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艺术、市政建设：广州的世界性
“世界性”（cosmopolitan）一词出现在19世纪中叶，正是世界各地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都市（metropolitan）带来了不一样的生活风格。具有世界性的都市是全球史发展过程中引入瞩目的现象，一般被看作是城市近代化的表现。以往的研究多将广州视为城市近代化的追随者，然而广州作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结点，不仅是商人及商品的辐辏之地，而且也孕育了近代城市的肌理与形态。因此，中国的广州，其近代化进程与欧美都市有着多种相似性，甚或在某些方面有着先行一步的可能性。
2019年11月23-24日，“广州的世界性：历史视角”工作坊在中山大学举行。本次工作坊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山大学广州口岸史重点研究基地主办，包括历史学、建筑学、考古学、艺术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内的10位学者参与，对广州的世界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这次工作坊历时两天，分为4场，共10个主题报告，各位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分别阐释了他们理念中的广州“世界性”。
与会学者合影（本文照片均由李干拍摄）
1784-1833的年广州贸易
本次工作坊的主题发言人是中山大学历史系范岱克（Paul van Dyke）教授，他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梳理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他的演讲主题是《世界性与英国的一家独大：1784-1833年广州贸易中的利益冲突》（“Cosmopolitanism vs British Dominance.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the Canton Trade 1784-1833”）。他以贸易船只数据的误差入手，说明要获得较为准确的数据，必须参照核对多方文献。
通过对多种来源数据的细致分析，范岱克指出，从1784年起英国人占据了广州贸易的主导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逐渐退出了广州贸易。不仅是荷兰人，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营权结束之前的半个世纪内，欧洲大陆的各种商业势力对华贸易的活力在式微，与广州口岸外贸总额的急剧扩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国东印度公司方面竭力扩大其垄断贸易的利益，清朝则希望尽力遏制之，故而，清政府实施了相对有弹性的政策，竭力维持各国商人间的竞争状态，不过收效甚微。
范岱克总结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家独大甚至影响到了广州口岸的生态。19世纪初期，多名广东外洋行商人想退出贸易，竟要请求英国东印度公司方面的许可。彼时的广州有着多种语言和文化交织的环境，但1784年之前的多方制衡的格局无疑是被打破了。广州口岸中外关系的失衡，在很早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范岱克教授
变化与重构
第一场的发言，主题是“变化与重构”，探讨的是近代化研究中如何界定变量的问题，并在比较的视野下开展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冯江的专题报告《灾难后的城市形态重构》从城市的格局、纹理、基础设施和建筑诸方面展开，考察了18-19世纪的广州与其他城市在灾后重建中，城市形态的旧传统与新发展。他以伦敦、巴塞罗那、芝加哥等城市为例，指出毁灭性的火灾之后，罗马、巴黎等都经历了巴洛克改造。相似的形态重构，结果却有不同，伦敦由于地权等问题，维持了原有的高密度形态，巴黎则在豪斯曼的改造下成为现代性之都。灾害同样对广州城市的重构产生了重要影响：1822年、1856年、1909年等年份，广州的西关商业区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每次灾后的重建都塑造了广州城市的近代化形态。冯江还提到了孙中山的花园都市设想和茂飞巴洛克化的《都市计划》，民国时期广州城市轴线规划是这些构想的集中体现。广州城市空间的全球商业印迹，是它的文化基因存在的依托。
中山大学历史系费晟提问，历史的证据表明，某些利益集团能从灾难中受益，那么近代广州的重建过程中，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冯江回应指出：最大的受益群体一定是决策者，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制定重建的方针；其次是参与重建的资本，分享了一部分利益；最后普通人也有受益的可能性。至于利益背后的博弈，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协商的土壤，因此，所谓“得益”，不能仅从物质方面考量。
广东财经大学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的黄素娟同样关注到救灾与重构事件背后的推动者，她指出在民国初年广州的马路建设中，除了拆城筑路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六街成案：政府与商会协作，完成了西关六条旧街道的改造，这后来成为广州修建马路的标准做法。冯江对此表示赞同，同意重建的机制确实是非常关键，例如建筑的修造，签名权是否可以由传统的木匠掌握，对于城市空间的塑造，有着巨大的影响。
