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大老教授捐8208万 “科研事业一定得后继有人” 希望用毕生科研转化所得帮学校建高水平实验室
王泽霖教授在看老相册。
近日，河南农业大学77岁教授王泽霖捐出毕生积蓄8208万元的消息引发不少关注。1月4日，记者从河南农业大学了解到，调入河南农大后，王泽霖在没有申请经费的情况下，先后获得3项发明专利和12个新兽药证书，彻底攻克了多种重大禽病防疫难题。
不久前，王泽霖提出，要将毕生科研转化所得结余8208万元全部捐给学校。
1、科研成果转化率100%
据河南农业大学工作人员介绍，40多年前，国内集约化养殖业兴起，但新城疫等老病频繁暴发，禽流感、法氏囊病等新病相继传入并迅速蔓延，造成家禽大批死亡，严重危及养禽业发展。1984年年初，王泽霖调入河南农大，并创新性地开展了产学研协同创新，采取和企业合作的形式实现了滚动发展。
35年来，在没有向国家申请经费的情况下，王泽霖取得了多项科研创新成果。先后获得3项发明专利和12个新兽药证书，其主持创建了重大禽病病毒种质资源库，创立了浓缩灭活联苗研发平台，打破了国外垄断，彻底攻克了新型高效鸡新城疫、传染性法氏囊病等多种重大禽病防疫难题，被称为“给中国鸡宝宝撑起了国产保护伞”。
河南农业大学王泽霖教授团队的研发课题《禽病高效浓缩联苗的研制与应用》也获得了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王泽霖的科研成果先后在全国20多家著名生物制品厂规模化生产，成果转化率100%。
采访中，王泽霖向记者展示了学校统计的他的专利、证书科研转化结余情况。其中显示，截至2016年就已经结余8000多万元。“这两年我退休了，结余有所减少。”
企业一般都会把钱先打到学校的账户，然后按照学校不同时期不同的政策来分。“按照现在的政策，这笔钱学校留10%，学院留10%，剩下的80%应该由我决定如何分配。”王泽霖表示，自己原本可以把百分之二三十留给实验室，剩下的留给自己。
2、数次捐科研收入
据学校工作人员介绍，尽管科研收入很高，但王泽霖个人生活却非常俭朴。目前，77岁的王泽霖出门“能步行就不骑车，能骑车就不坐公交，能坐公交车就不打出租车。”
身家近亿元的王泽霖将钱都花在了科研和公益上。在赚到第一个400万的时候，王泽霖用这些钱逐步为学校盖了两座实验楼，购买了当时省内高校最先进的高速离心机、超速离心机、低速大容量离心机、浓缩机、冻干机等先进仪器设备。
2005年，王泽霖研发的新药证书转让所得500万元，按照协议，除学校和学院所得外，其个人和禽病所可分得345万元。他拿到资金后，就将其中的230万元交给禽病所用于实验室建设，剩余钱款后来又全部捐出，其中100万元捐给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设立创新基金，以鼓励青年科学家投身禽病防疫事业。
2015年，王泽霖两个新药证书两家企业收购，按照协议，企业要将每年销售额的8%作为专利使用费支付给王泽霖，期限为12年。按照近年来的收益测算，12年保守收入在千万元。但就在2019年3月，王泽霖向学校提报告，将其中分给自己的部分全部捐出设立学院科研创新基金。
就在前不久，王泽霖又一次找到学校，表达了将毕生科研转化所得结余8208万元全部捐给学校的意愿，希望用来建设高水平的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即业界俗称的P3实验室。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这些钱该怎么用。”王泽霖告诉记者，思前想后，他实在找不到自己需要这么多钱的地方，就萌生了把钱捐给学校的想法。“我有这个想法很久了，这么大一笔钱，得用在有需要的地方。”
“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好了，我跟爱人现在一个月退休工资共15000元左右，我们哪儿花得了这么多钱。”王泽霖说，因为已经退休，自己很少再从事研究工作，专利、证书转让收益逐步减少，不过只要还有，他会继续全额捐给学校。
