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为控诉对象的《我控诉》 与永不落幕的德雷福斯事件
两个甲子之前的1899年，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彼时的清光绪二十五年，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而义和团正啸聚于山东直隶，即将席卷权力中枢。这两件事不仅对随后的政治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都没有摆脱这两股潮流。
同样，法国19世纪末期的德雷福斯事件，在1899年达到了风暴顶点：那一年，军事法庭重审这起著名的间谍案。而整个社会严重分裂，深刻地重塑了法国二十世纪的政治图景。刚刚去世的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此前曾描述称：“整整一个世纪以前，法国经历了一场严重而深刻的危机。德雷福斯事件仿佛犁的刀口一样，割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庭，将国家分成两个敌对阵营，彼此以极大的暴力互相攻击。”
《我控诉》剧照。
120年后，这一历史事件再度被搬上大银幕，并以其中著名作家左拉（Emilie Zola）的檄文《我控诉》（J”accuse）作为标题。但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多年前的性侵丑闻，却让这部电影“失焦”。女权主义者的抗议，导致该片公映一度受阻，并衍生出一场关于“审查”的争论。然而，在这场事关政治正确的争论之外，在一个貌似全新的语境中回看德雷福斯事件，或许会发现，相比120年前，我们身处的历史情境恐怕并没有想象得那样全新，而这场剧目仍在改头换面地上映。
德雷福斯案的来龙去脉
对于许多读者而言，德雷福斯案并不全然陌生，但仍有必要介绍其基本脉络。
1894年，法国的反间谍部门发现法军内部有人向德国驻法武官通过便笺传递情报。便笺被截获后，来自阿尔萨斯地区、出身犹太家庭的炮兵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成为嫌疑犯。
这一无妄之灾并非偶然。一方面，当时阿尔萨斯被德国占领，所有来自这一地区、讲德法双语、受两种文化影响的军人，忠诚度都不免受怀疑；另一方面，当时法国盛行反犹主义，犹太人被视为“天生的叛徒”。此外，当时法国军队内部还存在军校（如圣西尔）派系和理工学校（polytechnique）派系的明争暗斗。作为出身理工学校、当时总参谋部唯一一个犹太军官、多种特质集于一身的德雷福斯，就成为完美嫌疑人。
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仅凭笔迹相似的情况下，德雷福斯被指认为间谍，并被逮捕。在经过草率调查和审理后，军事法庭一致判决德雷福斯有罪，并将其流放至圭亚那附近的魔鬼岛。但随后，情报部门再度发现间谍文件，新任长官皮卡尔上校（Georges Picquart）发现真正的叛国者埃斯特拉齐（-Walsin Esterhazy），并向上级申请重审德雷福斯案，却遭到压制；在总参谋部的示意下，军事法庭更宣判埃斯特拉齐无罪。
在当事人家属和友人连续数年的抗争后，1898年1月13日，作家左拉在《震旦报》（L'Aurore）上发表著名的《我控诉》，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这场冤案大白于天下，直斥相关责任人。随后左拉被判诽谤罪，而皮卡尔上校则被指控泄密而系狱。军方内部更伪造德雷福斯罪证，提交给议会。但7个月后，证据伪造行为被曝光，操盘者被捕后自杀，埃斯特拉齐逃亡。
1899年，军事法庭重审德雷福斯案，被告人也结束流放、回到法国。然而，重审依然判决德雷福斯有罪，但因为“情形可宥”而宣判十年徒刑；随后，法国总统特赦德雷福斯。直到1906年，最高法院才宣布此前军事法庭判决均无效，下令恢复德雷福斯军阶及职衔，这一事件方尘埃落定。
波兰斯基的丑闻“失焦”
《我控诉》剧照。
德雷福斯案催生出众多作品，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有大量文字传世。而近代电影工业先驱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在1899年便拍摄了《德雷福斯事件》，但由于题材敏感，遭到当时法国政府禁映。甚至到了1931年，该片在巴黎上映时仍然引发骚乱。1937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左拉传》，也因为涉及到这位作家在德雷福斯案中的角色，同样遭到法国政府禁映。
在事件120年后，著名导演波兰斯基以八旬高龄重拍《我控诉》一片（1958年曾有同名影片），再次将自己带回到聚光灯下。对他而言，德雷福斯案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它的历史意义，也不在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更像是“夫子自道”，用这种方式将自身际遇寄托于电影，以德雷福斯自比来辩诬。