第二位发言人是韩国汉阳大学历史系的姜抮亚，她报告的主题是《民国时期广东省的烟酒税改革和财政近代化》。都市消费社会的发展，为征收工商税提供了可能性。中国工商税的征收始于19世纪晚期，其中烟酒税发展成主要税目，这是财政近代化的普遍现象和重要标志。姜抮亚追溯了从晚清到民国初期的广东烟酒税历史，在民国初年烟酒税的征收问题上，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导致了税制逐渐趋于统一。烟酒税在财政收入中比重的提高也是财政近代化的标志，中国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逐步从以田赋转为工商税，演变为类似于美国和日本的近代国家财政架构。民国初年广州的商业与政治格局，为烟酒税的变革提供了基础。
在提问环节，周湘提问民国时期广东省的税收都去了哪里？姜抮亚回应，1920年代的广州一度是民国中央政府所在地，因此没有国税与地税的区分，这也为税制改革提供了条件。之后广州地方控制权的归属经历多次嬗变，税收的收取变化多端，要看具体的情况加以分析。
黄素娟关注的问题是烟酒税的征收形式。姜抮亚认为，清朝和民国的政府都试图学习日本明治政府的做法，即实行烟酒专卖和高税率政策，但北京政府没有能力实行专卖，只能实行公卖。日本的烟酒专卖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通过强大的行政力量对烟和实行严格控制，商人都要交税。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广州地方商人团体的力量很强大，他们想了很多办法避免交税。
费晟提问，能否从税收的结构来还原民国时期的烟酒消费情况。姜抮亚回答，以她看到的资料，不能细致还原，例如无法回答具体的酒类，不过可以看到一些显著的趋势，例如卷烟的税收逐步超越了烟草。
古与今的对话
第二场报告的分别从考古学和美术史的角度考察了广州的世界性。前者的主要史料是文物、后者的主要史料是图像资料，为本次工作坊的讨论带来了更为多元化的题材。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易西兵的报告主题是《古代广州的世界性——基于考古学的考察》。他以出土文物结合历史文献，梳理了自秦代建城到清代文献记载中广州的对外交往概貌，说明对广州的世界性特质的展现，可以从时间及空间的角度加以充分延展。各式各样的精美舶来品，都是广州与海外贸易的直接物证。这些考古遗存证实了古代广州与海外各国的商品贸易、技术传播、文化交流及人员和平往来，反映了古代广州的“世界性”的都会特色，具有开放、多元、包容的文化特质。对这些实物资料的探讨，还在起步阶段，亟待更多的研究人员参与其中。
范岱克就南海神庙提问，希望能够了解南海神庙的官方特性与海上贸易的关系。易西兵指出相关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地展示出来，南海神庙的位置，确实与海上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的祭祀海神行为，也影响到了民间的社会生活，形成了独特的民俗。
周湘的疑问在于，为什么报告中展示的宋代以后的出土文物比较少，是不是意味着宋以后广州的世界性减少，而本土性在加强？目前已经有研究表明，商品化发展的结果，不仅会造就世界性，也会造就本土化。易西兵回应道，这也是让考古学界感到难以理解的方面。但相关的研究还要加入文献的佐证，宋代广州城的三城格局中，直接将蕃坊纳入城内加以保护，形成了中外杂处的局面，这就体现了当时的开放性。
江滢河提问是否可以对墓葬主人进行DNA检测，从而为判断其来源提供更多的证据。易西兵解释了这一工作的难度所在，由于华南地区的酸性红壤，加上高温多雨的气候，腐蚀性更强，所以很难保存骨骸和有机质的丝织品，DNA等检测手段可以使用的范围很有限。
接下来，听众们的注意力从精美的文物转向了一组别具风情的画作。广州美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蔡涛的报告《台山人的摩登眼：留日画家谭华牧与“画日记”（1956-1968）》，将大家带回到了距今不久的时代，聚焦现代艺术背后的社会变迁。报告通过对留日画家谭华牧人生经历的梳理，重点探讨了他生命最后二十年的艺术成就，及其所反映出的与时代、社会的联系。谭华牧有着独特的创作习惯，绘制了大量画稿，不少画稿在背面特意注明了新历和旧历日期，故论者称之为“画日记”。蔡涛认为，这批画日记反映了这位蛰居南国的画家浓厚的人情味和敏锐的艺术直觉。同时，画稿中也渗入了和时代主旋律相关的内容和写实风格。这些在南方湿润空气中跃动着的时代新风景，不时伴着暖意的诙谐和祝福的心意，抒写出自然、人间和新时代的有机联系。
接下来的讨论里，蔡涛表示将来希望能做一个以台山为主题的展览，为追溯近代艺术史中的涓涓细流提供场域，在历史细节中寻找广州现代美术史的复杂性。
现场的听众对这样的乡土情怀倍感亲切，一名从事华侨研究的年轻学者分享了自己对台山的看法，认为近代在台山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值得学界的注意，他们成长于充盈着世界性的台山，却满怀着乡情，比如广东音乐名家丘鹤俦，非常看重自己台山人的身份。艺术家的地方认同，对于研究近代美术史非常有意义，所以应该引入社会史的视角。
针对民居壁画，易西兵补充道，广州的文管部门正在普查旧建筑壁画，目前已经找到了3000多幅，不过广州市城郊的壁画主要是在宗族祠堂这样的公共建筑中，像台山那样的民居壁画确实很少见，确实可以反映出这个区域的独特性。
研讨会现场
城市个体性及其建造者
