲盟友。因此，事实上美国并没有让国民政府从日本拿走工业设备。
战后国民政府与东北工业
因为以上所述的原因，国民党对东北工业的修复工作的成就是有限的。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成果。为了全面评价国民政府对东北工业接收工作的意义，我们需要考虑东北工业在整个中国工业经济内的位置。
其中一个指标是中国各个地区每个月的工业电力的消费量。
表二
在日本投降的1945年8月，东北消费了整个中国79%的工业电力。此后，在苏联占领时期，东北的电力消费量降低到伪满时期的六分之一。但是，哪怕在东北的电力消费量最低的时候，也是消费最多的南京上海地区的一半，跟华北地区和台湾差不多。国民政府开始修复工作后，东北的电力消费量也逐渐恢复，在1946年末和1947年初又成为全中国电力消费最高的地方。相对地，二战时期的大后方，却一直都是电力消费很小的地方。
在1947年8月，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全中国67%的工业生产，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位于东北。例如，在1947年，资委会控制的企业的工业生产总量是52,442亿元，其中东北地区生产量是20,342亿元，中国台湾地区是10,847亿元。
重要的是，东北的优势集中在重工业。
表三、1947年国民党统治时期东北地区各主要工业产出占总工业产出的比例
东北的煤炭、钢铁、机械的生产量占资委会控制的产业生产量的50%以上。但是在石油、金属矿、化工、糖、纸等产业里所占的比重并不大。
除了生产活动的恢复外，我们也需要考虑东北工业跟其他地域的链接。伪满时期，伪满政府把东北看做日本帝国经济的一部分，因此东北工业的主要经济伙伴是东北地区内的日本军队和日本国内的企业。至国民党统治时期，东北工业逐渐开始和关内的中国其他地区有了更密切的联系。比如，鞍钢在1946年12月已经开始生产一部分钢铁产品。通过资委会钢铁事业管理委员会上海营运处，这些鞍钢产品被贩卖到了上海市场。
国民政府收复东北的政策还带来一个重要的结果，即战后“大后方”经济的衰退。资委会需要把自己的资源花费在东北等经济规模更大的收复地区，于是很多大后方的国有企业在二战结束之后或被私营化、或被地方政府经营、或者直接停产。
总而言之，二战胜利后收复东北，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民政府工业经济的重点。二战时期被日本控制的东北，在战后变成了中国工业的新中心。
讲座现场（一排左二：菅野智博教授；一排左四：唐启华教授；二排左二：张仲民教授；二排右一：博士研究生孙毓斐）
结语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后方的工业政策是以国有企业和重工业为中心的，这一点跟满洲国时期的东北工业政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它的规模相对而言要小得多。所以抗战胜利之后，对国民党而言，收复东北工业极其重要。
苏联占领时期，东北工业受到实际性的损害，但这种损害并不是毁灭性的。剩下的东北工业设备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
国民政府为了修复东北工业，引进了在大后方发展的国有企业制度和在大后方培养的人才，也留用了日本工作人员。
虽然国民政府收复东北政策没有完全成功，但它还是把东北融入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将其变成战后中国的重工业中心。让国民政府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收复举措也为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东北工业基地的打造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础。
讲座现场（发言者为戴海斌副教授）
菅野智博副教授发言
我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中国东北地域史研究，主要是从比较传统的社会经济史角度进行研究；另一个是从近现代东北亚史的角度，主要关注战后从东北遣返回日本的100多万日本人，对他们回日本之后展开的一些活动，以及他们对东北生活的一些回忆进行研究。在收集资料的同时，我也做了一些口述访问。至于今天讲到的鞍钢，很可惜我还没有遇到过当年留用在鞍钢的技术人员或其家属。但是我有遇到过很多处境相似的、曾经被留用在东北的相关技术人员的家人。今天平田老师的演讲内容，虽然和我本人的研究地域相同，但视角上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今天我是从学习的角度来听这个演讲的。
