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座次是怎样排的？
由英国广播公司举办的“百部影响世界的小说”评选近日揭晓。大量当代小说顶替了古典作品的席位，尤其是一些通俗小说的入围引发公众热议。这引发人们思考：文学“经典”的座次该怎样排呢？
都说“诗无达诂，文无达诠”“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然而，文学评论家却必须把文学作品的高下优劣说清楚，争议当然也会随之而来。因此，文学评论家必须以客观的态度亮出自己的观点，这样才能服众。
名副其实是正道
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1994年出版的专著《西方正典》中点评了26位西方作家，在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是西方文学的核心，芝加哥大学的“西方世界的伟大典籍”（54卷）中，文学领域也只有莎士比亚占了两卷，这跟布鲁姆的观点是类似的。尽管布鲁姆推崇莎士比亚，但同样对批判莎士比亚的托尔斯泰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值得一提的是，布鲁姆还提到：“在西方文学传统之外，还有中国古代文学这一巨大财富，但我们很少能获得适当的译本。”他知道还有大片空白等待去填补。
客观公正的态度是进行文学批评的前提，一味追捧的失态式批评和一味崇外的失语式批评都是要不得的。唐代殷璠在编选的《河岳英灵集》中对同时代诗人进行点评时提出：“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这体现了文学评论家不为文学之外的因素所牵绊的风骨，有了独立的人格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文字，对作家来说是这样，对评论家来说也是这样。如今一些披着盛名的作品给读者的感觉却是其实难副的尴尬，正是这种落差导致文学评论公信力的下降。
流变的评价标准
不同时代的评价标准有所不同，这也是文学评论家重写文学史的动因所在。
梁代钟嵘在《诗品》中点评的122位诗人中，上品为曹植、谢灵运等11人，中品为曹丕、陶渊明等39人，下品为班固、曹操等72人。虽然钟嵘认为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还是把他放在了中品。清代王士祯则认为：“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清代曾国藩在《十八家诗钞》中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则是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6人，跟当代学术界的观点已经非常接近。同为上品的谢灵运曾由衷地赞叹：“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在一生只服曹子建“才高八斗”的谦卑中，也透露出谢灵运的傲娇。元代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问“谁是诗中疏凿手”？元好问梳理、点评了魏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他推崇魏晋风骨，评价曹植、刘祯是“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但评价陶渊明的一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更为有名。今天人们更为推崇的诗人也是陶渊明。
评论家的职责是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诠释、点评，引领作家的创作、提升读者的眼光。评论家要用自己的眼光发现古代或同时代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这样在梳理传统典籍、译介国外理论、建构当代话语体系方面才会有的放矢、事半功倍。钟嵘在《诗品》中痛斥“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的不良风气。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建立在对宋诗尤其是对江西诗派批判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于是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的眼光突破时代局限，在向后看的同时，指出并解决了当时的问题。
有了批评的标准，还要贯彻在评论中。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这正是其认为诗贵自然主张的反映。《唐才子传》载李白也写下诗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清代金圣叹眼中的才子跟人们平时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才子者，菩萨也，真能致知格物者也。”以此为标准，金圣叹有云：“余尝集才子书者六，其目曰：《庄》也，《骚》也，马之《史记》也，杜之律诗也，《水浒》也，《西厢》也。”这些作品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即使同以《史记》为准绳，清代金圣叹和同时代毛氏父子的观点也有出入。金圣叹说：“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毛氏父子则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金圣叹强调的是创造性，毛氏父子强调的则是整合能力。毛氏父子还把几部名著放在一块进行比较，认为：“读《三国》胜读《水浒传》。《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且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各出色，又有高出于吴用、公孙胜等万万者。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
文学批评的价值
文学经典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佐证，循着它传递出的情感温度，人们才来到历史的角落游历。经典作品经过历代的注疏、整理，后人继承了大量宝贵资料，在重新梳理文学历史的过程中，批评家如果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就可能引领新的创作风潮。例如跟以前“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不同，北京燕山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世纪文学60家”丛书，作家排名由专家评分和读者评分构成，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茅盾、贾平凹、巴金、曹禺排在前八名。名次的调整显示出时代的喜好，作家没从榜上下来则体现了经典的魅力，例如对沈从文的重新发现就影响了上世纪80年代寻根小说的写作。
作家博尔赫斯认为：“《哈姆雷特》并不完全是莎士比亚十七世纪写的《哈姆雷特》了，《哈姆雷特》已是柯尔律治、歌德和安德鲁·布雷德利笔下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新生了……读者已丰富了书的内容。”这正是文学批评的价值所在。当人们呼唤批评需要勇气、真诚的时候，从呼声的高低就看出批评氛围的良好程度。真诚的批评是读者在细读中能感受到的，细读文本是文学批评的前提，但这条底线如今也被一些评论家突破了，不看文本、不思原意的评论方式都是对文学的不尊重。在评论界，有的人认为得了大奖的作品就有了“免罪金牌”、有的人用生搬硬套的理论高谈阔论、有的人则不着边际地回忆没有营养的往事……要知道，虚浮的赞赏合唱会在呼啸而来的历史中被吹散。对比之下，古人一字一句的点评真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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