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意大利人的中文比我说的都好？
原创： 老妈蹄花 X博士
讲真的，第一次说起“老安”，除了拍《镜子》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和《你好安德烈》里龙应台的儿子，大多数人，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一位在中国，生活了40年的意大利人。
1959年出生在意大利米兰的安德烈·卡瓦祖蒂，还是AC米兰足球俱乐部前主教练安切诺蒂的高中同学。
今年是他在中国的第38年，人人都叫他老安。
他是一位摄影师以及纪录片导演，采访过中国半个文艺界的人，参加过无数大大小小的展，他的汉语流利到时不时夹杂“他妈的”水平，却鲜少接受采访。
怀揣着对神秘老安的无限好奇，我们来到了他在北京东边的工作室，和老安聊了聊。
1996年，出于老本行摄影的职业习惯，老安想记录当时处于巨变中国的一些艺术家，其中有个英年早逝的作家，叫王小波。
而这一段影像，却成为了整个互联网关于小波生前，留下的唯一珍贵影像。
他的文字，为无数年轻洒热血的青年，树立了一座座武装头脑的灯塔，成为当代文青的精神领袖。
镜头前的王小波
关于王小波为何能在当代年轻人中间还如此受追捧，我问老安，作为记录者怎么想这件事，他也感到很是意外。
回忆起当年，他的书除了在台湾，市面上压根没得卖，但老安却挺喜欢小波这个人，说他是一个自由的思想者，跟他相处的很随性，可以随便谈任何事。
你会发现生活中的小波，并不符合你读文字时对他的想象。他说话温柔，轻松却又蕴含着能量，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王小波也在《沉默的大多数》里，转述了这位意大利朋友说的话：
“除了脏一点、乱一点，北京城很像一座美国的城市。”
90年代的北京迪厅，图源Getty
出于对处在风云变幻下中国人精神状态的好奇，他和意大利摄影师巴尔比埃利决定，采访一些文人和艺术家，他们把这些影像资料，收录在一个叫《北京三部曲》的合集里。
回忆起90年代采访的这帮人，老安整个人开始兴奋起来
后来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要做王小波的纪念节目，就是找老安要的视频资料。
除了王小波，还有像玩摇滚的崔健、彭磊，叛逆的韩寒、余华、阿城这样的文人；艺术领域也有方力钧、栗宪庭等艺术家。
当代艺术家方力钧
甚至也有刚做完变性手术的金星，总之中国大半个文艺圈，老安都找他们采访了遍。
老安对每一个采访对象都很印象深刻，但一说起最近红火的彭磊，他也挺纳闷：
彭磊火的时间特怪，老安说按照正常音乐市场逻辑，摇滚乐手一般会在年轻的时候火，而不是发福的时候才红。
老安将这些都记录在他的摄像机里，有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公布出来，他觉得很可惜，这一摞的录像带，就一直在他的柜子里放着。
老安回忆起90年代，什么都是新鲜的，文艺圈也特热闹，没有商业资本的干扰，电影学院的人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我不想当男的，那就做个手术，像跨性别的舞蹈家金星走上舞台主持，这在当时人看来，都是无法想象的。
跨性别主持人金星
当年扎堆的新兴观念涌入国门，还有各种古怪的电影、破格的行为艺术，他们干的事听起来就很带劲，老安说那是年轻人最自由的状态，他也很享受观察世界变化的感觉。
《北京三部曲》后，老安自己也揽了不少电影的活，包括呆在北京时，给彭磊的电影《乐队》担任摄影；
彭磊执导，老安摄影的电影《乐队》，还在上海一个电影节拿了最佳导演奖
以及《末代皇帝》的副导演宁瀛，也找来老安为她的电影《无穷动》拍摄，其中那段洪晃被网友广泛转发的表演名场面，诞生于此。
2005年上映的《无穷动》，一部调侃知识分子精神泡妞的黑色幽默电影，放今天来看也不过时
老安在人们迎接新世纪的巨变之际，扛着摄像机，记录下一个个古怪的艺术家和正经的学者，有的还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上放过。
但大多数人还是对这个随和的老安充满疑惑：他为什么要来中国？
老安年轻时就对摄影、文学和音乐充满着兴趣，走进老安的工作室，一墙的电影录像带很是抢眼，有一大半都是VHS录像带，早已被更新迭代的DVD和蓝光碟淘汰。
他回忆起自己的第一个手持DV，想着可以把热爱的三件东西通过影像结合，于是摄像机就没停过。
工作室里，老安一墙的电影录像带
但有次在海上，老安拿着摄像机工作时，直升机把他从高处丢到冲锋舟，老安的第一个摄像机，就在着陆给摔坏了。
老安的第一个sony ccd手持摄像机，坏了之后一直没处修，在橱柜搁了几十年
而40年，足以塑造一个人对国家的认识。
在老安来北京城之前的20多年里，那时的意大利，很像改革开放初的中国，二战后的经济开始振兴，“小康”家庭越来越多，每个人都满腔热血，生活充满希望和干劲。
年轻时的老安
电视台上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打开了老安对中国的想象：
在世界地图上，只有这块幅员辽阔的土地，老安对其一无所知，再加上他对象形文字的符号喜爱，他决定亲自探访这个神秘的国度。
安东尼奥尼在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记录下中国真空时期的真实影像
