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书记：中国文学史的“成立”与……“终结者”
《中国文学史之成立》，陈广宏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2月，452页，98.00元
时至今天，关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写作是始于欧洲、经日本传入中国的结果，这样的认识早已是学界共识。诸如陈平原的《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陈国球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陈国球等编《书写文学的过去——文学史的思考》、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等著述，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这一过程。进而言之，近年来学界更时有“中国文学史学科百年”等研讨活动，有不少论题更为具体的著述出现，如关于泰纳的文学史观对近代日本、中国的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影响、日本明治时期的中国文学史写作、日本影响下的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等专题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以我的孤陋寡闻，在国内学界中纯粹聚焦于中国文学史之“成立”议题的专著似未见有。读陈广宏教授的《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2月），深感其探索视角之多元、内容之深邃富赡、核心概念与实证阐述之紧密相扣，洵为博大精深、充实厚重之作。有评论者称其探索 “充实而有光辉”（《孟子》语），依我看来实未过誉。陈建华教授特撰专文《<中国文学史之成立>：范式的极限与可能》（来源：澎湃新闻），从文学史与文学史学史、“纯文学”的发现、立体动态的概念史建构、范式的极限与可能等角度对陈著作了相当全面而深入的述评，该文认为“《成立》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其不惮其详的追溯与思辨方式”，指出陈著在“国别文学史”的语境里对“文学”一词的描述并不满足概念在传播中含意的流变，而更关注其在政治、社会的“实践活动”，包括思想潮流、知识体系、传播渠道、教育体制与文学体式等层面；“须注意的是，作者用“还原”和“对接”这两个操作性关键词把各个板块有机地贯通起来。”又指出陈著“对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描述皆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其“具体而微”的程度，甚至涉及为日人自己遗忘的学者或著作，因此“还原”颇具原创性。”（同上）所述种种均为精辟之论，可以说这篇书评本身就是一篇卓见纷呈的论文。
以学术史研究而言，“成立”二字看似寻常，实则艰深之至。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诞生于西方，我完全不了解西方学界对于文学史这一学科之成立的研究状况，只知道作为专史性质的文学史研究大致是最早出现在18世纪英国。根据王德威先生的说法，文学史学科在英语世界中似乎不像在中国学界那样受重视，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受各种理论的影响，这一类文学史撰写以及它所强调的“大叙事”方式而被视为一种保守的、过时的传统写作方式。（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17页，三联书店，2014年）我的理解是，可能还要区分文学史的具体研究与如国别文学史的文学史写作之间的不同状况，后者既要依赖于前者的成果，其所涉具体议题的论述深度通常难以超出前者；而当后者力图站在历史的、全景的角度加以描述、概括的时候，也难免受到其时其地的理论风尚乃至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大叙事”易被诟病之处。但是，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及科研重视文学史研究应有其充分理据，除了适应教学之需而外，更具有现代学术建设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概言之，由中国古代的“文学”、“文章”、“文史”等名实之辩，而至西方文论借明治日本之传入及明治汉文学史著述之影响，再到中土学术转型中的文学史著述实践，实是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典型样板，而其发生学意义上的成立史研究则是这一领域中最前锋、最复杂的交错地带。学文学的学生当然离不开对文学原著的阅读、领悟和思考，而通过研习中国文学史则更能融文心、史识、审美判断于一炉。中国文学史的成立史，则是在更具历史化和脉络化的学术性层面上思考“今天我们所娴习已久的中国文学史叙述模式究竟从何而来、如何成就？”（《成立》，63页）真可以说是兹事体大。