“我的成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学校和学院支持，没有大家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王泽霖说，“我已经老了，但是科研事业一定得后继有人，这些钱只有用到更需要的地方才有价值。”
3、一辈子节俭
对于不少局外人看来，除了对其成果等身的赞叹和对其巨大财富的艳羡之外，更多的是对王泽霖生活方式的不解，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他“太简朴”“对自己太抠门“太苛刻”。
河南农大牧医工程学院副院长李明说：“老先生对待金钱让我感觉两极分化，他合法拿到的数千万元眼都不眨就捐出去，但是出差在外住宿吃饭，差几十块钱他也要较真！”
菅复春老师曾在禽病研究所跟着王泽霖夫妇多年，对王泽霖老师的简朴一直看在眼里。当年王泽霖应邀到全国禽病大会去作报告，“这么重要的大会，王老师依旧穿着旧衣服，秋衣的两个袖子都磨得破边了，领子也松松垮垮的。”菅复春就善意提醒说，“王老师，您没时间的话，告诉我您的衣服号码，我去帮您买一套像样的衣服去，不能穿着这身衣服去的。”
结果王泽霖老师只是“笑眯眯地说，‘有的，有的，会换的’”，然后依然我行我素。
学院书记程功鹏也曾劝王泽霖：“王老师，你是大专家，也是学校的形象，得弄套好的西装穿穿。”
对此，王泽霖的答案却是，“我一辈子当马医生、猪大夫，这几十年是给小鸡看病的，随时都要去鸡场，你让我穿那么好给谁看？关键是耽误干活啊”。
的确，在王泽霖的字典里没有“享受”这个词，已经77岁的他至今还坚持着出行的原则———能步行不骑车，能骑车不坐公交，能坐公交车绝不打出租车。
“抠门”这个词传得久了，自然王泽霖也感受得到，但是他却不以为意，总是一笑了之。当人谈起他当年坐火车出差随身还要带小马扎的故事时，他会笑眯眯地说，“那是创业的时候，现在我也坐飞机的”。
在记者追问之下，王泽霖才道出了为什么这么“抠”。
王泽霖1942年出生在苏州，家里生活十分困苦。王泽霖有个姐夫叫赵福仁，14岁参加红军，是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洗礼的老革命。姐夫很顾家，“多亏了姐夫的接济，我们才扛过三年自然灾害。”王泽霖动情地说，“姐夫是英雄，更是榜样，他严格要求自己、艰苦奋斗的作风让我深受教育。”
王泽霖的困境随着考入大学略有改善，但是节俭的习惯却烙进他记忆深处。
专访
希望每一分钱都能用到国家需要的地方
记者：为什么会捐钱?
王泽霖：我77岁，我爱人71岁了，我(把钱)带到棺材去吗?没用。我的两个孩子，都是留学回来的，他们现在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香港，两个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事业，自己去发展。
记者：为什么希望建设P3实验室?
王泽霖：2004年、2005年以后，政策变了，必须有无菌实验室才能生产疫苗。停止做疫苗，没有经济收益。现在的经济收益就是靠转让，不能自己生产。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自己去搞个P3实验室，那就多跟企业结合商量着干。(有了P3实验室)我们学校可以独立研究、生产。
记者：实验室建成以后，你还会去看看吗?
王泽霖：如果需要我做点啥工作，我还可以提供帮助。我今年77岁了，如果实验室两年弄好，我还行，要10年弄好，我就不行了。
记者：有人说“王老师很抠”?
王泽霖：我是困难时期过来的，养成了这么一种习惯。我现在身体也挺好，希望每一分钱都能用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
记者：您对后辈有什么建议?
王泽霖：你的成果在生产中一旦发挥了作用，你会无比的喜悦。第一，抓住人们生产当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要有前瞻性；第二，坚持就是胜利，有个事干，要坚韧。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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