但当时意大利只有那不勒斯和威尼斯的大学有中文专业，在专业老师“中文学不会，会了也白学”的劝导下，老安还是硬着头皮上了。
1981年，20年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实验才结束，中国国门彼时刚刚开放，大三的老安也赶巧得到来到中国的机会，应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邀请，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学生。
当时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上哪都得需要介绍信，没这东西还买不着票，老安被辗转无数的飞机、轮船、火车给整到崩溃，但老安笑着说自己还是幸运的。
《铁轨》，老安，1984
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开始迅速接近老安离开时的意大利，这个东方神秘国度开始清晰明了。
老安刚来中国，身边的中国朋友都还不知道何为“法拉利”，但没过多久，越来越多的红色跑车开始在北京城飞驰轰鸣。
90年代北京第一位喜提法拉利，手持大哥大的商人
处于巨变之中的老安，在物欲海洋、手机和互联网还未席卷中国之前，用相机记录下了那段短暂的平静。
老安在1981年的上海城隍庙拍摄的《Chinese People》
第二年，在复旦大学公费留学的老安，拿到了教育部的奖学金，每个月大概有140块钱工资。
但他把所有钱都花在了旅游和拍照上，到处拍照，用黑和白记录下中国的街道和老百姓。
老安作品，《少女》，南京，1981
而老安最近在山西长江美术馆的个展，展出的正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他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长安街修那么宽挺浪费的，路边不断循环着红色歌曲，零星的公交车会偶尔经过。
老安作品，《舞台》，北京，1981
后来在上海和平饭店，老安在电梯里碰到两位意大利人，他们被老安地道的中文给吓到，让他毕业就可以来他们的意大利钢铁企业工作，地点在香港。
老安作为跨国企业的第一个中国员工，终于有机会全国跑，像探险家一样到处冒险。
老安的中国大冒险，在1990年画上句点。
1990年，40岁的老安来到文艺复兴的北京，开始了他的影像生涯，因为这里有太多文化和社会现象值得被记录。
2011年，他和北京作家徐星拍摄了关于宋庄艺术村的纪录片《5+5》，还在电影节拿了奖
我插了一嘴问老安，你有没有想过假如你没来中国呢，他反而笑着对我说，他并不羡慕在意大利的朋友，他们的生活缓慢，还是在中国有意思。
后来，老安也成了家，有了两个小孩，都在北京读书，为了养家，老安也会去接些电视台专题片，给潘石屹拍形象宣传片挣钱，还在《三联生活周刊》写稿子。
2018年，受好友卢悦之托，老安给一个在北京的展览《臆想仓库》拍纪录片，认识了策展人大石，受大石之邀，给他在上海策划的展览《好奇柜III》也拍摄了纪录片。
老安为好奇柜展览拍摄的纪录片
这是一个关于娃娃的展览，内容涉及到手工艺、神秘学、自然科学、历史、宗教等各个门类。参展人的身份五花八门：设计师、艺术家、公务员、城市拾荒者、教师、作家、学生……
老安并没有准备任何提纲和规定问题，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参展人自由发挥，有些话题和娃娃无关，甚至和展览无关，却意外的能捕捉到他们古灵精怪的真实性情。
这些青年艺术家，和老安之前的拍摄对象相比，已经是另一个时代的生人。
他说拍完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他反而觉得这些年轻人都特清醒，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很聪明，看待世界也比我们冷静的多，没那么急功近利。
正在拍摄参展好奇柜参展人的老安
而老安自己坦言：“虽然大环境变了，每个人都无法花时间把一个东西慢慢消化沉淀，但没法怪就是这个时代造成的，可能每个人都是如此，快速短期的达成某一目标，也许能轰动一时，但坚持在做一件事的也越来越少，因此在这个时代，也不会再出现像王小波这样的人。”
他点了根烟，接着对我说道：可能就像你现在写的这篇报道，过几天就不会再有人记得这篇文章，说完我俩也都笑了。
我问老安下一个拍摄的计划，他跟我说了一个在大丰村呆过的艺术家，跑到小县城创办艺术村的故事。每个村民都是艺术家，有哑巴、有疯子，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画画、捏泥巴，他们的故事和作品，还在当年的艺术圈轰动了一段时间。
老安说他想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但因为一些原因搁置了。
采访结束，我们走出门，才注意到他的工作室其实就是个家，是老安自己建的小别墅，以前和画家刘小东、冯梦波是邻居。
现在他们都从这个小区搬走了，而老安房子外酒红色的斑驳油漆，也已经开始脱落，我又想起屋里老安爽朗的笑声。
设计/排版：文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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