首先，在这里我先把日本所谓的“满洲史”，或者应该讲“东北史”的研究脉络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希望有助于大家更了解平田老师研究的意义，以及他对相关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我希望能向平田老师请教几个问题。
在日本，对东北史、或者说对“满洲史”的研究，应该是从1970年代开始盛行的。战后日本是从“遗忘”满洲而开始的。1970年代以前，在日本学界很少有历史学者去探讨这个问题，可能因为很多从“满洲”回到日本的、参与过这段政治的人还在世。在当事人还在的情况下，历史研究很难展开。1960年代后，以当事人为中心，在日本出现了赞美“满洲经营”的风潮。1970年代以后，日本殖民地史研究的学者为了批判这样的帝国主义历史观，逐渐对东北展开探讨。他们主要从经济史的角度，就日本对东北各个方面的经济侵略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这样的情况，在1980年代以后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原本以日本殖民地史为中心展开的“满洲史”研究，逐渐被纳入到中国东北地域史研究的框架中。其中，最具有代表的就是1980年代初西村成雄老师出版的《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中国近代東北地域史研究》）。之后，从东北地域史或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探讨东北的研究逐渐增多。同时在1990年代初成立了近现代东北亚地域史研究会（近現代東北アジア地域史研究会）。
2000年前后，发生了另一个相对较大的变化，那就是如何看待1945年以后东北的问题。在此之前的研究大多数关注的是1945年之前的东北，也就是伪满洲国时期的东北。随着研究的进展，2000年以后，很多研究开始关注1945年之后的东北社会，例如伪满时期留下的产业遗迹及其对战后东北的影响等问题，从中探讨东北社会的连续性或断绝性。
最近10年即2010年代，在日本的东北史研究更加多样化，无论是题目，还是所利用的史料都有很大的进展。最具有代表的应该是《20世纪满洲历史事典》（《20世紀満洲歴史事典》）的出版。该事典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伪满洲国成立以前、伪满洲国期间和1945年以后。虽然是一本辞典，但它浓缩了近年日本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现状。另外，由年轻学者组成的“满洲记忆”研究会（「満洲の記憶」研究会）也发表了不少成果。该研究会也会在2020年初出版论文集《战后日本的满洲记忆》（《戦後日本の満洲記憶》）。在论文集中对不同身份的遣返日侨的战后史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综上所述，平田老师的研究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日本学术脉络之下的。他详细的分析了鞍钢长时间段的转变，从战后东北史的角度回答了以往的殖民地史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无法解答的问题。同时，他还利用了各个国家和地方的、各个时间段的不同史料，从多层面探讨了鞍钢的历史以及东北地域史，这是平田老师对学界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是：其实在日本学界很早就已经有学者指出苏联接收了很多东北的重工业机械，并带回苏联使用这一问题。但由于欠缺史料，这些只属于大家的一些“猜测”或者可以说是“传说”。而在去年出版的《满洲的战后》（《満洲の戦後：継承·再生·新生の地域史》）这部论文集中，平田老师就是利用了非常详细的苏联时期的档案，探讨了苏联把这些机器带回国后的一些利用情况。这篇文章在日本的相关领域中受到了很大的瞩目。无论是今天的报告，还是平田老师博士论文的整体，真的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常感谢平田老师。
菅野智博先生正在发言