在他看来，二者最大的共性，便是都遭到不实指控。1977年，波兰斯基被指控在美国性侵当时13岁的盖梅尔（Samantha Geimer），并受到强奸罪名追诉。他曾经达成辩诉交易，承认“非法性关系”罪名，但因为法官可能加重刑罚而逃回法国，于是刑事追诉便一直背负在身。
这桩陈年旧案不仅让波兰斯基承受骂名，而且造成许多现实障碍，最为典型的就是他以《钢琴家》夺得2003年奥斯卡奖，却无法亲临现场领奖。2009年赴瑞士领奖时，还被当地警方根据美国引渡令而关押。而在近年来反性侵运动风潮兴起的背景下，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宣布开除波兰斯基，意味着他的余生将与奥斯卡奖彻底无缘。
而在此次《我控诉》上映之前，波兰斯基再度受到重击：摄影师莫妮耶（Valentine Monnier）指控称，1975年时她曾遭到前者殴打及强奸。这更加激起女权主义者的旧恨新仇，因此《我控诉》一片，便成为杯葛对象。而受这一事件影响，包括该片主演、奥斯卡影帝杜雅尔丹（Jean Dujardin）在内主创人员访谈等市场宣传活动也全部取消。
尽管《我控诉》在法国以一种尴尬的低调开始公映，巴黎、雷恩和波尔多等多地仍有女权主义者封堵电影院入口、抗议《我控诉》上映，导致影院当天被迫不同程度地临时取消排片。抗议者的逻辑是：“为《我控诉》排片，就是为波兰斯基开脱罪责，就是支持性暴力不受惩罚。”而在布鲁塞尔，三家影院的大门也被女权主义者贴上海报，上面写着——“波兰斯基是强奸犯，（排片）影院有罪，（观影）公众则是共谋”。
舆情汹涌之下，法国编剧、导演和制片人协会（ARP）宣布，准备在下次全体大会上制定新规，将因为性暴力而被追诉或判刑的成员停权或逐出协会。不难发现，虽然没有提及波兰斯基的名字，但这项动议明显针对这位导演。看上去，法国的行业机构也正准备跟随美国的脚步。
一场“政治正确”的审查？
这场抗议风潮中耐人寻味的一例，是11月19日巴黎大区塞纳-圣但尼省城市联合体Est Ensemble向下辖各市发出通告，要求取消《我控诉》的排片。这一通告并非强制执行，但仍然激起当地电影院的强烈反弹，最终被迫撤销。
一名影院经理在脸书上发文，要求澄清这种措施的评判标准，并且不无讽刺地说，希望同时也能知道当地图书馆可以保留哪些作家和画家的作品，因为如果波兰斯基在四十多年前有性侵行为，所以《我控诉》就要取消排片的话，那么诸如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反犹作家）的著作、马克斯·林德（Max Linder，法国影星，有杀妻嫌疑）、布里索（Jean-Claude Brisseau，法国影星，被控性侵）、伍迪·艾伦（美国导演，被控性侵）的影片、迈克尔·杰克逊（被控娈童）的音乐、画家卡拉瓦乔（Caravaggio，被控杀人）和高更（Paul Gauguin，被指与未成年少女有性行为及种族主义言论）的画作是否都需要下架？更有批评者称，这本质上是一种打着平权旗号的“审查”措施。
在多地抵制活动中，有一场最为引人注目，即西部城市雷恩的布列塔尼国家剧院（TNB）。在女权主义者的冲击和抗议下，该剧院被迫取消了11月17日的三场排片（但随后的排片得以保留）。而TNB剧院之所以特殊，不仅因为雷恩当年是德雷福斯案的重审地，而且这座影院正是在当年关押德雷福斯的军事监狱的基础上改建的。
TNB总监诺兹西埃尔（Arthur Nauzyciel）为坚持上映的决定辩护称：“如果影片撤档，相当于放弃辩论，消除其复杂性，让我们错失一个机会去了解我们曾经经历的那些事、并且从我们犯过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而在法国政界，虽然《我控诉》一片没有激发出台面上的激烈争论，但“暗战”同样存在：文化部长里埃斯特（Franck Riester）不点名地表示，“天才也不能免于处罚”，并承诺将采取更多措施来制裁电影界的性骚扰和性暴力现象；而两名女性内阁成员——男女平等事务国务秘书希亚帕（Marlène Schiappa）和政府发言人娜迪耶（Sibeth Ndiaye）都表示拒绝观影。而总理菲利普随后对媒体表示，他本人会去看这部电影，但不会对阁员下指令，他/她们有各自的权利，算是用这种方式划下一个休止符。
尽管争议缠身，《我控诉》上映之后还是迅速成为首周末票房冠军，全法545个放映厅共迎来50.1万观众，力压马特·达蒙和克里斯蒂安·贝尔联袂出演的《极速车王》（Le Mans 66）。这场争论，也促成了波兰斯基执导生涯中的上映最佳开局。
这远不是一场英雄史诗
回到德雷福斯事件本身，虽然左拉曾以神谕般的文人情怀宣称“真理正在向前迈进，没有人能阻止它”，但事实上，德雷福斯事件远不是一场简单的“光明和黑暗之战”。这幕大剧当中不乏犹豫和妥协，甚至无法解释的环节，许多角色都展示出人性复杂一面。
《我控诉》剧照。
其中最典型者，正是影片《我控诉》中的主角，他不是德雷福斯本人、也不是作家左拉，而是当年的情报部门负责人皮卡尔上校。电影流于俗见，对其颇多美化，致力于刻画一个英雄形象，似乎除了同有夫之妇偷情，其他无可指摘。但历史真相是，这位“英雄”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犹主义者，在提到德雷福斯时毫不掩饰地称之为“这个肮脏的犹太人”；和总参谋部的长官一样，他同样致力于维护军队荣誉，只是对方式和手段有不同理解，使得他阴差阳错地成为整个事件中的核心人物。
