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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农大老教授捐8208万 “科研事业一定得后继有人” 希望用毕生科研转化所得帮学校建高水平实验室

桂林晚报 2020-01-06 12:30 大字

王泽霖教授在看老相册。

近日,河南农业大学77岁教授王泽霖捐出毕生积蓄8208万元的消息引发不少关注。1月4日,记者从河南农业大学了解到,调入河南农大后,王泽霖在没有申请经费的情况下,先后获得3项发明专利和12个新兽药证书,彻底攻克了多种重大禽病防疫难题。

不久前,王泽霖提出,要将毕生科研转化所得结余8208万元全部捐给学校。

1、科研成果转化率100%

据河南农业大学工作人员介绍,40多年前,国内集约化养殖业兴起,但新城疫等老病频繁暴发,禽流感、法氏囊病等新病相继传入并迅速蔓延,造成家禽大批死亡,严重危及养禽业发展。1984年年初,王泽霖调入河南农大,并创新性地开展了产学研协同创新,采取和企业合作的形式实现了滚动发展。

35年来,在没有向国家申请经费的情况下,王泽霖取得了多项科研创新成果。先后获得3项发明专利和12个新兽药证书,其主持创建了重大禽病病毒种质资源库,创立了浓缩灭活联苗研发平台,打破了国外垄断,彻底攻克了新型高效鸡新城疫、传染性法氏囊病等多种重大禽病防疫难题,被称为“给中国鸡宝宝撑起了国产保护伞”。

河南农业大学王泽霖教授团队的研发课题《禽病高效浓缩联苗的研制与应用》也获得了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王泽霖的科研成果先后在全国20多家著名生物制品厂规模化生产,成果转化率100%。

采访中,王泽霖向记者展示了学校统计的他的专利、证书科研转化结余情况。其中显示,截至2016年就已经结余8000多万元。“这两年我退休了,结余有所减少。”

企业一般都会把钱先打到学校的账户,然后按照学校不同时期不同的政策来分。“按照现在的政策,这笔钱学校留10%,学院留10%,剩下的80%应该由我决定如何分配。”王泽霖表示,自己原本可以把百分之二三十留给实验室,剩下的留给自己。

2、数次捐科研收入

据学校工作人员介绍,尽管科研收入很高,但王泽霖个人生活却非常俭朴。目前,77岁的王泽霖出门“能步行就不骑车,能骑车就不坐公交,能坐公交车就不打出租车。”

身家近亿元的王泽霖将钱都花在了科研和公益上。在赚到第一个400万的时候,王泽霖用这些钱逐步为学校盖了两座实验楼,购买了当时省内高校最先进的高速离心机、超速离心机、低速大容量离心机、浓缩机、冻干机等先进仪器设备。

2005年,王泽霖研发的新药证书转让所得500万元,按照协议,除学校和学院所得外,其个人和禽病所可分得345万元。他拿到资金后,就将其中的230万元交给禽病所用于实验室建设,剩余钱款后来又全部捐出,其中100万元捐给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设立创新基金,以鼓励青年科学家投身禽病防疫事业。

2015年,王泽霖两个新药证书两家企业收购,按照协议,企业要将每年销售额的8%作为专利使用费支付给王泽霖,期限为12年。按照近年来的收益测算,12年保守收入在千万元。但就在2019年3月,王泽霖向学校提报告,将其中分给自己的部分全部捐出设立学院科研创新基金。

就在前不久,王泽霖又一次找到学校,表达了将毕生科研转化所得结余8208万元全部捐给学校的意愿,希望用来建设高水平的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即业界俗称的P3实验室。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这些钱该怎么用。”王泽霖告诉记者,思前想后,他实在找不到自己需要这么多钱的地方,就萌生了把钱捐给学校的想法。“我有这个想法很久了,这么大一笔钱,得用在有需要的地方。”