第三场的报告中的核心问题是，个体的商业力量如何塑造了近代广州的城市肌理，以及城市的建筑工人，作为劳动者，如何参与到城市的建造活动之中。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禤文昊的报告主题是《个体世界：近代广州城市肌理的塑造和影响》。他指出，鸦片战争之后广州的个体商业日益发达，改变了城市街道的布局：原来的大面积地块逐步消失，地块被细碎分割。绝大多数地块的面宽尺度都十分接近，只有三到四米；而进深的尺度则差异巨大，从一米到超过百米都有，街道非常狭窄，尽量扩大了商铺的经验空间。空间格局的塑造，一方面使得经营专门化，各种专业市场的大量聚集，是广州个体经济的重要特色，另一方面，空间的条块状态，也使得商品的销售易于高效完成。尤其是广州河网密布的特征，条状地块的分布，使得更多的商号能够利用密集的河道运输货物。广州城市条块肌理的分布，与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商业城市有着非常近似的方面。这样的肌理曾是个体经济主导下的空间产物，又成为改革开放后个体经济复兴的优势基础。
陈恩维在讨论环节指出，要注意到佛山与广州的互补关系，个体经济与商业聚集，在历史上有更多可以诠释的话题。禤文昊回应，广州一直是交通枢纽，相对于其他地方，其成本的优势是难以估量的。商业聚集的情况下，要扩大收益，从空间的角度而言，很重要的做法就是将地块细分，所以广州的近代城市肌理是经济理性发展的重要成果。
黄素娟提出了要注意“条地产权与买卖情况”，禤文昊肯定了土地产权在城市肌理研究中的重要性，指出地块的切割是一个有选择的过程，其模式一旦固定下来，就具有了特别稳定的特性。并且这也保护了小资本经营者，使他们可以独立发展。
接下来，广东财经大学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的黄素娟聚焦于城市的建造者，进行了主题为《清末民国时期广州的建筑工会》的报告，探讨了晚清至民国广州的建筑工会发展概况。通过梳理大量零碎的史料，黄素娟勾勒出了这一时期广州建筑业从业者的组织形态变化，从清末的行会“五市十堂”，到1927年底政府解散了新兴的建筑工会，保留了建筑业行会，最后于1933年将其改组成为“广州市建筑业同业公会”。黄素娟认为，建筑行业的运营一直存在着很强的传统性和延续性，工匠们的组织虽然分分合合，但仍然存在一个联合的趋势。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也很有意思，作为监管者它必须与建筑从业者达成某种平衡关系。展望未来的研究，黄素娟希望能够将广州的建筑工人组织与上海、天津等地的进行比较，从中发掘广州城市化的特色。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施恬逸提问，建筑工人是否来自特定的地域，甚至会有细分工种与特定区域挂钩的现象？黄素娟回应，职业的分类是一定有的，但从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哪个区域某一类职业的人较多。在广州的个案中，建筑工人群体活动的基础就是“五市十堂”，甚至在民国中叶重新建立工会时，工人的登记还是在“五市十堂”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陈恩维随后补充了关于佛山的情况，传统的行会有东家组织在一起的，也有西家（工人）组织在一起的，与广州的情况相比，略有差异。
范岱克的问题讨论了注册制度，1892年澳葡政府要求每个中国商人每个店铺都要向政府注册，所有的店名和商人名字都被记录下来，广州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黄素娟表示虽然1923年广州政府开始推行登记注册制度，但这些资料大多数已经在省港大罢工之后被销毁，目前只能找到注册店铺的数字。值得进一步发掘的主要是报刊资料，《越华报》有很多关于工人的报道。
知识的世界性
11月24日上午，工作坊进入到了最后一场的专题报告。三位学者从各自研究出发，围绕着知识传播的话题，探讨“广州的世界性”。
中山大学历史系江滢河报告的题目是《清代广州外销市井图研究》。报告中展示的画册，主要是广州18世纪的外销商品，包括了现收藏于美国迪美博物馆，是1730年代末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长Richard Martin在广州购买的画册；现收藏于荷兰人种学博物馆的荷兰海牙律师Jean Theodore Royer于1771年订制的22册中国人物画；大英图书馆藏18世纪末中国市井风情画册，以及其他存世的18世纪至19世纪末的广州外销市井风情画。在利用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的基础上，江滢河探讨这些画册的订制过程、收藏情况，以及画作体现出的各种特点。他指出，长期以来，提到外销画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中西融合”，然而这有着本末倒置的嫌疑。广州画匠早期的创作主要以传统中国市井绘画题材为粉本和原型，逐渐演变成西式中国大观的图像库，才逐渐体现出“中西融合”。到19世纪随着大量便宜的通草纸画行销欧美，外销画逐渐失去了形象记录的功能，成为了纯粹的旅游纪念品。广州的画工在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创作预示着某种具有近代性意义的变化已经发生，可以称之为在“底层画工手中完成的全球史”。
