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相 | 我去伊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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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3年1月，旅行作家丁海笑前往伊朗，在那里待了一个月。这篇文章讲述了那一个月中，他在伊朗遇见的人和事。这个国家被太多复杂的目光所注视，内里混杂着温情与心碎。
图文 | 丁海笑
编辑 | 刘成硕
从阿联酋去往伊朗的航班被安排在一个特别的候机厅，里面坐着一些年轻的女子，几位穿着保守的老人，还有高贵绅士般的中年人——长得像电影里的伊朗科学家。年轻女子清一色的不戴头巾，浓妆艳抹，喷上浓烈的香水，香气沁人。伊朗自古盛产香料，在树脂、香脂类香料的使用上有悠久的传统，所以即便保守，波斯女性依然可以用这种传统的方式，让人浮想联翩。
在一阵气流的颠簸后，飞到首都德黑兰雾气沉沉的上空，临降落前一阵黄沙拂过，吹得机翼踏踏作响。飞机降落的信号倒不是机舱广播里的提醒，而是女子们像接到了一道神秘的指令，突然统一地戴上了头巾。
便是伊朗到了。
高楼耸立的德黑兰北部（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令人后怕的一次“交友”
伊朗人对外国人过度热情。对于一个曾经高高在上的民族来说，这样的殷勤好客总让人觉得不自在，那种热情就像是要努力挽回他人同情心和对惨淡的经济所做的一些补救。但我相信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救赎也好，虚荣也罢，我们也曾有过那样的一段时间，见到所有的外国人都仿佛是“远道而来的朋友”。
Couchsurfing是一个提供旅行者与当地人交流的平台，当然也不乏一些混迹其中心术不正的陌生人——哪里都有“耗子屎”，和以此为媒介寻找赚钱机会的投机者。我在上面登了一则启事，最后我的邮箱都快爆掉了，不断有怀揣各种目的想结识我的人，有做导游的、倒外汇的、做买卖的、语焉不详解释不清楚的，我都一一回绝了。有的人表现得就像是一个刚迈出校门的、诚恳的求职者，让人于心不忍。最后我还是败在了我的仁慈上，那次Couchsurfing经历简直糟糕透了——
我坐在一个自称工程师男子的SAIPA车里，车飞驰在外环高速上，窗外漆黑一团。当搭上一辆莫名其妙的车时，你便开始担心身上的财物，并且检查电话是否畅通，但这并不能减缓焦躁，你只能寄望于车能快一点停下来。
“首先，我想问你一些私人的问题，希望你不要介意。”他说道。
我心想倘若不作答，是否会被抛弃在这世界第19大城市的远郊。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工资怎么样？在中国算富裕吗？”
代先生是我在伊朗住宿的赞助人，他是在一家合资石油公司工作的中国人。他曾提醒我，波斯人（注：今伊朗的主体民族）喜欢刨根问底。
如果你是富二代，他们还可能因此嫉恨你，倒真有可能被劫持了，又不是没有过类似的先例。我恰好不是，便如实回答，但他仍然不愿放弃：“你的母亲呢？你呢？谈谈你，尽量详细点，说说你为何会有钱旅游？”
我像是被审问了一番，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应接不暇，支支吾吾，想搪塞过去，心底并不畅快。世界上最尴尬的事情莫过于，跟一个从不旅行的工程师谈你的生活，我的旅行让他迷惑不解，当然探知我的想法并非主要目的，他显然更关心我的经济收入、家庭年收入、中国工程师的平均收入、我的置业情况。
当他知道在我身上可能毫无所获后，便直截了当地说他想要我的银行帐号，方便他在淘宝上进口广州的灯具。
“每次也就几千人民币，伊朗的银行效率太低，要拖上几天时间。”
看来他早已有图谋。我想说我凭什么，这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但此刻我尚在他的手上，车还在高速上，越开越快。车窗外霓虹灯闪耀的德黑兰电视塔，显得格外孤艳，不过我已没有工夫欣赏。