根据历史学家奥瑞欧（Philippe Oriol）的考证，皮卡尔的英雄形象其实是德雷福斯阵营推波助澜的产物，因为后者需要一个来自天主教社群的义人，来争取社会大众的支持；但真相是他在整个事件中始终对德雷福斯抱有敌视，甚至在两人都得到平反之后，还无来由地诋毁德雷福斯忘恩负义、拒付律师费用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影片结尾处，皮卡尔已经平步青云升任陆军部长，却僵硬地拒绝了德雷福斯关于弥补军龄及晋升的要求。当德雷福斯离开部长办公室后，影片打出一行意味深长的说明——“两人从此再未相见”。
同样，在德雷福斯派阵营内部，始终存在着策略分歧和争吵，辩护律师之间经过争论，最终选择了较为保守的辩护策略；当时许多激进左翼分子拒绝支持德雷福斯，将整个事件视为资产阶级内部的“狗咬狗”；而德雷福斯所属的犹太人社群，也并没有像如今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一样积极地介入，许多人选择了明哲保身，以免在一个反犹情绪高涨的氛围中招致更大祸患。
德雷福斯案并没有以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来收场，同样充满妥协与无奈。1899年雷恩军事法庭的再审，仍然判决德雷福斯有罪，但以“情形可宥”为由，判处其十年监禁。德雷福斯原本不愿接受，因为这仍然意味着有罪，但最后鉴于形势，只能无奈接受。随后，法国议会还通过大赦法案，赦免与此案相关的所有不法行为——军方栽赃陷害的行为也在此列，这意味着不分是非对错“一风吹”，以尽快翻过这一页，缓和社会分裂。
更加令人惋惜的是，在德雷福斯无奈接受重申结果、并接受总统特赦之后，这一阵营的分裂也无可挽回，饶勒斯、克里孟梭等人因此与德雷福斯本人“割席”。为全案盖棺定论的判决在1906年姗姗来迟，事实上也是温吞水，它没有明确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仅仅宣布撤销此前军事法庭的一系列判决。1908年左拉灵柩移入先贤祠时，德雷福斯被极右分子枪击受伤，而在依然甚嚣尘上的反犹氛围中，凶手竟被法庭释放。
总之，德雷福斯案是场苦涩的剧目，即便尘埃落定，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历史的当事人被命运之手无情操弄，所谓的同仇敌忾，其实充满纷争；所谓的沉冤昭雪，其实颇多缺憾。但纵然如此，它的深远意义却无法否认。它以个人受难、国家撕裂、家庭反目为代价，换来的是夯实了制度和人性的底线，从此，公民个体有了大声疾呼“我控诉”的勇气，而军队、教会和国家，则失去了不论行善作恶都被顶礼膜拜的正当性。
永不落幕，直至今日
德雷福斯事件的意义，在于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嵌入在法国革命之后的种种纷争之中。正因如此，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莱昂·布鲁姆在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之际回顾德雷福斯事件，试图把同胞从麻木和懦弱中唤醒。即便在120年之后，我们也不难发现，许多原本认为“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反常现象，其实都有各自脉络。如迈克尔· 伯恩斯在《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中所言：这出戏剧有许多幕、无数个中场休息，但永不落幕。
——新兴媒体。在21世纪初期似乎已经走入绝境的纸媒，回溯到120多年前，却仍是方兴未艾的“新媒体”。报纸形式古已有之，彼时却经历了一个爆炸式发展时期。1881年法国新闻法案解除了许多管制措施，识字率的提高和印刷术的改良，深刻地改变了媒体行业，全法各类报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公共舆论场域。据称当时流行的《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每日印量超过100万份。在这种背景下，言论空间前所未有地自由，但自由言论却未必负责，事实上，《自由言论报》（La Libre Parole）正是当年对德雷福斯派攻击最卖力、最恶毒的民族主义报刊。
——信息茧房。如今社交媒体时代所谓“回音壁”和“同温层”效应，其实在当时已现端倪。如当年另一幅著名漫画所示，不同群体读者各自追捧不同立场的报纸：父亲读右翼反德雷福斯的《不妥协者》（L'Intransigeant），母亲读德雷福斯派的《震旦报》，儿子则读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派》（Le Libertaire）。所不同的是，在纸媒时代，物理空间仍然相通，读者彼此之间仍然可知对方在读什么，如果愿意的话，相反观点也并不难获得。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在虚拟空间的算法加持之下，用户对不同圈子愈发没有兴趣，也越来越难以理解“异己者”的思维模式。
