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道与街道 | 上海曾经也是“东方威尼斯”
申知沪志 上海老底子
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太湖尾闾，扼长江入海之咽喉，承长江、太湖来水；下游既面对大洋，可通达世界各地，是个典型的依水兴市、治水兴利、借水发展的河口海岸城市。上海简称“沪”也是渊源于水。没有密如蛛网的河道，就没有上海的兴盛与发展；没有水利，上海也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模样了。
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上海志》中的“上海县地理图”。虽然当时不具备现代测绘制图技术，但对河道纵横的地貌还是有着详尽体现
老城厢的小桥流水
老城厢是上海历史的发祥地之一。北宋时期，出现上海早期的居民聚落和官方机构——上海务。南宋时期形成市镇。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建立上海县。明代中叶，为抗倭防患，建筑城墙，确立为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上海县城濒临黄浦江，河浜密布，素有“有舟无车泽国”之称。主要河浜有肇嘉浜、方浜、薛家浜、陆家浜、侯家浜、中心河等。据嘉庆《上海县志》卷首《古上海镇市舶司图》，城厢一带在宋末有近30座桥。至清代已达56座桥，其中有跨肇嘉浜的关桥、龙德桥、郎家桥、曼笠桥、阜民桥（县桥）、虹桥、斜桥等，跨方浜的十六铺桥、学士桥、益庆桥、长生桥、馆驿桥等，跨薛家浜的青龙金带桥、小普陀桥、小闸桥等，跨陆家浜的万宁桥、海潮寺桥、平道桥等，跨侯家浜的福佑桥、安仁桥、香花桥等，跨中心河的中心河桥、西仓桥等。由于河浜提供生活和交通的便利，沿河不少桥附近成为居民点乃至集市。随着县城人口增加，河岸民宅日益密集、扩展，沿河船埠林立，商号栉比，形成江南水乡格局。
这幅流传甚广的1884年上海老地图中清晰标出了老城厢内各处重要河道、巷弄和桥梁。使后人对当时的城厢面貌有很直观的了解
明清时老城厢的城市景观有两个主体：一为河浜，其大者可行船，小者服务于居民生活；二为巷弄，曲折而狭窄，主要供人行走。观察现存的清末时期老城厢地图，都可以看到图中巷弄错杂曲折，与纵横交织的河浜互为依托。这些巷弄从形态和走向上也与河浜相辅相成 。
清末年间拍摄的上海城外某处河道及民居
这种沿浜巷弄其实也是脱胎于江南传统的农耕圩田。圩田内的河渠沟塘，其堤岸高于田地，称为“田塍”，官方定期组织维修加固，以保障农田排灌体系的正常运作。在水网地带，田塍自然是最便利的行走通道，日久成路，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小路大都沿浜分布的现象。市镇建立以后，河浜功能逐渐由服务农业转向服务于城镇居民、商户。“城镇化”直接导致田地被垫高转化为城市用地，而浜与田之间小路的交通功能也随之强化，成为居民区内最初的巷弄。事实上，在现今许多传统江南小镇还能看到这种趋势留下的痕迹。
清末的上海某处水道，乘坐小船出行的修女
20世纪初，上海城内一处临水而建的货栈
20世纪初，法国人绘制的上海地形环境图，红色为聚居区和村落。可见当时除租界外，其余地区还保持着江南水乡的特色
“母亲河”肇嘉浜兴衰
说到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和苏州河自然是顺理成章。而在上海市区曾经也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浜，贯穿东西，这就是肇嘉浜。19世纪中叶，它还是一条碧波荡漾、岸柳成行的通航河道。东起朝宗门(今大东门) ，从郎家桥入水门，引黄浦江水横贯上海县城，西出仪凤门(今老西门)水门南下，流至斜桥、罗家湾（又称卢家湾，原卢湾区名称之由来）直奔徐家汇的蒲汇塘。长约5公里，宽约30米，深3～4米。肇嘉浜与蒲汇塘交汇处称蒲肇河（大致为现今漕溪北路走向）。向西可通航至七宝，远接松江，进而联通太湖水系。上海县城内及周边的许多商贸活动以及货物集散都要通过肇嘉浜，物流通商意义重大。
