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事先预谋的跨国婚姻：相爱后 他们一起培养自闭症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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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文
编辑 | 王迪
“我为什么和他结婚？当然是因为美国绿卡了！”提到美国丈夫大卫，陈雪大笑着对我说。她还热切建议我和男朋友结婚，拿到绿卡，然后留在美国。
她的生活在二十一岁的秋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人问她有没有后悔做出远嫁他乡的决定，但是她总是说没有。
“我只活了这一次，我也不知道如果我不来美国会活得更好还是更差，我也懒得去想。”她这么说。
1.
我和陈雪在我所住公寓的自习室认识。
她自费在社区大学学习一门摄影与图像编辑的课程，每周上课三天，从早上八点上到十一点。大学离我住的公寓很近，下课之后，她就到自习室这里来蹭Wi-Fi和打印机。她会带一份盒饭，用保温杯接一杯免费的咖啡。大概下午四点左右离开，临走，还要接一杯免费的咖啡带走。
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连操纵电脑都不太顺畅，打印文件要手把手教她好几次。教材上满满都标注了英文单词的中文意思。她自嘲自己只有初中学历，学大学课程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是她却从未想要放弃。几个月后，她编辑出来的图片和视频，竟然有模有样。
她颇为自得地给我看她的一幅photoshop作品：灰蒙蒙的天幕，雨中的墓地，一个墓碑前摆着一束白玫瑰，插了一支星条旗。一位裹了围巾、穿着雨衣的老人，伛偻着背，扶着墓碑。她调节了背景的明暗、对比度，又仔细修了玫瑰花和老人衣服的细节，让对比看起来更强烈。
“照片是我女儿拍的！”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中充满了柔情，“我希望她能拿一个什么奖，让她知道自己不比正常孩子差。”我看了她一眼，难道她的女儿有什么不正常的吗？
“我的女儿有自闭症。”她接着说，“别的孩子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我要花上几百几千个小时来教她。她喜欢摄影，我给她报了个摄影班，她上课的时候不能集中精神，别的同学的家长一起去告状，老师退了全部的钱给我，求着我把她领回家去。想了半天，不如我来学摄影，学会了之后，在家里教她。”她语速飞快，脸上倒是没有自怨自艾的表情。
2.
六月，她的课程顺利结束了，为了感谢我替她翻译了英语资料，她执意邀请我去家里吃顿饭。
她住在郊区一座有些年头的老房子里。外墙斑驳，里面倒还算宽敞。一进门，我就听到震耳欲聋的鼾声——一位头发花白、面色潮红的白人男子侧身躺在沙发上，一手拿着遥控器，一手垂下来，睡得正香。男子是陈雪的丈夫，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大卫。
穿着围裙的陈雪从厨房里走出来，看了眼男子，撇了撇嘴：“他啊，刚刚去看了橄榄球比赛回来。球队赢了，他就和朋友一起喝了几杯。”她毫不客气地把大卫从沙发上推醒，让他去房间里睡。大卫倒也对她言听计从。