这是基于某种胁迫的承诺吗？按照伊朗的法律，我是否算是被绑架？
“我拿不出那么多钱，你是工程师，你比我有钱。”我诚实地说。
“见鬼的工程师！”他开始抱怨收入，每月只有2千块人民币，还得养房子、养车、养家。
“那你是怎么拥有你的房子、车、家庭的呢？”我反激他，这些我都没有。
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后说道：“安拉帮助我。” 这让我回想起几天前在街上有人拽着我，要我给他一笔钱帮他。我的回答也是：“安拉会帮助你。”却招到了他的白眼，他问我：“安拉是谁？我的父亲？母亲？女儿？他会给我饭吃吗？”
最后我碍于情面地说：“下车喝一杯吧。”想缓解下紧张的气氛。他却很不耐烦地敷衍我，意思是我很忙，你最好赶紧滚蛋。
正好我求之不得。
工程师把我放到了我上车的地方，我灰溜溜地穿过广场，肚子和心里都空荡荡的。在德黑兰的街头，一些不良少年会愤怒地冲我喊到：“Fuck you!”有一次他们甚至叫嚣着向我冲过来，我赶紧夺路而逃。
我迷惑了，他们究竟是友善的？还是假装友善的？
代先生向我坦言：“有些伊朗人不喜欢外国人。”伊朗曾在国王礼萨 巴列维的领导下，和西方国家没什么区别，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以后，当地人对外国人的态度陡然改变，特别是美国人，他们认为美国人夺取了他们祖先留下的财产。现在的情况又有些变化，他们开始拼命想到国外去。一些伊朗女人找了外国的男友，但最后男友一个人回国了，这对伊朗女人来说是致命的欺骗——她们可能因此终身难嫁。
伊朗并不偏安，早在帝制时代，和中国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个古老的帝国有许多惊人相似的地方。不过伊朗的末代皇帝是1979年才下台的，比中国晚了许多年。在德黑兰的古勒斯坦皇宫（Golestan Palace），许多中国明清时期的瓷器，被放在显著的位置，说明过去的皇帝很喜欢东方的玩意儿，这些瓷器有中国官方赠送的，也有外国公司定制的，中西合璧。皇宫里还有同时代各国的钟表、百科全书、国王的玻璃画像、陨石、潜水艇模型等珍藏。
在文化上两国就更难分彼此了。我曾和Zahra 深入讨论过这个问题，越聊越觉得神奇。Zahra是阿富汗人，在伊朗生活多年，是代先生女儿在德黑兰大学的同学。例如，我们都有一样的手相学，对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的判断几乎相同。波斯人也有十二生肖，只不过动物的长相极其符合当地特色。而且，我们都试图通过古老的诗句去预测未来，中国的《易经》被认为也是诗歌，伊朗人则遵从的是哈菲兹（Hafez）的诗，这些诗句时常从古籍中爬出来，指导着当今人的生活。
如坐针毡的聚会
不久后，我又通过Couchsurfing参加了一次线下聚会。
地点约定在一个偏僻的市郊公园餐厅见面。这里与中国北方常见的公园无异，小径、树林、假花、打架的孩子、下双陆棋的老人——棋盘上绘有一位美丽的公主。根据词典上的解释，最早的公园就诞生于波斯，好奇这样公园是以怎样的路线传播的，以保持不同的地方格局一致。
主办者姗姗来迟，我们都快在餐厅门外冻僵了，耳畔又响起代先生的忠告——“波斯人从来不守时。“他个头不高，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戴着金丝眼镜，领着一位年轻但画着大浓妆的女士。很快他便将迟到的责任完全推脱给身边的这一位“Lady”，理由是“Lady”要优雅、风度翩翩，所以只好放慢了脚步，随后他便自我陶醉的笑起来。
聚会的另一位主持人是一所培训机构的英语老师，有着瘦长的脸、冷峻的表情。他让每个人依次用英语发言，讲一个关于沙发旅行的故事。他看上去非常强势，常打断别人的谈话，牢牢的掌控着话语的主动权。
“金丝眼镜”先生先讲述一次他的沙发经历，在非洲旅行时被骗去给人代孕，识破后仓皇逃出。他说得有点炫耀的意味，又耻笑了一遍非洲的贫瘠，这一次还是他自顾自的笑着。