其次，我想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向平田老师请教几个问题。我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和平田老师的研究整体有关。我知道平田老师对伪满洲国时期一直到1970-80年代的鞍钢的历史展开相关研究，今天的报告也是博士论文的一部分。那么我想请教平田老师的是，如果从长时间段的鞍钢历史来看这段相对叫短的国民政府收复时期的话，如何定位这个时期，是成功还是失败，是重建还是什么，是连续还是断绝的呢。另外，如果用鞍钢的个案来看国民政府的战后东北政策的整体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启发。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张嘉璈日记。报告中在很多关键的地方参考了张嘉璈日记。众所周知，日记作为史料有很大的利用价值，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问题。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的日记，作为一种“公”的日记，是否可以利用一些其它的史料来进一步补充。例如与日本相关的部分，我想日本方面也有很多线索。要是综合起来是不是可以更加凸显张嘉璈的相关资料的特征。第三个问题是我个人一直很好奇的问题，是有关苏联接收的问题。就像平田老师今天也提到的那样，对当时的共产党和国民政府来说，如何留用日本技术人员在当时十分重要。众所周知，苏联在战后将很多日本人带到西伯利亚扣留，但其中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技术人员。既然苏联从东北带走了那么多的大型重工业机械，为什么不把那些日本技术人员也带走，好让那些技术人员去利用这些机械呢？以上是我的三个问题。再次感谢平田老师的精彩报告。
《満洲の戦後：継承·再生·新生の地域史》
平田博士的回应
1. 关于国民政府收复时期的定位问题。很多研究国民政府的人，依我看来，不是有很多人意识到国民政府对东北的重要性。很多人会说，但是国民党只控制两年，这不重要。这就是大多数人的观点。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国民党在东北时期做的一些事情，虽然时间很短，但还是很重要。比如共产党时期，直至现在都有的东北有大型的国有企业，其实这种国有企业的政策就是国民党时期政策的延展。东北之所以会有很多所谓“旧中国的技术人员”，就是因为二战结束之后，国民党将很多人员转移到了东北。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国民党为东北带来的这些变化。
2. 关于张嘉璈日记的问题。我没有运用张氏日记本身，我使用的是姚崧龄所著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至于张氏日记是“公”还是“私”？我个人觉得是“公”比较多，虽不至于编造，但张嘉璈选择性地忽视很多细节。不过我认为日记这种史料本身就是这样，它看似私人，但其实并非如此。所以张嘉璈日记，我们也要有批判性的使用。
3. 为什么苏联没有带走日本技术人员？坦白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的确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因为苏联在德国拆机器的时候确实带走了很多德国的专家。但是他们却没有在东北这么做。这可能一个是因为对当时的苏联而言，会德语的人比较多，语言交流比较方便，日语反之。另一个，当时德国的技术水准比日本先进得多。很多鞍钢的工业设备都是从德国进口的。苏联国内的很多设备本身也是德国美国进口的。当时苏联人可能因主要引进德国的技术，所以也不需要日本的技术人员了。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孙毓斐发言：
平田老师的研究视角很好。与以往研究东北战后接收问题研究视角不同（不限于三国四方的宏观交涉），此研究将视角下移，以一家“企业”——“鞍山钢铁公司”为分析主体，观察其在1945-1948年间，经历了苏军占领、中共军队短暂占领、国民政府接收和重建、国共内战后再次被中共接收四个时期，以一家企业的境遇发展与大的时代变化相呼应，加深了我们对战后东北历史的认识和了解。
此外，文章虽然主要论述战后东北这一主题，但也兼及多个问题的讨论，很令人受启发：一是企业史的视角，研究企业与政治和外交的互动，即企业的外部关系。二是有很好的人物视角，以往我们关注高层的决策人物，像东北的熊式辉、张嘉璈及蒋经国等，但是，此研究还可以看到很多小人物——中底层历史参与者，例如日本商人、技术人员，美国商人等，平田老师在其中使用口述资料、文史资料和回忆录，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三是战后日本的移民问题，刚刚老师们也已经谈到，这里不再赘述。此外，这两年对“战后”研究日渐重视，例如战后索赔，其实还有更广义的战后话题，比如论文中提到的军队和地方的关系，民族主义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此研究的史料非常扎实，使用了前苏联档案、国史馆档案、二档馆档案、日本档案与美国档案等，还运用地方志、人物资料，包括平田老师自己做的口述资料，考证清晰。