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归与新设中 创造南方少数民族文学 略说韦晓明基于散文魅力的小说创作实践

飞雪

梁荣 摄

□赵镒生

美国文艺理论家锡德尼·芬克斯坦认为：“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和它的艺术性是艺术大师在他的作品中极度接近地再现生活实践，但这种再现绝不是单纯的翻版，而是根据艺术的规律，即同时揭露被描绘事物的本质而再现生活实践的。”文学家不遗余力地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哪怕这些生活早已被别人描摹过复制过，也要赴汤蹈火，其因就是“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一直是艺术发展的动力”，这种动力直指“文学的宽泛”，也就是说生活是不可能被描摹尽净的。芬克斯坦的论点，恰好为韦晓明的文学创作道路和小说创作的成功做了注脚。韦晓明小说里的故事是平凡的，但其小说形象的效应却容光焕发，他虽然写的是家乡大苗山一系列非常普通的故事，构思结局的艺术手法却摆脱了传统陈旧的格局，从而震撼人心，令人回味，充满魅力。

韦晓明文学创作30年,是追梦文学的30年，准确地说，是追梦小说的30年，前15年在散文、诗歌、评论的花园里仰望着小说世界的闪亮登场，从15年的散文到近5年的小说创作，是里程碑似的文体转换，换句话说，是创作上由浪漫主观风采向现实主义严峻品格回归，这一回归完成得非常有力，非常明显，自然也非常成功。

读过散文随笔选集《云中故乡来》，我们可认定韦晓明是散文高手，行文漂亮，情露丰韵，人真事切，主观强烈。我们知道，这不是他追梦的全部，不是他筑梦的彼岸，小说应是另一番景象、另一种头脑的思考、另一条文路的甬道，小说其实更需要客观、冷静地观察世界摹写世界再现世界。这就是韦晓明艰难执着地走了15年、想了15年、计划了15年、体验与反思了15年的原因。

由散文写作向小说创作的断崖移动，即抹去散文写作酣畅淋漓的情感锋芒和主观宣泄，将之通过文本和他者得以映照，这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塑造”。同样是对祖母的描摹，在散文里韦晓明这样写道：

信佛的祖母慈悲为怀，她的善良慈悲远近闻名。小时候，隔三差五我们见到一些穿着苗服的男女老少背着米袋，拄着打狗棍满脸尘垢进村来乞讨，他们每次刚到村口，就有村人一路小跑呼喊：“赉米人来了，赉米人来了！”然后就是一家跟着一家哐哐当当的关门声依次传来。我们兄弟条件反射也要关门，此时若祖母在，我们就会受到呵斥。门不仅不许关，祖母还将一干苗人延进家来，木薯饭红薯饭或者兑水饭，先管个饱。米缸里如果还有米，那就先全装进他们的米袋再说。从“赉米人”的叙述中，祖母得知他们是遭火灾受难了。苗寨房子全是木楼，廊连瓦接，一家失火，全寨遭殃。政府救助有限，他们就只有出来讨要了。（散文《云中故乡来》）

作者对善良而又坚忍的老祖母写得流畅

执着，情重怀深，强烈的主观笔力不容你对老祖母有丝毫的左想。许多年后，韦晓明以笔为犁在小说原野上耕作时，对老祖母（艺术形象之母）的刻画描写已经是另一番天地了。中篇小说《三江红》里，马以中是老祖母最怜惜的侄孙，为了一块石头“三江红”竟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老祖母痛心疾首。然而，老祖母是家族的主心骨，是村里的威望，是族人的象征，老祖母对失去一个寄未来以希望的孙子，却藏悲痛于沉着，掩愤怒于平静，这种复杂情伤的形态是从对马以中究竟是“烧”还是“埋”举棋难定中表现出来的。韦晓明这样刻画马以中的祖母：

老母亲花半天时间，哆哆嗦嗦整出一堆马以中的什物，装了好几个蛇皮袋。“这些东西，明天要一起烧掉。”

……马长斌跪在老母亲面前，说，妈，我们不能烧了老中啊！政府早就不许乱烧人了，这样做是违法的。进不了长濑马家坟山，我们在这附近村买块地皮，让老中安然入土。这几十年哪个还见过乱烧人的？我们不能这样做啊，妈！

老母亲问，乱规矩的事你敢做？徐世明说，叔娘啊，规矩讲的是道理，恶人横死才烧。以中是好人，他不是横死，是意外事故。事故难免，土葬也就不是坏规矩了。老母逼视着徐世明，说，你是工作同志，照理我该听你的，我一辈子听工作同志的话！但今天我得问问，你们搞那个哄鬼哄神的石头，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

老母亲颤巍巍起身，说，法律我不懂，但犯法的事不能做。（小说《三江红》）

在少数民族文学阵营里，不少作品说是写少数民族，但少数民族的骨感却荡然无存，这就涉及到回归与新设问题，社会发展并不意味文学的展示要抚平甚至抹掉民族差异，少数民族文学不能仅有描写彪悍、愚昧、荒蛮的外表，而将民族的特质化作汉化的摹写。要写出民族的品格和性格，就要抓住民族的差异。韦晓明的小说抓住了这一点，这是他成功的标志。《三江红》的结尾甚为精彩：

翟，翟，翟——秋风在树林子里打着尖利的哨音，一如憨厚的马以中偶尔的俏皮。风越刮越紧，簌——簌——簌，临风一面，新培到坟堆上的黄土不断被刮走，贾通明呆立着，他正想说话，风却住了，吹走寸来厚黄土的坟堆上，一枚卵石突露出来，贾

通明扑过去捧起石头，揩去尘土。

啊！这不是三江红吗？大家喊了起来。

此时，一朵红云停在新坟上空，它慢慢张开来，先是浅浅的绯红，渐渐地，渐渐地变成烈火般鲜艳透亮。在鲜明透亮的红色之上，飘动着一抹抹金黄色的彩带。

众人惊呆了。

徐世明仰天长啸——

三江红啊！

这是一个民族悲痛的仰天，一个民族性格失败的长啸。这最后的结局，是韦晓明出彩的一笔。有人认为，《三江红》的结局缺乏正能量，没有写出希望，没有写出鼓舞。其实这种传统移时的所谓“大团圆”套路的说法和写法，早就已经过时了。小说艺术形象是大于思想的，小说带给人们的希望是启迪人的反思与渴望，陶冶人向善，锻造人正义，《三江红》的悲壮（贴切地说是悲凉）结局，恰恰获得了这样的艺术效果。

选择与选择行为的不同，对于民族生存状态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韦晓明的创作注意到了这一点，从而完成了他少数民族文学的特征表达。从一个散文的操纵高手，转变为一个冷静观察世界、笔记世界、塑造世界、再现世界的小说家，韦晓明在回归与更新的探求中创造了少数民族文学，这是值得庆幸与肯定的。

（作者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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