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味 黄丹丹
“要想发，扫十八，要想有，扫十九”，这是吾乡年俗——扫尘的说法。到了农历腊月十八、十九两天，主妇们和勤快、听话的男主人们，就开始了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把家给拾掇得窗明几净，为迎接新年的到来。
扫尘是打开过年模式的仪式之一。一过年，人就爱讨吉利了，有贪心的人，十八和十九要连续扫两天，想把“发”和“有”都占全。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对这样的人家颇有微词——太贪了，想把好都占齐的人，一头都沾不上。
我问为什么呀，不是说了，“要想发，扫十八，要享有，扫十九”么？都扫了肯定既能“发”，又能“有”呀。估计，我那时刚学会用“既……又……”造句，所以，觉得这个用来造句还蛮顺溜的，于是，我带点显摆自己“学问”似的问爷爷。
爷爷说，囡哎，人不能想多了，只能想一头，想“发”，就不要想“有”，想“有”，就不要想“发”。就像俺大孙女，要想聪明，就不要想俊，想俊，就不要想聪明。
可是聪明和漂亮我都想要呀。我在心里说。但我那时已经知道自己不漂亮了，因为，我每次去爷爷家，村里人都叹息地说：这丫头，长得一点都不像她妈，她妈比唱戏的搽了粉都白，她妈比挂历上演电影的都俊。哼！欺负我小，可我聪明，我都听得懂！好吧，我不得不承认，还是爷爷说得对，人只能想一头，不能什么都占全。
扫完尘之后的家，干净得有点令人拘束了。不过，没关系，再过几天，就又会变乱——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话。
真的就乱了。到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时候，家里会乱得连灶糖都找不着。为了过年，家里置办的东西太多了，像灶糖之类的，为了防比贼还精的小孩子，往往要常常转移，转移到末了，能把忙过年的大人给转晕掉，再也想不起他们亲手藏的宝贝在何方。小孩子知道呀，家里就那么丁点儿大的地方，譬如房梁上凭空多出来一个吊起来的竹篮，那不是放糖果还能是放红辣椒或红蜡烛的么？把小孩子当傻子的大人，其实才是最大的傻瓜。
大人们不知道，其实那些被他们自己藏起来找不到的灶糖们，早进了孩子们的肚子。灶王爷还没甜嘴呢，还得买！于是，孩子们又多了一个光明正大吃灶糖的机会。
可惜，光明正大干的事，就没那么吸引人了。过了小年，再馋嘴的孩子都对灶糖挑剔了起来——快要把牙给粘掉啦，什么玩意儿！
孩子之所以嫌弃灶糖，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目标。过了小年，吾乡的主妇们就开始忙着炒瓜子、花生，炸焦叶子，做圆子，冻豆腐，煮咸菜——吾乡把腌的腊味称之为咸菜，各种美食的香味纵横交错，刺激着孩子的味蕾，挑战着孩子的极限，偷哇，抢哇，饕餮吧！
记忆中，我家过年还比吾乡的大多数人家还要多出两样美食，一是年糕；一是蛋饺。
年糕是从广州带过来的，黄橙橙的，如一枚坚硬的大金牌。邻居叔叔说，那年糕有豆饼那么大。我没有见过豆饼，以为那是什么美食，跟妈妈闹着要吃豆饼，此言一出，即引来满堂大笑。后来，很多人都拿此话逗我，我虽懂大人语气里的戏谑之意，却不懂笑点在何处，这令我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无奈。那感觉就像我看大人的书，虽然字儿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我却不知何意，那感觉令人郁闷——只是当时，我连“郁闷” 这个词也不会说。不过无所谓，我有美味的年糕吃，这坚硬的大金牌，被削成一片片小薄片，隔水一蒸，别提多糯，多甜，多香，多美了。关键是，别人家都没有！前几年，我循着记忆，从网上买回了童年记忆里的年糕，可惜，已不是记忆中的味道。也是前几年，朋友知道我养花，说给我捎点豆饼。我才恍然大悟，当年大人们为什么取笑我嚷着要吃豆饼了。原来，那时候，豆饼是牲口们的食物。
那时候，年前总会结冰，屋檐下垂着长长的凌锥，环校渠里的冰厚得可容孩子们在上面打陀螺。我家从不缺我吃的，不缺，就不稀罕。但我妈不许我去冰上，被禁止的事都充满诱惑。我从小对冰充满爱慕。于是，偷偷拿爸妈的教鞭踮着脚去敲凌锥，凌锥被敲断后落在地上，我飞快地捡起来就吃。啊呸呸呸，我那时怎么那么不嫌脏呢？但也奇怪，吃了那么多脏东西，我从来也没有闹过肚子，所以，我爸妈就一直不知我“吃冰”的秘密。肮脏与洁净，都是人自己定义的，定义的到底准不准，谁知道呢？反正我有了女儿之后，她几个月到一岁之间在浴盆里洗澡，总爱拿洗澡毛巾蘸水吮，我看了从来都不去制止。她还干过别的更恶心的事，我也不管，当笑话看。但人家现在已经是大姑娘了，至于她曾干过的怎样恶心的事，我就不便透露她隐私了。
偷吃两天凌锥和水沟里的冰块，年就到啦。
三十下午贴春联，三十傍晚放鞭炮，三十晚上拜大年。到了年三十，大人们辛辛苦苦准备了许久才凑齐的一大桌子菜肴，孩子们坐在桌边倒也表现平常了。孩子们想串门儿，到东家，装满一口袋，到西家，再装满一口袋，蹦蹦跳跳地回家，一家人围着火炉吃瓜子、吃花生、吃糖，看春晚。
然后，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醒来后，迫不及待地穿上新衣服、新鞋，赶紧出门，去迎接新的一年。
哪知，迎着迎着，蓦然发现，已把自己迎进了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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