她冲我耸耸肩：“前几年我们还经常吵架，吵得厉害了就说要离婚。他嫌我英语不好，学历低，找不到好的工作。我嫌他年纪大，经常喝酒。这几年倒一次都没吵过，凑活着过呗。”
他们认识的时候，大卫四十三岁，陈雪二十一岁。回忆起往事时，陈雪看起来害羞又得意：“不是我自夸，我当年可漂亮了。他这辈子哪里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看到我的时候，眼睛都直了。”
但是大美人陈雪却不巧生在了江苏省一个传统的村庄。她长大的地方，家家户户都重男轻女。她的爸爸是家里的长子，妈妈生了她之后，被奶奶好一顿数落，连月子都不允许坐，要下地干活。她对家乡对父母的感情很淡漠，她仍然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母亲抱她在怀里，一边哭，一边怪她不是个男孩。
她出生没几年，母亲就再次怀了孕，东躲西藏了好一阵子，终于顺利生下了她的弟弟。有的时候弟弟一哭，母亲也不问究竟，冲上来就给她两个耳光。她放学回家时，只能和母亲一起吃冷泡饭配榨菜，弟弟却能够一次吃两个荷包蛋。
她小学和初中成绩都不差，也很喜欢看小说。母亲看她光读书不干农活，气得脱下衣服，拧成条状，狠狠抽她的脸。
等她抽条长个，出落得亭亭玉立。父母便常常催促她，早点嫁个有钱的男人，收回来的彩礼可以给弟弟盖房子、娶媳妇。陈雪说，家里常常有人来用打量牲口的眼光打量着她的身体，议论她好不好生养。
弟弟喜欢在父母面前告她的状，她总是被母亲掐得青一块紫一块。她也因此恨透了弟弟，直到现在也未完全释怀。她那时候一心想要反抗父母给安排的婚姻，不愿意成为父母赚钱的工具，用自己下辈子的幸福来换弟弟娶妻生子。她逃去到苏州打工，被一家美资化工公司雇佣，在专供领导就餐的小食堂做服务员。
巧的是，工厂那时刚从美国进口了一条生产流水线，美方派了一群工人来，手把手教中方的职工如何使用。这群美国人，一日三餐都在小食堂里解决。他们三五成群围成一桌，一边喝啤酒一边等着陈雪把装在大海碗里的红烧鱼、烧蹄髈、炒青菜、紫菜蛋花汤逐一端上来。她藏了点小心思，在白色的厨师服里穿了一条超短裤，走起路来，隐约露出半截白花花的大腿。
她年轻漂亮，有些胆大的美国人时不时冲她抛个媚眼，她落落大方地应对那些调情。有个圆脸、蓝眼睛、头发微秃的美国人对她颇有好感，大着舌头，用古怪的音调，含糊不清地对她说“你好”，“你很漂亮”，“你叫什么名字”。
他就是大卫，在这家化工厂做了二十多年。因为没有读大学，他一直晋升不到管理层，是个资深的技术工人。他身材矮胖，其貌不扬，三十来岁就秃了顶，收入也几乎没有提升空间。他不是美国白人女性喜欢的类型，无论在酒吧还是在相亲网站上都无人问津。他自愿来中国出差，一是每天都有一百美金的出差补贴，二是听其他去过中国的同事说，中国有一些苗条、温柔、顺从的年轻女生，很喜欢美国男人。
陈雪漂亮，举止又有些轻佻，一下子就入了他的眼。有一次周五晚上，他故意在食堂喝得醉醺醺，陈雪热情地走过来，要扶他回去酒店。他靠在她散发着香味的身体上，趁着酒意，摸了摸她的腰，她也不腼腆，把手盖到了他的手上。
他们两个初相识的时候就带着强烈的目的性，对方恰好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因此，也省去了大多数人谈恋爱看三观是否相投、爱好是否合拍的磨合过程。他很想结婚，她很想逃离供养弟弟的命运，两个人很快定下婚期。而彼时，她只会讲几句英语，对美国也一无所知，甚至连江苏省都没出过。
等她的未婚妻签证批了下来，她连喜酒都没办，一刻也不停留地离开了这片她生活了二十一年的土地。
3.