英语老师说他最近刚接待过几个印度人，“在网上接到一个印度家庭的请求，结果真的接来了一家人！”他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人也嗤笑着，一伙人以嘲笑印度人而获得了广泛共识。另一个人补充了一个古老笑话的波斯版：“印度人总用“波斯人来了”哄吓小孩，因为印度曾被波斯的国王统治过。 ”我隐约地记得波斯不是也被阿拉伯君主统治过吗？自然没有人提这茬，人们可以不负责任的、思维局限地存活在自己理解的世界里，而“他们”只是作为强化集体意识的辅助材料罢了。
很快我便有如坐针毡的感觉。这样的聚会一般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也不能提出任何旗帜鲜明的观点，它的唯一好处便是，印证你对事物的看法，引述一些重复、过时的理论，来证明你们是一类人，地球是一个村庄之类的老生常谈。尽管生活不尽人意，全球化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来得实际。
还真有一位伊朗人是奔着工作来的。此人在澳大利亚、叙利亚、芬兰等国家都待过，有一次在某国工作时从山上摔下来摔坏了腿，才被迫回国养伤。他记下每个人的电话号码，在一张密密麻麻的纸上，不放过每一种潜在的工作机会。“伊朗有大量的年轻人失业，我也是。” 但他看上去年逾四十，已不再年轻。
颇为讽刺的是，这个国际人士讨论会，除我之外只有一名来自挪威的外国人，他说他只有22岁——我可一点也没看出来，他蓄着浅黄色的大络腮胡——或许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让人对他的真实年龄产生怀疑。今年他来了伊朗两次，只是说欧洲人赚钱很容易，辛苦上几个星期，便可在亚洲旅行一年。据说欧洲人泡妞也比较容易，他们只需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便能在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有学者称之为“性殖民”。
讨论会的结束是因为地铁快没了。我侥幸搭上了最后一班地铁，却在换乘时错过了另一班。这时候突然有人从背后喊我的名字，人生地不熟，发生这种小概率的事情还是怪吓人的。我错愕转过头来，看见一张波斯人的面孔，才想起是几日前在地铁上认识的一位在广州做生意的商人，他打车送了我一程，最后坚持要付车费。
“再见，朋友！”我脑中深深的萦绕着他手机上那张在广州天河体育场踢球时的照片——标准的伊朗式笑脸。
伊朗大不里士市场里的杂货铺
签证麻烦
伊朗法定的周末是周四、周五，来伊朗的第一个周日碰上德黑兰的空气污染日——德黑兰隔三差五就会因为雾霾而全城放假，第二周又逢某个伊玛目（注：在什叶派中，伊玛目代表教长，即人和真主之间的中介）的祭日，两周共计上班8天。
而我的签证只有两周时间，本来打算一拿到土耳其签证便前往土耳其，但土耳其驻德黑兰的使馆告诉我要到边境上去签，为了稳妥，我又跑到的伊朗邻国亚美尼亚的使馆去搞到一个三周的签证，以防实在去不了土耳其，还有缓兵之计。因为领馆们老放假，这一来二去就花了我不少时间，最后只能寄希望于伊朗移民局，看能不能再留我半个月。
伊朗的行政机构办事效率向来低下，僵化无情，我跑了两次都被拒之门外，眼看就要无果而终了。
“没有人在德黑兰续到过旅游签证，”其他有经验的旅行者告诉我说，“他们根本就不会理你。”
第三次去移民局时遇到了在伊朗工作的中国人陈先生，当时我背了一个牌子有点冷门的摄影包，又留着一头长发，他以为我是派驻中东的摄影师。我能办下“基本不可能”的续签是搭了他的便车，他的伊朗翻译看上去完全不想帮我。
“听着，我说你是陈先生的朋友，帮你把材料送进去，但签不签得到就看你个人的造化了。”他想了想又补充道：“你什么都别说，别告诉任何人是我帮你送的材料。”
我忙说谢谢。说完他和签证官嬉皮笑脸了几句，将我的护照和着陈先生的材料一起递了进去。
但机敏的移民局长官还是发现了我想浑水摸鱼，把我叫进了办公室。
“游客不能续签，你回去吧！”
