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身后折腾”应设“简易继承”制度
有媒体报道称，沈阳马先生的父亲意外去世，股票账户中还有229万余元的现金。马先生去取钱，却被要求证明自己是父亲唯一的儿子，还要开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死亡证明才能将钱取出来……财产继承难是一个共性问题。老人突然去世之后，“继承难”老问题一再发作，这说明该想办法给这个问题找出系统的解决方案了。
对此，澎湃新闻刊发评论说，“身后折腾”的本质是什么？可以把问题指向“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奇葩证明，但更深层的问题是：中国法定继承制度的机械适用，叠加了银行、证券、房地产等部门规避自身风险，将矛盾外移，结果，把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父死子继”的继承过程，闹得异常繁琐。
中国的继承分为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被继承人留下遗嘱的，按遗嘱分配；没有留下遗嘱的，按法定继承。法定继承是按法定的顺序继承，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等。即，有配偶、子女、父母的，遗产就在这些人中平分。但这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法律原则，在实际应用中却出现了很多“门槛”，对于普通人甚至法律专业人士来说都很棘手。
第一，因为配偶、子女、父母享有平等的遗产继承权，如果儿子想继承父亲的遗产，就得证明母亲已过世，自己没有兄弟姐妹，而且最最困难的是要证明同样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世。这些老人往往过世都几十年了，证明难度极大，特别是在前不久公安部明确派出所不得开具公民死亡证明的情况下。第二，如果父亲走在爷爷、奶奶前面，那法律程序更麻烦。因为爷爷、奶奶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先继承了父亲遗产，在他们百年之后，得在爷爷、奶奶的子女（也就是叔伯、阿姨）中“转继承”。而现实的问题往往是叔伯阿姨天各一方，要凑拢来办个公证还真很困难。目前的法定继承的机械适用，导致很多公民在亲人离去之后，并不能顺利地继承，还不得不证明“我没有兄弟姐妹”“爷爷过世得比父亲早”，否则的话，就会像马先生那样无法动用父亲的银行储蓄、证券账户。
继承在民法体系中是一个非常小的问题，法理也是非常简单的，却是几乎每个家庭都会遭遇的问题。法律不能仅仅“看起来简明”，还得保证在实际事情中“不折腾人”。法律的“专业主义”不能假装看不到现实中机械操作带来的严重问题。继承制度本质是民事行为，是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力调整，本不关公权机关的事。但是银行、证券公司等机构为规避自身的法律风险，把继承行为变成“准审批行为”，凭空地增加了很多的证明责任。办理公证既费时又费力，同时也是一笔沉重的经济开销。
“法律专业主义”绝不是普遍折腾人的同义语，为避免1%可能产生的纠纷，对99%的普通人竖起高大无比的门槛，这是不对的。解决途径是，对于中国的法定继承制度进行改造，构建“简易遗产继承制度”：把继承从繁琐的公证、证明“我是我爸唯一的儿子”的程序中解放出来，采取简易继承公示制度，变“公证制”为“声明公告制”，比如在两三个月内没有异议的，就由继承人直接继承遗产。如果事后有其他继承人提出异议的，可通过诉讼解决问题。这避免了因为复杂的转继承，造成三姑六叔聚不拢，从而使继承进入僵局，也让绝大多数本不存在纠纷的继承能以最经济的方式完成。
于立生在澎湃新闻刊文说，有关房产继承难的新闻此起彼伏。曾有媒体报道，郑州一八旬老人想卖掉一套房，被要求作“亡夫无私生子”及“丈夫的父母去世、自己无再婚”等方面的证明；宜昌一七旬老人想把父母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被要求为离世百余年的祖父母开“死亡证明”。凡此种种，无不暴露出继承权公证机制之失：机械教条，不符实际。
法定继承中，房产继承权的确认，并非只有公证这“华山一条路”。房产继承登记需作公证，源自1991年司法部、建设部《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但该通知不仅于2014年被最高法以发布案例指导的形式认为无效，而且，2016年也已为司法部正式废止。在这种情况下，房产继承权公证，不该是强制性、唯一性的选择。在今天，房产继承权公证机制，有必要向声明公告机制转型，至少也该把声明公告机制作为公证机制的一个补充。亦即，可由相关继承人登报做个房产继承的声明公告，如过了公告期无人持异议，那就直接交房过户。如果事后出现新的证据，能够证明还存在其他法定继承人，则该法定继承人也有权主张相关权利，分割部分权益。实行继承权声明公告机制的好处，一是可以给当事人节省费用。房产继承权的公证费，往往是房产价值的1%至2%，以百万元的房产论，公证费动辄数万元，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二是能避免“公证难”成为当事人继承房产的阻碍，避免司法资源与社会资源的无谓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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