江滢河在讨论环节回应了禤文昊有关“小人物的世界性”的论题，指出对普通工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性的多重建构。蔡涛提到曾在迪美博物馆看到过Martin订购的画册，非常精美，对外国人如何剪切从中国购买的图画重新贴在墙上这一问题十分感兴趣，指出对外销艺术品展示的方式进行研究，也许可以成为理解近代欧美各地中国知识建构的切入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陈恩维报告的题目是《“世界—中国”文化传播场域中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是1834-1839年间，由来华新教传教士和在华外国商人在广州成立、以向中国传播西方实用知识为目的的机构，在近代出版史、新闻传播史、中外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陈恩维利用了境外各处收藏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相关档案文献，对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形成背景、出版内容、传播策略和双向影响，进行了细致深入地梳理和探讨。他认为，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对出版内容的编排，是在借鉴英国实用知识传播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知识缺陷、需求和一些流行读物做出的，目的是以中文出版物传播对中国人有用的知识，破除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大”和“傲慢”。该协会开创的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实践，不仅推动了欧美汉学的专业化及其实用主义转向，也深刻影响了墨海书馆、广学会、益智书会等一批近代出版机构的出版内容与传播策略，促进了西学东传和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
施恬逸认为对在华知识传播会的研究，确实可以将广州与上海的历史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课题尽管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仍有开拓空间。新材料的使用，无疑拓展了新问题研究的可能性。范岱克表示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在历史上作用很重要，曾多次在英国的各种公私档案中看到这个组织的记录，在资料上也有拓展空间。知识史是天然的全球史，对这一组织的研究，将为全球史的研究提供更大的讨论空间。
中山大学历史系周湘报告的题目是《声音、身体与外交——律劳卑事件的再回溯》。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营权告终，1834年7月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奉派到达广州就任首席商务监督，接手东印度公司的协调工作。律劳卑采用了极为激烈的方式，胁迫广东政府与之展开“平等的”对话，命令英国兵船驶入珠江水道，引致了英商贸易停摆的后果。9月，律劳卑被从广州驱逐到了澳门，10月在此地病逝。学界对律劳卑事件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近年来对这一事件研究的关注，已经从对史事的探究逐渐转向了文化叙事模式的分析。周湘利用“话语分析”和“社会关系网络分析”的方法，指出律劳卑事件中体现的中英双方分歧，不仅仅是个别词汇翻译的差异所展现出来的话语转变，而且应该理解为是更加立体的叙事转向。她以律劳卑的葬礼以及以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医师有关律劳卑遭遇的备忘录为例，说明个人的身体感官体验成为了判断整体文明的指针，个体的叙事话语化（discursification），身体的感官体验被纳入到了政治叙事之中。
在讨论环节，周湘回应了这一政治事件如何展现“世界性”的问题。她认为所谓“世界性”不仅仅是各种要素多彩多样的交汇，还可能是越来越趋于一致的语境。在一个越来越接近的语境里，我们对异文化的评判逐渐演变成了“文明-野蛮”对抗的话语。就广州的地方史而言，我们要回应的是，广州的特定空间形态如何参与到了这一话语的建构，也就是说，所谓现代性的话语不应被理解为单一行动者的塑造。在所有专题报告结束之后，工作坊的参与者与听众们一起参与了最后的圆桌讨论环节。各位学者都分享了自己在这次工作坊中的收获与心得，施恬逸称这样一个跨时间、跨学科的交流对世界性与近代口岸史的研究有很大启发，各个报告都非常精彩。姜抮亚则表示，“比起较大规模的会议，我更愿意参加这样的工作坊，我们能够进行深入的沟通，希望能够有下一次的机会开展类似的学术活动，这样对于推进相关的研究工作会有很大帮助。”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大学、广州美术学院等院校的旁听者也分享了有关口岸史研究以及城市近代化研究的新资讯和学术动态，他们都表示一天半的会议中，报告者充分的论述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必须具备更多的知识储备才能一一消化。不过，他们至少可以肯定，自己对于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希望能够贯彻到自己的研究当中去。
在工作坊结束之前，范岱克向旁听的同学们表达了对未来研究的期待，“从这个工作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有很多研究没有做，非常多的文献没有利用，不止是英文，还有荷兰、瑞典、比利时、法国等国档案”，他再次强调了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够利用汉语及英语以外的其他语种史料进行口岸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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