陈雪的邻居之一是一对移民美国很久的中国夫妇。妻子和丈夫都是中国名校的大学生，来美国读博士。夫妇俩先是抽签拿工作签证，然后排队等绿卡，颇费了一番周折才留在美国。他们原本还会邀请陈雪去他们家里做客，聊聊中国，做做中餐，但是知道陈雪是靠嫁了美国老男人拿到的绿卡之后，一下子对她冷淡了起来。
“谁又比谁更高贵呢？你看看有钱的老男人找了漂亮的小姑娘，或者是在北京上海有房子有户口的男的，找了年轻学历又高的女白领，不都是看双方条件是否匹配吗？在婚姻里，有人想要钱，有人想要权，我想要美国绿卡，怎么就比他们低一等了？”陈雪有些不忿地说，但很快又释怀了，“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本来就配不上和这样的人做朋友。”
我很好奇，她的婚姻中是否有爱情。
她很奇怪我提了这样的问题，“当时的话，就只有激情。但是过了这么多年，还能一起走下去，当然有爱情在。”
她刚来美国的时候，不会用烤箱也不会用电脑。头几个星期，她一直忘记在如厕后冲水，因为她之前从未用过抽水马桶，都是在一条坑的小便池上厕所。大卫一边嘲笑她，一边觉得自己是把她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超级英雄。他处处表现得高她一等，既不愿意学中文，也不愿意吃她做的中国菜。他给她买阿迪达斯的鞋子，买星巴克的咖啡，他总是用施舍的口吻问，“这个，你在中国买不到吧？”
他也知道自己样貌年龄都比不上陈雪，所以自大的外表背后，大概也有自卑心作祟。他不让她学开车、学英语，他对她说，你在这里也不认识什么人，不需要说英语。又对她说，你学历很低，在这里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好好做家庭主妇就可以。她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的同事给他出的主意，说如果陈雪需要一直依靠大卫，就不会在拿到绿卡后离婚走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没有自己的朋友，在家里也看不懂电视里的英语节目。她日积月累会说了一些简单的英语。当时翻译软件没那么发达，两个人要聊些深层次的话题就是鸡同鸭讲，有时候实在交流不下去，大卫就把门一甩，去找朋友聊天。
陈雪曾经因为他的夜不归宿而流泪，但是想到从未爱过自己的父母，眼前这个给了自己不错生活的男人，还是让她心存感激。
4.
二十四岁的陈雪怀抱着娜塔莉——这个和她有血缘关系的小婴儿，感觉在异国他乡终于有了依托，像是浮萍终于在淤泥里扎下根来。大卫也很喜欢这个漂亮的小婴儿——她有着饱满的额头、高高的鼻子，并且继承了陈雪狭长秀气的眼睛和小巧玲珑的下巴。他们开始一起手忙脚乱地学习喂奶、换尿布、给婴儿擦身。大卫不再夜夜醉酒而归。原本只是靠性吸引力维持着的关系里开始有了更多的责任，陈雪享受着大卫为自己洗头、做饭、按摩的待遇。
但是，或许是母亲的本能使然，陈雪发现这个孩子有问题。
“我把她抱在怀里，渐渐发现，她从来不会直视我的眼睛。她有的时候看着我的嘴巴，有的时候看着我的乳头。但是，从来没有那种母亲和女儿之间亲密的感觉。她睡眠很不好，一次最多只能睡两个小时。我把她抱在怀里，颠着她，摇着她，晃着她，都没有用。”陈雪解释道。
随着时间的流逝，娜塔莉身上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异样，连不怎么带孩子的大卫都觉得有问题。有一阵子，他买了一个风铃挂在她的床头，别人家的孩子会不自觉地追踪风铃的声音，而她却毫无反应。后来，他买了一个玩具喇叭，在她面前发出“叭叭叭”的声音，正常孩子都会手舞足蹈地和父母互动，而娜塔莉的眼神却木木的，似乎完全感知不到外界的变化。娜塔莉安静得可怕，既不会用手指指着有趣的东西向陈雪和大卫展示，也不会“呀呀”地发声，对陌生人表示愤怒。
他试图和娜塔莉对视，却发现娜塔莉的视线永远没办法固定在他身上。
“那种视线就像一阵风，轻轻飘过来一下就走了。你喊她的名字，她也不会给你反应，你做鬼脸，她就像没看到。就好像在对着一堵墙说话。”陈雪回忆道。大卫更是心急，有一次他气得直捶桌子，正好有几个同事约他去奥克拉荷马州的平原里打猎，他一走就走了十来天。回来之后，他像没孩子前那样，下班后约同事喝酒，周末去看橄榄球和棒球比赛，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回避着问题。
5.