肇嘉浜也是上海县城正中干河。方浜在其北，由学士桥入小东门水关，经益庆桥、西马桥(今西马街、青莲街之间)，原通周泾（现今西藏南路），后因筑城断塞，止于西城墙。薛家浜在旧城南，自青龙桥入小南门水关后，分段称乔家浜、也是园浜，过守备署，止于西南城墙。陆家浜在南城外，东起南仓渡，西连肇嘉浜，北经肇嘉浜、周泾接吴淞江。西洋泾浜(即新开河)在旧城东北，东接浦江水，西连城壕，北通洋泾浜连接周泾。这5条干河，通过城濠和中心河(又称穿心河)互相沟通。城濠初掘时全长1600丈，宽6丈，深1.7丈，通潮汐。中心河是旧城厢南北流向干河，沟通肇嘉浜、方浜、薛家浜，接连众多支流，以肇嘉浜为骨干，组成城内外水网。泛舟行驶之间，可抵各城内外各处。众多商铺及住家大多也枕河而居，完全是一派典型的江南水城既视感。
民国3年(1914年)，法租界最后一次大规模西扩，肇嘉浜及其沿岸地区也开始了史上最大变迁。上海县城之外的肇嘉浜河段，特别是新辟法租界内的肇嘉浜北岸大片地区呈现出由水乡农舍向城市街区的沧桑巨变。工厂、商户以及居民开始大量聚集，市井的繁荣也带来市政管理问题。大量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通过雨水管道直接排入肇嘉浜。建筑、生活垃圾也都倾倒浜内。日积月累，河道逐渐淤浅，水质恶化。至20世纪30年代，仅能勉强通航小船。
上中下图分为20世纪早期、20世纪30年代以及40年代的肇嘉浜影像。图中可见不同时期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这段时期，由于天灾、战乱等原因，苏北、山东等地农民逃难入沪，许多在肇嘉浜两岸搭棚落脚谋生。尤其是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华界，战火将闸北、南市部分地区烧成一片焦土，难民颠沛流离，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肇嘉浜两岸苟且求生。肇嘉浜是当时法租界与华界的界河，但是双方都疏于管理，再加上受到时局影响，也无暇顾及。于是两岸出现更多用竹片芦席卷裹的“滚地龙”、挖土打洞的“水旁地室”、半边用几根毛竹支撑凌空架在水面上的“水上阁楼”和岸边的旱船。
当时的水上棚屋，环境恶劣可见一斑
20世纪30年代的肇嘉浜。拍摄视角推测为在谨记桥上西望。谨记桥就在现今宛平路肇家浜路口，该桥建于1908年，木石结构，1954年浜填桥拆。当时该桥连接浜南的谨记路（现宛平南路）和浜北的汶林路（现宛平路)。谨记路斜徐路口为知名的五洲固本肥皂厂，该地块后来建成上无四厂
1937年的徐家汇路。图中可见肇嘉浜几近干涸。浜北侧有法租界设置的铁篱笆。路上可见一辆公交车，推测为法商运营的二十三路，从斜桥至徐家汇。肇嘉浜北侧道路为徐家汇路，南侧道路为斜徐路，20世纪50年代填浜筑路后，两条路的大部分成为肇嘉浜路的路面，只留东端一小段还保留原名
1948年拍摄的肇嘉浜及大木桥。图中可见浜边的棚户
1937年拍摄的肇嘉浜及一座桥梁。当时受时局影响，可见重重围篱将两岸隔开
此后又由于截流筑路等原因，原本为活水泾流的肇嘉浜实际上已经成为断头死水浜，沿岸环境及水质进一步恶化。据当时的慈善机构普惠堂不完全的资料统计，每逢盛夏酷暑，肇嘉浜边一天平均能收到10具尸体，最多的一天竟收到40多具。至1947年，两岸有棚户2000余户、居民约8000人，成为旧上海最大的水畔棚户区。
事实上，从19世纪后期开始，随着租界的扩张以及城市化的进程，上海地区许多河道与肇嘉浜都有着类似的的命运。
疏浚，治标难治本
由于上海地区位于太湖碟形洼地的边缘，地势高亢，同时又地处太湖泻水通道尾间的感潮区内，排水不畅和潮汐型泥沙淤积的双重影响，使该地区的河道浚治自古以来就是水利工程的核心问题 。虽然历代政府勤加疏浚，但屡浚屡淤，河道淤浅始终无法根本解决，因此，河道环境问题是上海地区自然环境中最为薄弱之环节 。然而，对上海老城厢而言，除上述自然原因外，由于城镇人口集中，商业发达，人为污染和侵占河道的现象也很严重，从而使城内的水环境变得更加脆弱 。1875年出版，王韬所著《瀛壖杂志》中有着较为生动的记述：
瀛壖杂志
