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谈怀斯曼：纪录片 向诗而行
凹凸镜DOC
以下文章来源于DOCO热纪录 ，作者DOCO君
原文转载自“DOCO热纪录”
12月9日晚，随着高口碑之作暨开幕影片《蜂蜜之地》的放映，2019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拉开了帷幕。
据悉，今年的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将会有223场活动在节展期间陆续登场，并有20余部优秀纪录片将在广州完成首映。此外，今年的重磅活动还包括金红棉优秀纪录片评选、金红棉影展、国际论坛、“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行业培训等板块，来自国内外的众多纪实产业精英也会参与这场纪录片的盛会。
作为此次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合作媒体之一，DOCO热纪录也将全程参与此次节展的报道。昨日，DOCO君就亲临此次节展的“大视野”视觉文化国际论坛，并在现场实地听录了纪录片导演周浩先生所做的《我所知道的怀斯曼：纪录片，向诗而行》的论坛报告。
周浩导演先是从自己与怀斯曼的师承关系谈起，而后又回忆了中国早期独立纪录片导演与怀斯曼的私人交往经历，并细节性地谈到了自己在十年前采访怀斯曼的感受。虽然他的报告是以怀斯曼为切入点，但他也同时提及了自己对于纪录片优劣之别，以及对纪录片创作和放映的最新认识。
以下是此次论坛中周浩导演的完整发言实录，分享给大家。
周浩
我所知道的怀斯曼：纪录片，向诗而行
他们给了我一个题目，叫我谈怀斯曼，我就瞎扯一点，因为我在中国拍纪录片拍过很多公共场所，很多人就会问我说你是不是师承怀斯曼。
我们刚开始做纪录片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关于纪录片的资讯是非常缺乏的，我印象当年我能看到的资料，因为当年网络还不是很发达，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能看见的，大概就是怀斯曼的一些片子，当年看到的片子都很少，包括到今天怀斯曼的片子在网上也流传的不是很多。
还有关于台湾的一些资讯，这是我们当年学纪录片的时候能够看到的为数不多的东西，怀斯曼被中国引进应该是他在90年代末期来过中国一次，那个时候吕新雨老师和吴文光老师把他介绍到了中国，也帮他做翻译。
缘起应该是在吴文光去参加山形电影节，然后认识了怀斯曼，邀请怀斯曼来中国，所以说他对中国早期纪录片的发展应该有蛮重要的作用，他影响了很多人，所谓的真实电影，但其实我后来见到怀斯曼的时候，他对他自己的片子是不是真实电影这种说法其实是存疑的，这就好像学者给它归了一个类一样的。
然后我慢慢开始拍纪录片，拍到08年的时候，那是我一次比较传奇的经历，我投了当年芝加哥国际纪录片节，送了《高三》过去，组委会说你过来做评委吧，那是一次很好玩的经历，我知道那次电影节要给怀斯曼一个终生成就奖，我就特别兴奋，我问组委会说你能不能帮我安排一下，那天特别不凑巧，因为我飞机晚着陆，他等了我半个小时等不到，第一次约会就爽约了，然后我告诉组委会说，我特别渴望见到他。
那天我到了是晚上6点半，当天晚上给怀斯曼颁完奖，他第二天就要回家了，我就跟组委会说能不能颁完奖以后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半个小时之内，我的英语也不好，但竟然完成了大概有三四千字的采访，在那次采访中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年他已经80岁了，他是1930年1月1日出生的人，今年马上要90岁的人了。
他的上一部片子我们在广州图书馆放过，叫做《纽约公共图书馆》，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句话，我说你对我这个后辈，一个学纪录片的人，正在创作纪录片的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他说研究诗歌，多读小说，这是他当年对我的一个忠告。当年他告诉我的时候，我觉得体会的并不是很深刻，到底应该怎么做纪录片，怎么去构成你的影像，这是一个我到今天都不是特别笃定的事情。
因为我当年是做图片摄影师出身的，我在新华社，那时候我是做图片故事，就是用一组照片来讲一个故事。那时候我记得我的一个非常好的图片编辑告诉我一组图片里面蛮重要的东西单张照片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事情也许是一种氛围，我做到今天，觉得这种氛围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片子里面的气质，好像这种气质有时候远远超过所谓故事本身所能带给别人的感觉，这种感觉我现在好像都没法去言传，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觉得有些好的电影最后都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所谓的感觉，我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有一次我有一个很有钱的朋友请我去喝一瓶红酒，大概是好几万块钱一瓶，喝完了以后，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其实我平常也喝红酒，但是我的确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我说这远远超出我的评价能力，南方周末出来的人有的不说真话，但是我们也不说假话，但我的确没法用我的语言来描述这个红酒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它的确有一种我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味道。