《中国文学史之成立》开篇的“序章”篇幅不短，下面的标题分别是“引言”、“国别文学史在欧洲的生成”、“传统文学概念至清代的承变”、“日本中介与“返还性借入””、“晚清以来“中国文学”及其史的初构”和“结语”，可以看作是全书核心观点的概述。由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之成立是在中西学术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展开及实现的，因此作者从一开始就强调这样的研究视角：“不同文明及知识体系的交接是具体而复杂的，什么样的西方文学资源被输入、通过何种途径或媒介传播、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本土产生影响，取决于传播与接受的现实关系，即通过具体的事件、人物、文本等因素而发生。从传播者来说，既有不同身份、文化背景及其意图、立场的主体，又有不同的历史机缘；而接受者同样如此，其对所传入西方文学资源的认知，是建立在自身历史文化积淀以及某种现实的焦虑基础之上的，其中会有过滤、改造乃至排斥、误读，亦会随其所处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关键的关键，中国文学这种自此以中西文化冲突、交汇的形式而展开的演变、转型，总体上是在种种对他者的观照而建立起自我的认识中呈现的。”（2页）这里的核心概念是在历史的动态过程中的传播、接受、改造、互动和转型，作者在涉及中西古今的议题时也一再强调这些视角与核心概念。例如在概述国别文学史在欧洲的形成之后，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深入其历史语境，把握这一知识体系的来龙去脉、基本结构、价值基质，以便探究其在向世界其他地区诸如东亚传播或“转译”过程中，如何被过滤、改造，何者被放大，何者被基本忽视，何者又被解构并重塑，令所作分析、阐释能有所凭据。并且，亦须充分注意到在不同文明的知识系统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些具不可通约性的质素，我们在译解或比较时，尽量不要让“能指”的对等遮蔽其“所指”上的本质差异。”（15页）又比如， 作者强调这种以日本为中介的欧洲国别文学史知识体系的移植，毕竟是在遭遇中国自身强大的文史研究传统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必须清理并把握传统文史研究的既有积淀及其复杂形态，辨析不同形态的文学史观念与学术体系是如何得到本土知识与经验的支持、解释或如何被误读、改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这也提醒我们，文学史体系的移植与本土化发展，在每一个阶段乃至环节，本来具有多种可能与空间。”（参见64—65页）因此，关于西学东渐的研究非但没有割裂中国传统的文学史学与现代的中国文学史的关系，反而在研究中把前朝历代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学观念、见解置放于现代文学史之“成立”的过程之中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借助《成立》的深入研究，我们得以重返真实历史语境，细心体会草创时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可以发现其前现代意义上的芜杂混沌未始不是连结传统经典与现代阐释的有效视角，那些未被彻底清除的文评诗话等叙事方式反而具有存留容受中国文学实质的抓手。凡此种种，均是从前述研究视角和核心概念引申出来的非常清晰和深刻的问题意识。
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明治汉学的转借、中国文学自身的传统价值与书写样式、现代中国转型中的教育体制的创建，所有这些在碰撞交融中的多元因素的聚合、种种驳杂细节的影响与在历史语境中的动态因素决定了“中国文学史之成立”的路径、方式与状貌。这里的关键概念是实证性的“影响”、“传播”、“对接”、“共生”，这些都是“成立”中的真实事件，没有什么是可以泛泛而论或根据逻辑、想象就能解答的。一切都必须回归历史现场，审慎考证历史化的发展脉络之种种复杂史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成立》的基本方法也可以看作是实证式的历史主义，即不管如何错综复杂，都要把与中国文学史草创时期的所有书写实践均放回历史的语境中去考察，把传统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与现代历史学的实证方法、文化研究中的传播与接受等理论框架高度结合起来，在极为丰富的史实细节中爬梳辨析，寻觅和呈现真正具有“成立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作品。如果说宇文所安、孙康宜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三联书店，2013年）具有明显的“文学文化史”特性的话，《成立》则可以说是兼有融学术文化史与传播史以及现代教育史于一炉的多元视野的特性，这也是由研究对象的特质所决定的。