“我是陈先生的朋友，他能够作证。”我指了指那个翻译。
长官用波斯语问了他一句，他点点头。长官又用英语问了我几句，将我的材料转给了他的长官——一位中年女士，她又翻我的材料，问我为什么来伊朗，又为何要续签。我便将之前的话重复了一便，表明我很希望继续探访这个历史悠长的国度。
“如果你能保证下不为例……”女长官打断了我的说话。
翻译在给我使眼色。“下不为例！”我说。
陈先生坚持让翻译开车送我，翻译很不情愿，说这不是他的职责范围，但陈先生说，这笔费用算他的，翻译才像捡到金子一样突然对我热情起来。下车时，翻译装作要帮我指路，把我叫到一边又鬼鬼祟祟的警告我说：
“记得别说我帮过你。”
一对年轻的艺术家夫妇
我在Couchsufing上与德黑兰一对艺术家夫妻约见。年轻的视觉艺术家Mehdi Fatehi，身材并不高，戴着一副马里奥式的眼镜，下巴刮得干干净净，嘴里叼着一支短小精干的国外品牌香烟。家门口铺设的一张手工地毯，是妻子Farzaneh Hoseini作为鼓手和和乐团赴伊拉克演奏时带回的旅行纪念。她说伊拉克的建筑感觉与伊朗相差了半个世纪。房间里有一些Mehdi Fatehi自己的海报作品，其中最醒目的一张是2005年一支摇滚乐队的演出海报，设计这张海报的时候，Fatehi正在念大学，那时候还是温和派总统哈塔米在职，艺术家还有更多自由，所以允许在戏剧表演中穿插摇滚演出，可现在好光景已不再。
Fatehi从酒柜里拿出私酿的啤酒——这需要先从商店里购买一瓶不带酒精的啤酒，然后自己灌入酒精，放入阴冷的储物柜里一个月。Fatehi从一个朋友那里学到酿造方法，便琢磨着自己做了起来，他说伊朗人家里大部分有自酿酒，街上也有醉鬼，但若被发现，将受到严厉惩罚。
漂亮的Hoseini裸露着胳膊坐在沙发上，穿着黑色的短裙，一双绿色的长筒袜，与她平日工作时的照片迥异，那时候她像一名戴着防毒面具的化学实验员，也与她出门在外的打扮不同，那时候她和街上千千万万的波斯女人一样。音箱里播放着伊朗的古典音乐，Hoseini用高脚杯盛上啤酒，杯中顿时像装着一杯年代久远、名贵的红酒，举杯，两人互道干杯，动作优雅而浪漫。他们共同生活了七年，在一年前决定结婚，搬到了这里的新居。
艺术家夫妻的家
房间布置得西方化。开放式厨房连接着客厅，厨房里有双开门的冰箱、咖啡机、微波炉，四个炉头的天然气灶，上面炖着一个热水壶；客厅里摆放着一台作装饰的旧式打字机、一个装满艺术类书籍的书架、一张工作桌、三面沙发和一张摆满果盘的茶几；沙发对面放着韩国品牌的液晶电视和DVD机，电视柜上是各个国家的电影影碟。
客厅里还放置着许多Hoseini的雕塑作品，她惯用的元素是伊朗传统竞技项目Zurkhaneh中的木棒Meel，Meel象征着权力和暴力，在某些雕塑作品中它是媒体的话筒，或者购物袋中的商品，有时它是食物，有时它又是扭曲、零碎的物体。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她暗指什么，“或许他们知道，但还没有找我麻烦。”有的评论家也指出那其中有色情的成分，因为木棒很像男人的阳具，Hoseini觉得这种理解很荒唐但也很有意思，她也尝试过在作品中加入裸露的女性，这在伊朗本土的艺术家里，是非常大胆的。
“操蛋的国家！”Fatehi嘬了一口酒骂道。有人告诉我说伊朗的上层人士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有人向我抱怨说这个国家是蠢蛋统治的，但对艺术家来说，在这样的国度里生存，是危险而艰难的。好在他们可以通过Facebook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们的作品也在世界范围内逐渐的变得知名起来，名声在外，得到许多欧洲收藏家的青睐，生活得不算太差。
毋庸置疑，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公共生活的最高准则。但它又同时拥有中东国家里较为开放的媒体政策、获得过300余项国际奖项的伊朗电影、虽不合法但家家都私装的全球卫星电视，和已渗透进年轻一代生活方方面面的互联网——甚至因此而引发了2009年的“Twitter革命”。
