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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 □吴立智

淮河晨刊 2019-12-13 08:31 大字

读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著《鳄鱼街》。

读这位东欧的现代派小说家的书,真让我无所措手足,欲罢不能。

我学写小说,总把“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的话奉为圭臬,至今依然信守之。哎呀,瞧舒尔茨的奇思异想,简直是被一堆形容词里一层外一层包裹着,读得你目不暇接、美不胜收。表面上看,他是步卡夫卡后尘,卡夫卡写了一个故事,故事中一个男人变成昆虫;而他写了一些故事,故事中一个男人不仅变成一只昆虫,而且变成一只螃蟹。但他并不像卡夫卡那般刚硬,那般冷漠。他柔软多了,行文中总有股深藏不露的暖意,让你感动莫名,欲哭无泪。

看来,“文无定法”,还是对的。

舒尔茨的文风,学不来也。我也知道,无论多么简单的东西,只要有舒尔茨的一招一式,也能让你的文章花团锦簇。舒尔茨的文风是颠覆式的,在于他的思想是颠覆的。技巧是可以学的(真是有很多足可琢磨的),但对一个总是努力探索自已的内心生活,无论如何学不来。因为你始终把眼光盯着外部世界,内心却在固守着什么。一个颠覆,一个固守,相差何其远哉。

我曾经也是汪曾祺迷,也迷过林斤澜。依稀记得天长县有一小子,迷汪迷林更是如痴如醉。听说我有一本汪还是林的书(记不清了),盯上了我,我答应送给他。他小小年纪,却是个谦谦君子,硬用一本汪还是林的书(记不清了),要与我换。虽谈不上佳话,想起来也是颇感温馨的。

后来不写小说了,兴趣转移了不少。无奈刻在脑子里的东西,时时也会有余绪渗出。

去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了《汪曾祺全集》,见猎心喜,买了一本《晚翠文谈》。我已经有了三个版本,并不单纯为了内容的增加,实在一篇编后记吸引了我。

《晚翠文谈》原是应北京出版社之约编就,交稿后却未通过。责任编辑舍不得,又不好意思退稿,与林斤澜商量,眼睛都红了。林斤澜说:“交给我吧。”于是,介绍给浙江文艺出版社,该社却称只能大部分可用。林斤澜说:“汪老的文章你们都是推崇的,年近七十,今后的集子恐不多得。大部分可用,不妥。”后来汪曾祺无奈地说:“反正在国外就是这样,交情是交情,钱是钱。像林斤澜那样和浙江洽商,门也没有。”后来,还是出版了。汪曾祺颇有感慨:“我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本《晚翠文谈》,只印了2700册,出版社为此赔本,我心里很不安。早知如此,不该出这本书。”此事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社、编辑、作家,正处在彷徨不安之中,已预示令外国作家羡慕的中国作家的“特殊待遇”将成不再。

这两位“文坛双璧”,也会有尴尬之事困扰他们。现在看来,因为都在情理之中,也无所谓感慨了。

汪曾祺以小说名世,而他的《晚翠文谈》并不亚于小说。他的文字风格已独树一帜,文学的魅力附丽在他个人的品格上,定会常读常新,永远流传下去。

年轻时几乎读遍坊间所有的《中国文学史》,牙齿尚健时,甚至啃过砖头厚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总有贪多嚼不烂的时候,弄得一脑门浆糊。稍有觉悟,却已垂垂老矣。所幸近些年来,倒也读了些“个人化、个性化的文学史”,诸如,扬子水的《先秦诗文史》、木心的《文学回忆录》、胡兰成的《中国文学史话》、台静农的《中国文学史》、钱穆的《中国文学史》。日本人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川端康成的《新文章读本》,也引起过我的兴趣。

既然是个人化,我不可能孤立地看他们的文学史,因为我对他们的作品早已热爱在先。熟门熟路中,总有诸多惊喜出现在不经意之中。

让我们看看钱穆是如何谈韩愈的。

“世人讲起文章,便称道杜诗韩文。”

“杜诗是集古诗之大成,唐代时所创始的是中国近代的散文,当以韩愈为始。古代的经、史、子虽亦可说是文学,但非纯文学。到了韩愈才从这批典籍中变成纯正的散文,即成了纯文学。韩愈在文学史上之价值可在杜甫之上。”

“韩愈的作品,有时以文为诗,其诗亦近似文,如《嗟哉董生引》:

嗟哉董生,朝出耕,夜归读古人书,尽日不得患。或山而樵,或水而漁。

入厨具甘旨,堂问起居。

父母不戚戚,妻子不咨咨。

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识,惟有天翁知。”

“苏东坡说:魏晋无文,惟陶渊明之《归去来兮辞》。它其实是一首长诗。苏又说,唐代无文,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其实,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送杨少尹序》都可说是散文诗。欧阳修学到这一点,故一篇文章亦是一首诗,如《醉翁亭记》即是,实乃诗之最高境界。”

想想,这就有意思了。推究起来,唐人小说开风气之先,白居易的《长恨歌》,说是诗,其实也是小说。(歌德的《浮士徳》何尝不是诗歌组成的小说。)白居易那个年代,已盛行小说,他的弟弟白行简就是写小说的能手。韩愈的古文运动,以文为诗,是否受唐人小说影响,陈寅恪说是,钱穆说不是,两位史家意见相左,也为后人留下琢磨的空间,这也是我看重个人化的原因,教科书的程式化、标签化,难免要弄人一头雾水。

我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因为我永远不能自我感觉良好。

我永远是一个好读者,因为我永远都对写书的人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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