在阅读“序章”中，也有两个不无疑虑的小问题。一是关于中国文学史之“成立”议题的至今学术研究状况未有详述，非专业研究者或难以明了该书所设定的研究目标与独到贡献在该议题研究前沿中所处的位置。二是关于“成立”概念中的判断标准与时间性及过程性问题。“中国文学史之成立”，看似是一个有关何时及如何“成立”的时间、事件与判断的节点。但是作者自言其设定的研究目标是“中国文学史叙述自明治日本的发轫，至晚清、民国逐步确立自身独特的现代学术话语与历史阐释模式的历程”；“希望通过一种相对长时段的考察，整体呈现其从移植、仿制到真正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及其演变阶段，从而较为完整地把握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所滴定的诸特质。”（65页）很明显，作者心目中的“成立”不属于某种短时段的“关键时刻”，因此该书的内容从追源明治日本之后顺流而下，历经清末民初而至50年代刘大杰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修订（虽然对此未予详论），前后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从学科史的发生学角度来看，它当然不同于某个组织机构的“成立”研究，因此上述这样的“过程”研究自是必需的。问题是相对于中国文学史而言的“成立”这个概念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在“序章”中似乎未有详论。作者谈到雷纳·韦勒克认为到19世纪初叶才有了“成功的文学史”，进而指出“这里所谓“成功的文学史”，显然意味着有其特定的衡鉴标准。”（7页）那么“中国文学史之成立”的“衡鉴标准”似亦应有所论述。另外，“以东京帝国大学于明治三十六年（1903）将汉学科分为支那哲学、支那文学二科，京都帝国大学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在文学科设立支那语支那文学讲座为标志，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完全蜕变成为独立的现代学科。”（69页）这是以学科的独立作为“成立”的标志。反观中国学界的“中国文学史”，作者认为对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继撰成并出版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窦警凡《历朝文学史》、黄人《中国文学史》，更值得关注的是“哪一种中国文学史在文学观念、文学史观、文学史叙述立场及文学史研究方法等的现代转型中最富有先锋性，从而在早期文学史形态的构建过程中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无疑，三部最早的文学史著述中，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意义。”（178页）在这里，“先锋性”和“积极的作用”等表述难以作为“成立”的衡鉴标准，但是在之前作者曾指出“国别文学概念的出现，是现代意义的文学、文学史观念得以确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39页），应该说这也是国别文学史之成立的至关重要的衡鉴标准之一。在作者看来，“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正是在接受这种转型中的新的文学观念的指导下建立起崭新的体系的。”（194页）而当作者在详细论述了曾毅的《中国文学史》（1915年）的编译、改写性质之后，认为曾著“将已由彼邦经过一段时期消化、实践之相对成熟的中国文学史体系整体传输进来。……可视作中国学术界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接受日本影响而有所发展的一种阶段性标志”；并认为曾著在编译、改写过程中“已经作出了独立思考下的种种迎拒改造”，为文学史知识体系在中国的本土化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229页）那么，在这些极为扎实的历史评价基础之上，已经“建立起崭新的体系”或可以作为“阶段性标志”的黄人、曾毅的《中国文学史》是否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之成立”的某种标志呢？或者延至20年代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作者也高度评价为“具有划时代的价值”，至此中国文学史体系的建构已经进入“自觉受容的阶段”（237页），以此来看“成立”应该不是问题了。但是，作者的整体思路及全书论述显然还是以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是否实现了本土化为“成立”的标准，因此要到40年代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才“当之无愧地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完成本土化进程的标志性成果。”（319页）因此，本土化才是“成立”的真实标志，也只有本土化才是一部“成立史”的最后“终结者”。我对此不无疑虑的是，作为一门学科成立（创立）的衡鉴标准似乎应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的独立性，而本土化等应该是属于该学科发展至“成熟”阶段的诉求与衡鉴标准。在这里，我忽然想到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月），作者明言“本书要研究的是一个前后时间仅两年左右、涉及人数不足百人的历史现象”，有意识地把研究聚焦在发生学意义上的“成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日本学界对于“成立史”这类议题的普遍做法。对于一个组织机构的成立来说，时、空上的聚焦是很自然的；至于一门现代学科的“成立”概念，在语义上或学理上是否可以把发展至成熟的阶段性也包容进来，或许也还值得继续思考。