城外惟一黄浦。其余港汊，潮退即涸。城中沟渠甚狭，舟揖不通。秋潮盛至，水溢城固，然浊不堪饮。随处狭沟积水，腥黑如墨。一至酷暑，秽恶上蒸，殊不可耐。邑人多凿井而汲，每值潮涨，则取水于城外浦中。如饮城河中水，易生疾病......夫积水全赖大沟为宣泄，未可任民侵占，以致填淤不通。凡河之通潮汐者，无不日浅，必疏浚勤而始不致淤。自咸丰五年至同治二年，屡加疏凿，潮始畅流，去污荡垢，迥胜前时......
清末上海城内一处景象。狭窄的水道停满了各式船舶，商户紧邻水面。从招牌看很可能是一家从事畜牧生意的商号
20世纪20年代，上海城中某处河道。图中可见一些工人正在向船上倾倒垃圾
另一方面，开埠初期，来上海的外国人对于上海本地的水环境也缺乏认识。租界初期的马路筑得比较马虎，对此，当时有不少文字记载：“向时法界街道俱用砖屑填成，一经天雨，泥泞异常。”即使当时较为繁华的英租界，“同治初，惟英界大马路稍觉宽畅，亦不免泥水垢秽。”尤其在大雨天的时候，租界马路“很快变成令人讨厌的臭水沟”。甚至到了1864年，“（外滩）这里土地高低不平，积水排不出去，一下大雨，地上全是一道道水沟。它的外边是低潮线，是宽阔的沙滩，夏天，太阳一晒，散发着有害健康的气味。”
清末的洋泾浜。两岸各式中西建筑鳞次栉比，水道中航路繁忙
这幅图中的洋泾浜已几近干涸
租界当局整治疏浚洋泾浜
除了潮汐的影响外，还有人为因素的影响。开埠初期，租界并没有建立市政机制，对私人的地产开发也缺乏管理与约束，从而给租界地区的河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河浜成为居民的垃圾场，1862年公共租界卫生稽查员的报告中提及，“每天有大量垃圾倾倒法租界一侧的洋泾浜中……”，而租地人私自占用滩地、侵占河浜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如何处理眼前的颇为棘手的水环境问题，对于租界当局而言，面临种种考验。首先就是河浜的处置权问题，在开埠初期，租界并没有权利对河浜进行处理，这是因为当时河浜的产权颇为复杂，既有公有也有私有，而且还涉及水面权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854年修改《土地章程》附加规定，对于河浜和滩地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说明：“此前租地人已经捐作公用的土地，如道路与河浜、滩地，今后仍应保持相同的用途。今后商人在购买地块时，诸如河浜、滩地之类的土地仍应服从公用。现已存在的道路，应该不断得到扩展，满足交通需要……”
客观上讲，上海开埠后，西方制度文明和租界城市的兴起给上海老县城传统的社会 、经济 、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都带来直接的冲击。1897年，上海老城厢地区第一条近代意义上的马路——外马路在南市沿黄浦江修筑完成。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9月，老城厢内国人自建的内地自来水公司（位于包家宅，今半淞园路592号位置）建成投用，开始对城厢内外供应清洁的自来水。这一系列历史事实说明，如果以路政和公共事业作为近代城市建设开端的话，华界在城市转型时期模仿租界的痕迹是明显的。
清末年间的上海护城河及大境阁
无论租界还是华界当局，对于河道的治理不可谓不费心思。但是，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逆转，而其中牵涉到诸多利益，也使相关治理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河浜环境的快速退化，是租界强力推行近代城市路政和扩张城市空间的必然结果，城市扩张对于道路的需求量急剧增长。而近代城市的发展都附带着改善公共卫生环境的意识。城市形态的确立，使得交通物流以及居民饮用水等对市内河道的依赖程度日渐减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量河道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
填浜筑路 城市变迁