我用我的语言很难去描述它，就像怀斯曼的《纽约公共图书馆》一样，我看的时候也有在我认知判断之外的东西，我没办法评说这个片子，它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讲故事，他用怀斯曼的方法娓娓道来，它到底传递给我们什么感觉，我从这个纪录片里面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我觉得影像这个东西就是要去突破别人的边界，去认知世界的可能性，为什么我有时候蛮讨厌一些模式化的宣教呢？因为这种宣教是在一种既定模式里面思考一些问题，你好像都知道，他并没有给你任何的意外，这样的影视作品对我来说就有点乏味。
我们经常会问到什么样的片子是好片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评述他，也许这是一部好片子的某一个标准，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一个别人传达出来一种我没法去言表的情绪，也许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好片子，会拓展我们对世界认知的可能性。
我一直有一个理论，就是当年南方周末曾经有一个计划，要在德国做一个当代艺术展，它是以南方周末的整个报纸为基调，因为正好南方周末创刊是跟改革开放同步的，他们想通过这份报纸来讲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策展人叫阿克曼，是当年德国孔子学院的一个院长，我当时问他一个问题，说你这个展览想告诉从来不了解中国的人，看完这个展览你得到一种什么感觉？
*米歇尔·康-阿克曼：1975年以留学生身份来到中国，1980年代在中国创办歌德学院，后来担任院长。从歌德学院退休后，阿克曼现在每天到位于北京德胜门的孔子学院上班。
他就告诉我是混沌，因为这个人的中文很好，他的原话是混沌，我后来慢慢问他什么是混沌，他说当你在看展览之前，对中国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了解，但看完展览以后你对中国的了解开始模糊起来，开始不确定起来，他说我就要传递给别人一种这样的感觉，让别人以前焦点特别准确的事情，突然间虚焦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描述方式哦。
对影像和纪录片也是一样的，它拓展了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他用一种全新的方法告诉你原来这个世界还可以用这么一种方法来解读的，我觉得做纪录片做到后面，我是不愿意在我的片子里面给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我去教别人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每个作者何德何能去告诉别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
这回到怀斯曼的问题上——诗歌是什么东西？诗歌就是诗人超出你事先对某个事务的某种想象，他的某一句话把你带到了天上，你双脚突然间离地了，那种感觉是非常美妙的。一部好的纪录片如果能够传递给别人这么一种感觉的话，那不就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所以我对自己创作的片子，比如我告诉我的摄影师，告诉我的团队，当某一个镜头你特别确定该怎么拍的时候，你用一种模式去处理采访对象的时候，这时也许我要退一步，我告诉我自己不能按照既定的方法来处理这个事情、去面对我的采访对象。
其实我拍片子是特别渴望我的采访对象能够给我惊喜的，而且我一直有一个理论：如果你拍完一部片子，这个片子拍出来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你能够想象的或者是你能够预测的，那这部片子实际上都不能给我自己惊喜，它怎么能够给观众惊喜呢？所以我要求我拍出的东西首先要突破我自己，只有突破我自己，才能突破观众对我的认知。
很多片子我觉得不确定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一部片子放了10年，它突然跳出来之后，你发现原来它还可以这么被解读，那种感觉是特别美妙的，我觉得这是给我未来留下了一个口子，所以我当年在剪《大同》的时候，我就告诉我的剪辑师说，我们什么应该留下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判断，过了十年以后别人还能有新的解读，有可能去解读，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事情。
最近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是几乎每个人的朋友圈都会看到那条稿子，关于《差馆》的稿子，就是关于广州火车站派出所，原发是发在“局外人看电影”里面的，就讲广州火车站的故事，那篇文章的阅读量也许逼近千万次了，就是网络媒体的阅读量。引申阅读：《草》
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在广州火车站广场派出所讲春运的故事，那部片子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火？也许十年前拍的东西突然间契合了当下什么样的因素，至于这些因素怎么搭上钩的，我都不知道，但是竟然就会让这么一个片子产生了一个新的被别人阅读的可能性，我觉得这对作者来说不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吗？
你在做新的片子，同时你的旧片子被别人拿出来重新被诠释，我觉得生命的意义或者你活下来的意义，不就在于此吗？
什么叫死亡？身体的死亡还不叫死亡，当世界上所有人都忘记你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你的身体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的某些作品还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些空间，在那儿飘荡，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报道 | 孟浪 编辑 | 佐伊
原标题：《周浩谈怀斯曼：纪录片，向诗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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