关于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一个或许可以参照的例子是德国学者鲁道夫·瓦格纳的《为新国家引入“新史学”：中国1899年》（朱潇潇译，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该文以1899年在上海发行的日本学者那珂通世为日本中学生写的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支那通史》的序言（署名罗振玉所作，实为王国维代作）为考察对象。由于这本《通史》一经问世即被颁定为学校教材，而其序言则已经提出了书写民史等新史学的要求，因而被作者视作中国新史学的诞生，并研究其与现代化追求之间的密切关系。此论当否姑且不论，而其“引入”与成立的逻辑关系却甚为清晰，在这里已经隐含了“新”与“旧”的根本性对立。
谈到新与旧、过去与未来的对立，宇文所安的《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田晓菲译，见《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指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自视为第一批真正把过去当作对象进行“研究”的学者，郑振铎发表于1927年的著作《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可作例证。（309页）于是，“在他们所写的文学史里，他们必须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应该得出古典文学已然宣告终止的结论”。（311页）他特别提醒读者注意，这样的文学史“把“五四”作家们自己的地位放在了文学史发展的一个顶峰”。（314页）这样一种终结了过去的文学史无疑是已经成立的。我们要追问的是，新成立的文学史凭什么具有终结者的力量？新的学科语言赋予它前所未有的话语特殊性，内在的时间逻辑、线性原则、分类体系和阐释方法使它具有了现代性的意志和力量。只要新的文学史坚守着“中国性”的本质主义内核，终结者的合法性地位和力量就不可动摇。但是，正如《成立》告诉我们的，古老的文学传统借现代历史学科的话语改造完成自身的“现代性”重构，于是我们才有了今天的“文学史常识”。这样断裂、重构的历史书写过程与现实中的文学革命并肩携手而前行，在一个白话文、白话诗全面降临的时代，不能没有一部以现代学术的“白话”书写的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样的一部“文学史”正是一个沟通传统与未来的书写装置，是以现代学术的名义举行的告别式与奠基礼。
我们还要追问的是，当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这种现代性的文学史书写是否能够在这片精神的崩塌景观中点燃一点文化自信的亮光？是否对于那些鼓吹从根本上改变汉字书写体系的激进主义者产生某种真实的规劝作用？从另一方面来说，“文学史”的建构是否也为激进主义者的托古改制提供了历史叙事的合法性？正如梁启超惊呼中国考古学被甲骨文“这令人吃惊的革命动摇了”，他在甲骨文中发现面向未来的现代意义，于是有了他的《新中国未来记》和对“诗界革命”的呼唤。进而想到，如果要在“中国文学史”诞生的初期中选取时人的一篇文章，作为对此种“成立史”的文学象征的话，恐怕令飞（鲁迅）写于1908年2月《摩罗诗力说》是应该入选的。作者从屈原的身上看到了反叛的理性与激情，呼唤诗（文学）能够“心弦立应，其声激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这难道不也是新诞生的“中国文学史”的价值诉求吗？而鲁迅对恶魔般的“撒旦之力”的关注和歌颂，从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新的“文学史”书写与旧的文学传统的割席冲动。还有王国维，他在此时以西方美学的文论书写他的《?间词话》，熔铸出一种别具意味的历史书写和审美修辞。论者一直都把此时鲁、王的意义固着在新文学的开拓事业叙事之中（鲁迅的意义当然还远远超出了新文学），其实也不妨尝试从“中国文学史之成立”视角来看待这一关键时刻。
当中国文学史终于成立之时，为成立仪式加冕的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性精神。这种加冕既是对国族文学的承认，也是对国族政治的承认；既是传统中国文史之学借助现代学科机制的建立而脱胎换骨的起点，也是文学的现代政治的起点。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从文学出发走向社会政治，白话文成为面向大众的教育与动员的有力武器，这是旧文学之终结的社会史。从今而后，进入文学史的生杀大权更多掌握在政治家的手里。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所谓五四一代的文学史写作是“过去的终结者”只是一个神话，真正的“终结者”在二十年之后才以雷霆万钧之力降临并横扫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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