在伊斯兰圣陵做祷告的男人
伊朗人也喜欢整形和纹身，有隐蔽的地下纹身店，年轻人纹在衣服可以遮盖的位置，至于整形，波斯人不同于东亚人，东亚人希望眼睛大一些、鼻梁高一些，而波斯人则希望眼睛不要那么大，鼻梁不用那么高。
谈话的一部分时间里，Fatehi和Hoseini安静下来，听我聊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度，讲它的人口、风俗、历史和现状，他们时而表现出惊讶的表情，时而点头认同，说我们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Hoseini甚至问我：“中国有伊朗那么大吗？”Fatehi忙说：“当然”，然后打开手机中的地图，找到那块绿色的区域，Hoseini露出惊叹的表情。
忘了交代这次见面的起因，我们通过Couchsurfing认识。前一天，Fatehi发来信息说要我帮忙，我第一反应是，不会又是让我帮忙为中伊贸易牵线搭桥的吧。
原来最近他的妻子近Hoseini接受了一家叫做《Art Looking Magazine》的中文杂志采访，对方寄来电子版，但是他们看不懂中文，向我求助。这本杂志采访Hoseini的标题为《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标题意旨很明确，将政治和艺术撇得一清二楚，但Hoseini的作品毋庸置疑就是谈论政治的啊。她对这个标题有点吃惊，随即“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报道是通过几位伊朗艺术家和女性视角透视伊朗现状，通篇的观点都是经济是下滑的、政治是不好说的、人们是勇敢的、艺术是共通的，这与伊朗文化人乐意展现出伊朗的这一面相似，但我想原因远没有这么简单。在我看来，伊朗更像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在这头取一点水，在那头倒上一点，人民被摆弄着，偶尔趋之若鹜，偶尔亦步亦趋。有时候，从报道中得到的答案是出人意料的，可那些都是伊朗人心知肚明的，或有前车之鉴的。但是一旦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宗教问题，即使得到不一样的答案，也会被告知：“请不要写上去”。
在Fatehi送我回去的路上，我悄悄告诉他说，你很幸福，有一个和你有共同兴趣的妻子。他说是啊，她很优秀，我们在一起有七年时间了，我们在共同成长、互相影响。
她在伊朗长大
Zahra，26岁，阿富汗人，在伊朗长大，是代先生女儿在德黑兰大学的同学。
就在4个月前，在她租住的“家”附近，那个位于德黑兰城乡之交、密布着黄灰色块建筑的区域，她被几个陌生的伊朗男人当街拦住，辱骂，用木棒、拳脚交替殴打。男人们眼里的仇恨高涨，叫嚣着波斯人的种族优越论。路过的市民似笑非笑地冷眼旁观，没有人制止。有人甚至用手机拍摄下这血腥的场面，嘴里嘟哝着从未见过男人对女人施暴，兴许能传上YouTube。
她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惊恐而绝望地走向警察局，该向谁求救呢？她想到半年前扔下她、非法移民土耳其的父母，他们或许也自身难保。她只拨通了一个最熟悉的室友电话，让她送来自己的护照，交给面无表情的警察。几个警察用猎奇的眼神看着她，不屑地瞥了一眼她的护照：阿富汗斯坦。顺手将它扔出门去，用警棍指着她厉声地说道：“滚！”
德黑兰南部贫民窟的少年
滚，在这个残酷无情的世界上，她又能去哪里呢？去依靠她已成家的姐姐？去找那半工半读的弟弟？或者去投奔刚刚被土耳其政府收纳、不用再露宿街头的年迈的父母？还是继续回到自己住的那条街？
她想到了死，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作为逃亡到伊朗的阿富汗难民后裔，早已在习惯在寒风中、冷嘲热讽的夹缝中艰难地活着。