“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好了,我跟爱人现在一个月退休工资共15000元左右,我们哪儿花得了这么多钱。”王泽霖说,因为已经退休,自己很少再从事研究工作,专利、证书转让收益逐步减少,不过只要还有,他会继续全额捐给学校。

“我的成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学校和学院支持,没有大家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王泽霖说,“我已经老了,但是科研事业一定得后继有人,这些钱只有用到更需要的地方才有价值。”

3、一辈子节俭

对于不少局外人看来,除了对其成果等身的赞叹和对其巨大财富的艳羡之外,更多的是对王泽霖生活方式的不解,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他“太简朴”“对自己太抠门“太苛刻”。

河南农大牧医工程学院副院长李明说:“老先生对待金钱让我感觉两极分化,他合法拿到的数千万元眼都不眨就捐出去,但是出差在外住宿吃饭,差几十块钱他也要较真!”

菅复春老师曾在禽病研究所跟着王泽霖夫妇多年,对王泽霖老师的简朴一直看在眼里。当年王泽霖应邀到全国禽病大会去作报告,“这么重要的大会,王老师依旧穿着旧衣服,秋衣的两个袖子都磨得破边了,领子也松松垮垮的。”菅复春就善意提醒说,“王老师,您没时间的话,告诉我您的衣服号码,我去帮您买一套像样的衣服去,不能穿着这身衣服去的。”

结果王泽霖老师只是“笑眯眯地说,‘有的,有的,会换的’”,然后依然我行我素。

学院书记程功鹏也曾劝王泽霖:“王老师,你是大专家,也是学校的形象,得弄套好的西装穿穿。”

对此,王泽霖的答案却是,“我一辈子当马医生、猪大夫,这几十年是给小鸡看病的,随时都要去鸡场,你让我穿那么好给谁看?关键是耽误干活啊”。

的确,在王泽霖的字典里没有“享受”这个词,已经77岁的他至今还坚持着出行的原则———能步行不骑车,能骑车不坐公交,能坐公交车绝不打出租车。

“抠门”这个词传得久了,自然王泽霖也感受得到,但是他却不以为意,总是一笑了之。当人谈起他当年坐火车出差随身还要带小马扎的故事时,他会笑眯眯地说,“那是创业的时候,现在我也坐飞机的”。

在记者追问之下,王泽霖才道出了为什么这么“抠”。

王泽霖1942年出生在苏州,家里生活十分困苦。王泽霖有个姐夫叫赵福仁,14岁参加红军,是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洗礼的老革命。姐夫很顾家,“多亏了姐夫的接济,我们才扛过三年自然灾害。”王泽霖动情地说,“姐夫是英雄,更是榜样,他严格要求自己、艰苦奋斗的作风让我深受教育。”

王泽霖的困境随着考入大学略有改善,但是节俭的习惯却烙进他记忆深处。

专访

希望每一分钱都能用到国家需要的地方

记者:为什么会捐钱?

王泽霖:我77岁,我爱人71岁了,我(把钱)带到棺材去吗?没用。我的两个孩子,都是留学回来的,他们现在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香港,两个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事业,自己去发展。

记者:为什么希望建设P3实验室?

王泽霖:2004年、2005年以后,政策变了,必须有无菌实验室才能生产疫苗。停止做疫苗,没有经济收益。现在的经济收益就是靠转让,不能自己生产。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自己去搞个P3实验室,那就多跟企业结合商量着干。(有了P3实验室)我们学校可以独立研究、生产。

记者:实验室建成以后,你还会去看看吗?

王泽霖:如果需要我做点啥工作,我还可以提供帮助。我今年77岁了,如果实验室两年弄好,我还行,要10年弄好,我就不行了。

记者:有人说“王老师很抠”?

王泽霖:我是困难时期过来的,养成了这么一种习惯。我现在身体也挺好,希望每一分钱都能用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

记者:您对后辈有什么建议?

王泽霖:你的成果在生产中一旦发挥了作用,你会无比的喜悦。第一,抓住人们生产当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要有前瞻性;第二,坚持就是胜利,有个事干,要坚韧。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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