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利用苏联档案，将苏军接收鞍钢、拆运机器的具体事实勾勒出来，包括谁负责鞍钢的机器拆运，与日本商人和工程师合作，如何运输，运输过程中的仓储问题，最终运往哪里，以及抵达苏联后的出现的设备受损等各种历史细节。正是扎实的史料基础，使我们对一些历史的认知得到更新，例如作者注意到鞍钢被拆除的机器主要是炼钢、轧钢类设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新中国初期，鞍钢在开采炼铁与炼钢轧钢两方面出现的不平衡现象，以往我们强调日本殖民时期的投资问题，而此研究很好的回答了此问题，即炼钢设备被运走了，所以1949年后炼钢生产出现了断裂。
另，本文的问题意识很值得继续深入探究。此研究涉及到两个年份：1945年与1949年。这两个年份在近代中国十分重要，从政治、军事角度来看，它是重大事件、重要历史时期的起始点，但它不是戛然而止、突然转变的，而是具有极强的历史延续性。本文从企业史的视角来观察，就很好的解释了这种历史延续性。
讲座现场 （发言者为复旦历史系在读博士研究生孙毓斐）
此研究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一是史料问题，对张嘉璈的资料和蒋经国日记的运用，可以再仔细斟酌，目前来看，蒋经国日记现收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姚崧龄编写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中也提供了日记以及其他很多资料，另外汪朝光等学者在之前发表的文章中对东北接收史料做了一些补证，日本伊原泽周老师的《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则是根据胡佛研究所的中文原版资料重新整理而成。这些资料得出版有时间顺序，在不少记述中存在出入。例如论文的14页，讲到1945年10月12日张嘉璈和熊式辉抵达长春时，苏联安排他们暂住到原伪满洲国交通部所在地，张日记中有记录初到的场景和感受，但姚崧龄和伊原泽周的版本存在差异。再例如第15-16页，论及1946年2月10日蒋介石等人在重庆商讨对苏提出的经济合作方案的妥协，提出将鞍钢与鹤岗一起作为合办项目，以希望抚顺煤矿获得经济自主，但张日记中明确记载了：要求中方持股51%，董事长、总经理必须是华人——这一点非常重要，意味着中方明确提出控股，并且区别于苏联之前提出的苏方51%持股。
有关蒋经国日记的问题。2020年2月，收藏在胡佛研究所的蒋经国日记即将对外开放。蒋经国日记中也提到了东北交涉问题。虽然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有这部分内容，但有机会还是应该去档案馆核对，可以再做一些补充。
此外高琦达之助资料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他向国民政府提出的建议。但我关注到他出版的《“满洲国”的终结》一书，其中提到他与苏军谈判的过程，同时他在中共占领时期与中共也有过短暂的合作，然后才成为国民政府的顾问，因此，他是参与了这三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我认为他的资料可以更多地运用对上述时期的考察。
二是，我认为有必要把复杂背景梳理清楚。如前述，此研究的视角很独特，不囿于既往重在“三国四方”的交涉，但是厘清复杂背景是探讨企业外部关系的基础。本文对美国方面的背景、1945年8月至次年6月间的国共关系，以及中苏交涉的脉络介绍较少。例如，苏联占领东北时期中，国民政府一直在与苏联进行交涉，这一点对本文非常重要，汪朝光老师在研究中提到，中苏交涉初期国民政府把军事问题作为主要因素，经济争议选择搁置，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民政府1946年6月前对鞍钢接收决策的演变。最后，还有个小细节，张嘉璈1920年代初期的主要时间是在北京，不是在上海，他被调到中国银行总行担任副总经理之后，主要在北京与当时的北京政府打交道。
总之，拜读完平田老师的研究，颇受启发。刚才提到的一些问题，是我自己的浅见。不当之处，还请老师指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青年学者读书班”不定期邀请海内外学者发布新作、分享新知，澎湃新闻将陆续刊载这一系列讲座纪要。）(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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