当她向我倾诉这些时，浑身颤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放声哭泣。从出生的那天开始，她就一直更换着住所，和2个姐姐、4个弟弟一起，躲避着警察、流氓、小偷、种族主义者的骚扰。她说她害怕直视陌生人的双眼，那会让她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即便是在行驶的列车上面面相窥的乘客，也会让她感到恐惧。
我静静地听着，大量的时间里，我感到非常的内疚，像一个偶然窃听者一样的忐忑不安。我们谈话的基础是不平等的，并非像两个初涉世事的小伙伴在分享彼此的秘密，因为与我身体上的流浪方式不同，她是国籍上的流浪，是这个世界的流亡者。
2003年，在她高中四年级的某个普通的一天，学校突然下令开除所有阿富汗籍学生，在伊朗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多来自善变的政府和恣意的民众。她几乎是那个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辍学后的几年时光里，她做过服装销售、理发师、美容师、教师、文秘、油漆工、食品加工工人等，许多工作连她自己也想不起来了，最长的时间是在制衣厂工作了五年，制作女士芒托（一种黑色的穆斯林女性服装）。她常会突然丢掉工作，和伊朗大多数的失业者不同，不是因为经济，而是因为国籍——阿富汗。
Zahra的父亲来自阿富汗著名城市巴米扬（Bamyan），历史上巴米扬曾是佛教圣地，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立佛雕塑巴米扬巨佛，由于被认为是异教偶像崇拜的象征，这座立佛于2001年3月被塔利班组织炸毁。他的民族是阿富汗的第三大民族哈扎拉族（Hazara），哈扎拉人多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与在阿富汗占统治地位的逊尼派格格不入，种族仇杀、歧视的事件时常发生。42年前的一天，Zahra的父亲逃亡到同属什叶派信仰体系的邻国伊朗，并且在这里遇到她的母亲。母亲也是哈扎拉族，来自一个全村男子招到屠杀的村庄，由于出逃时太小，她至今无法回忆起家乡的名字，只记得那里有一条河、有一些树。
Zahra从伊朗的哈扎拉族聚会上知道了自己民族的历史，这些难民的后代们流亡在伊朗和其他国家，无法过上正常的公民生活。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新的政权便不再派发难民身份证给新流亡的难民，那些没有身份证的难民们，非法滞留在伊朗，不能工作、上学、买车和买房，被警察抓住则会被遣返回国。
工地上的阿富汗男孩
以前的身份证需要每年更换，拥有一个城市的身份证甚至不能旅行到另一个城市，也不能上大学。所以很多难民千方百计地想获得伊朗国籍，通常的渠道是和当地人结婚。但由于伊朗社会男女不平等，如若阿富汗男人与伊朗女人通婚，他们的子女将不能取得伊朗国籍，只能在18岁后获得难民身份证。而伊朗男人与阿富汗女人结婚，妻子也得在几年后才可以取得伊朗国籍。
Zahra辍学两年后，伊朗政府又改变了政策，准许阿富汗难民自费完成高中学习，她终于能够重返中学，半工半读。毕业几年后，Zahra考入全伊朗最好的德黑兰大学，主修英美文学。大学二年级，她开始帮助一些伊朗企业翻译英文信函，收入不算丰厚，但可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过去的工作也给她带来了益处，发型可以自己设计，服装也可量体裁衣。
可她的兄弟姊妹便没那么幸运了，大姐在14岁的那年，接受了一位哈扎拉男人的求婚，那个男人承诺将支持她念完大学，但后来便反悔了，她不幸沦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二姐天生肺部有疾病，对念书也不感兴趣，至今未婚在家，通过做简单的手工活谋生。三个弟弟在半年前跟随父母去土耳其闯荡，其中一个双胞胎弟弟脑部患有严重的智力障碍，甚至无法正常说话和走路。