——观念极化。漫画家Caran d”Ache针对德雷福斯事件的著名作品——《家庭晚宴》，其实不仅仅是当时社会氛围的写照，同时也是后世一切争议性话题的预言。在一场人数众多的家庭晚宴上，当话题尚未涉及德雷福斯案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一旦话题转移到德雷福斯案，晚宴立刻变为战场，家庭成员恶语相向、大打出手。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许多焦点性事件及人物（如特朗普）身上，这种撕裂画面也一再上演。
《我控诉》剧照。
——另类事实。虽然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并不存在这一概念，但其精髓也已经呼之欲出。当真正的叛国者被发现之后，法国总参谋部拒绝承认事实，在他们看来，和一个小人物的清白相比，军队的声誉是更大的事实，而犹太人的不可靠，也同样是不可否认的。即便德雷福斯无辜，那又如何？更有甚者，为了坐实他的“罪证”，总参谋部不惜事后伪造证据，企图把他钉在耻辱柱上不得翻身，这一幕让人联想到此前大热的英剧《真相捕捉》中，警方以公共安全之名，伪造嫌疑分子的犯罪“证据”，籍此消除隐患。某种程度上说，这和法国总参谋部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可以认定军队荣誉或者国家安全是更高价值的话。
——极右思潮。1880年代以来，法国经历了一波犹太人移居浪潮，从而在原有社会主流人群中引发了担忧和敌视情绪。1886年，《自由言论报》创办者、极右派媒体人德吕蒙（Edouard Drumont）发表《犹太法国》（La France juive），声称犹太人将逐步控制法国（所谓“罗斯柴尔德家族阴谋”当时就已经风行一时）。100多年之后，反犹主义已经大大得到抑制，成为“政治不正确”的一个主要部分，但全球化时代导致的敌视情绪依然涌动，除少数停留在反犹主义之外，大部分转移到穆斯林为主体的北非移民身上。而当代法国的极右思潮，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德吕蒙、莫拉斯等当年反德雷福斯派的衣钵。由此而言，在移民危机冲击下的法国极右声浪，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年这场事件的遥远回声。
——知识分子。德雷福斯事件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Intellecutal）的诞生。最初这一概念被巴雷斯（Maurice Barrès）等反德雷福斯派作为武器攻击论敌，但克里孟梭则顺势借用，从正面意义上为其所用。可以说，以这场战斗为参照系来看，所谓“知识分子”概念，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介入的、有立场的、公共性的。在词源发生意义上，后世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其实近乎同义反复，或者说，在经历百年浮沉之后（尤其在中国），复归到它的概念原点。
结语
德雷福斯是不幸的，在反犹思潮盛行的年代里，他成为嫉妒和颟顸的牺牲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又是幸运的，因为经历过磨难、处在席卷全国的暴风眼当中，他始终对本国的司法制度抱有信心，这和大革命以来犹太人得到“解放”、被接纳进入法国社会主流的感恩心态有极大关系。最终，虽然付出惨重代价，这个制度最终没有完全辜负他。但在随后的两甲子风云中，不是每一个类似境遇的殉道者都能持守这份信念，无论中外。一旦对制度的信念崩塌，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民族，可能都会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
德雷福斯事件的余波，历经百年而不息（直到1985年密特朗政府为德雷福斯塑像，陆军仍然以该塑像象征军队的分裂和羞辱为由拒绝接受），但公论已经自在人心。一个群体、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这本身令人遗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却也难以避免；而真正悲剧性的一面，是在意识到错误之后，仍然以民族大义为幌子，将所有人拖入漩涡之中。伟大的胜利，其实可以由不完美的个人合力完成；而以国家利益和团体荣誉下注的，却可能正挡在历史车轮的行进路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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