对比老城厢城市化初期填洪筑路与租界早期河道改造的过程和动因，二者虽然动因不同，但确有异曲同工之处。老城厢在填浜之前经历一个长时期的思想上的准备，并在租界的影响下，创办自来水，为填浜创造了充分的物质前提。在近代路政推进阻滞不前的时候，才选择条件 已成熟的填浜筑路 ，加快了老城厢近代化进程的步伐。而租界直接移植西方城市建设制度，从一开始就把扩展城市空间、改进市政作为获得商业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自觉地采取多种措施，把乡村自然环境改造成城市环境。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近代城市起步和发展的自然过程。以下这些名字绝大部分对于现今的上海人是非常陌生的，但其实它们就是我们现今每日行走其中的道路前身，斗转星移，水陆巨变。
肇嘉浜——白渡路、复兴东路、肇周路、肇嘉浜路
洋泾浜——延安东路
周泾（泥城浜）——西藏中路、西藏南路
护城河（城壕）——人民路、中华路
黑桥浜——福佑路
方浜——方浜中路、东门路
南长浜——复兴中路
北长浜——金陵中路、延安中路
打铁浜——重庆中路、重庆南路、太仓路、顺昌路、自忠路
马义泾——南昌路、雁荡路、重庆南路
东溇浦——瑞金二路西侧街坊
赵家浜——瑞金一路长乐路西北
沈家浜、张家浜——局门路至肇嘉浜路
小浜湾——进贤路至巨鹿路
东芦浦——石门一路（部分）
西芦浦——镇宁路（部分）
寺浜——大田路
陈家浜——成都路（部分）
闸港——吴江路
姚家浜——新闸路
柳营港——柳营路
穿洪浜（川虹浜）——天目路、海宁路
下海浦——海门路
高塘浜——长阳路
…….
还有许多路名和地名至今仍旧保留着“浜”“泾”“河”“港”等的后缀，这也是一种对历史的延续。
上海旧县城水道示意图。图中还标出了原有桥梁的位置
1914年，老城厢填护城河、拆城墙、筑中华路的影像
原卢湾区境历史河道、桥梁、集镇和村落示意图
原静安区历史河道示意图
徐汇区历史河道示意图
虹口区历史河道及桥梁示意图
据相关统计，1860年到1949年，有记载的中心城区河道消失88条，总长度超过222公里；1949年到2003年，中心城区河道消失超过220条，总长度超过300公里。
结语
上海地处江南，自古以来，四通八达的水系是该地区最重要的自然环境。然而，自上海开埠后，在近代城市文明的直接辐射和影响下，上海传统的水道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这是近代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填浜筑路对城市空间的构建和推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早期对河浜的大规模改造，就没有现今上海城市的空间基础。同时，对众多死水河浜的填筑，还优化了人居环境，对改善城市交通和公共卫生、提高城市环境质量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也是合乎历史现实和自然区域特点的选择。
江南特色的水乡景观被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所替代，实质上是河浜作为一种特殊的土地资源，其利用方式在现代城市化潮流中发生显著转型的结果。城市化是否必须以大量填没河道为代价？其实并不尽然。上海近年来进行的河道整治以及大量城区亲水区域的建设就是城市与自然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有益举措。
文字资料：吴俊范《填浜筑路与上海近代城市环境变迁》
《上海通志》《上海水利志》《上海市政工程志》《上海租界志》
以及各区县志、地名志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原标题：《【话说上海】河道与街道 | 上海曾经也是“东方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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