为了进入德黑兰大学，Zahra在阿富汗驻伊朗大使馆申请了阿富汗新护照，取得了公民身份。美阿战争后，阿富汗新政权对境外难民态度有所改善，可能也是因为这是海外流亡者所建立起来的政权，阿富汗大使馆甚至拿出一部分钱资助这些流亡海外的难民子女。但取得阿富汗护照的同时意味着放弃了难民身份，完成大学学业后，Zahra将不能以难民身份再继续留在伊朗。对于未来，她一片茫然，谁又知道一年后的命运会怎样呢？
束缚无处不在。男女朋友的关系是绝对禁止的，男人和男人牵手可以，但男人和女人不行，连上街也会受到限制。Zahra曾因和弟弟一同上街而遭到警察拘捕，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房间，盘问他们之间的关系。“姐弟？怎么证明！”警察做了一项愚笨的调查，分别询问了他们父母的名字，看是否能对得上号。
着装保守的伊朗妇女
“在这个社会里，女人是羊。”Zahra作了这样的比喻。令她始终不解的是，古兰经里要求男人尊重妇女，却又说“她们应享合理的权利，也应尽合理的义务；男人的权利，比她们高一级。”（古兰经2：228）
在德黑兰的街头，穿“察朵”的已婚女性，双目中掺杂着说不出的复杂讯息，不像友善和慈祥的眼神，也不是嫉恨与恐惧，更多的是躲避你不礼貌的、好奇的注视，让我觉得德黑兰的冬天，格外寒冷。
两年前，Zahra为获得伊朗留学签证，曾去过一个靠近伊朗的阿富汗城市Harat，这是她第一次踏入一个与她的国籍有关的城市。在她的印象中，阿富汗是一座座灰蒙蒙的城市，比伊朗更保守的国家，女人和男人被限制了更多的自由，宗教冲突也屡屡发生。
她在一位女性朋友家寄住五天，朋友和她的丈夫是当地一所大学的同学，婚后生活看上去十分美满，让Zahra非常羡慕。丈夫是个名义上的女权支持者，曾写过关于阿富汗社会女性地位的论文，但这并不表示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这么想。五天后当Zahra回到伊朗，这个美丽的谎言便被揭穿了。她接到朋友丈夫悄悄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向Zahra求婚，让她做他的第二任妻子。后来，她的朋友对老公手机上的号码产生了怀疑，打来电话反复的追问电话那头是谁。Zahra选择了缄口，她不想伤害任何人。但她明白，这样的婚姻就像稻草，有一天随时可能引火自焚。
还有一次，一个朋友的丈夫提出了和她一夜情，她生气地拒绝了这个男人，并质问他，既然你爱着你的结发妻子，为何还能有非分之想？男人却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们可以不忠于妻子，但反过来则不行。
在Zahra做秘书工作的一个周末，老板把她叫到办公室，反锁上门欲将她强暴，她奋力挣脱，也因此丢掉了工作。更令人忿忿的是，第二天早上，老板夫人打来电话说：“你是像蛇一样勾引我丈夫的女人。”
当我向Zahra问道，有没有令你感到最快乐的时光，答案颇出乎我的意料。去年Zahra和同学前往伊斯法罕旅行，只有匆匆两日，离开德黑兰仅414公里，但这却是她一生中唯一的可以谓之旅行的经历。看到郁郁葱葱的树木，漂亮的绿色屋顶，她无法停止欢笑，特别是见到那些“笨拙的、势利的”本地人把她们当作外宾、在她面前手足无措地说英语的时候。而那一刻，她仿佛忘掉了烙印在她身上的民族印记——那些本不该被附加的身份。一个与我同龄的、经历并不简单的女人，幸福感竟然来自于一种错觉。
“我喜欢你，就像喜欢茶 。”Zahra微笑着对我说，她的脸贴近出租车的椅背，轮廓随着街灯的光线晃动，棕色的眼睛里透露着迷惑与渴望的讯息。我想，这是来自另一个陌生星球的信号，但它并不陌生，因为在夜空下抬起头便可见到它的星芒，不过那好似来自几万光年以外。
“那天第一次见你，虽然只有匆匆的半日，但后来我回到宿舍，突然止不住伤心的哭了起来……”
我深呼了一口气，窗外又恢复到无边界的黑暗背景，沉默了良久，大脑里一片盲白。我们都是流浪在异乡的游牧者，相忘于江湖。
伊朗街头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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