不管怎样，娜塔莉一天天长大了，她的破坏力也逐渐增强。她可以打滚、翻身、爬行。体检时生理上的指标一切正常，但是她举止粗鲁，常常没轻没重地拉陈雪的手，拽她的头发。即使她还是个小人儿，手劲却不小。她从不开口说话，所有问题都用“武力”解决。有时候，陈雪不理解她的意思，不能顺她所愿，她就“哐哐”地打自己的头。
大卫第一次目睹娜塔莉自残的时候，和陈雪大吵了一架，以为是陈雪把娜塔莉逼急了，才促使娜塔莉自残的。那段时间，正好有本关于中国“虎妈”的书登上了美国各大畅销书榜单。大卫原本就觉得陈雪没什么文化，想当然地把娜塔莉的异常全归因于陈雪教育不当。他对着她大吵大叫，还威胁说要报警。
因为从小就受了很多委屈，陈雪很少哭。但是那次她忍不住大哭一场，因为太过悲伤，还吐了一地。一时间，娜塔莉和陈雪哭得一个比一个大声，大卫根本无法应付。
他安慰了陈雪之后，仍然对陈雪的教育方式心存疑惑，又觉得娜塔莉不会开口说话是因为陈雪一会儿对她说中文， 一会儿对她说英文，导致她认知混乱。他请来生了五个孩子的女同事珊迪帮忙教娜塔莉说话，但是珊迪花了老大的功夫，娜塔莉依然连“妈妈”“爸爸”都喊不出口。“她该不会是有病吧。”珊迪脱口而出。大卫才开始意识到，娜塔莉是不是真的病了。
他们去看了儿童精神科医生。彼时，娜塔莉十九个月大，诊断为自闭症还为时过早。她被诊断为PDD-NOS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 Not otherwise specified)，中文是待分类的广泛性发展障碍。泛指一般有自闭症倾向，但不能透过其特征而归类为更具体的分类，她每周接受社会福利机构提供的语言治疗（language therapy），每次治疗四个小时。她主要接受发音的治疗。英语里的几个元音，她尚且可以在成百上千次的重复之后学会，但是学习辅音的过程异常艰辛。为了让她学会发“b”这个音，老师安娜重复了上万遍，但是她就是什么也说不出来。
娜塔莉的进步比想的更慢。福利机构把课时增加到每周八个小时，但是陈雪知道这仍然不够。为了教娜塔莉说英语，她开始在网上自学英语。她看过《新概念英语》，也看过《公共英语》，总之，网上有什么免费的教程和笔记，她都拿来看。和几年前不一样的是，这回，大卫对她学英语非常支持。他不但花时间辅导她的英语作业，还鼓励她学习开车，这样，就不用等到他休假的那天，由他开车送娜塔莉去接受语言治疗。
陈雪学会了基本的英语，天天在家里对娜塔莉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希望锻炼她的听觉注意、听觉记忆、听觉理解能力。大卫开始主动申请上夜班和加班（因为有额外的补贴），开始减少喝酒的次数，着手为娜塔莉存一笔钱。后来，我和他聊天时，他提到，就是在那段时间，他和陈雪开始建立起心灵上的纽带。他们第一次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朝同一个方向努力，没有谁更高人或者低人一等。
6.
娜塔莉满三岁后，开始去政府为有自闭症或者其他学习障碍的孩子开设的特殊学校去上幼儿园。每天上五个小时课。周末由安娜来家里辅导。直到那时，陈雪才可以趁娜塔莉离开的时候，完完整整睡上三四个小时。三年没日没夜、提心吊胆的日子过下来，她早就瘦得脱了相。快一米七的她，体重才八十斤。引以为豪的雪白皮肤上不知何时出现了皱纹。因为营养不良和缺乏睡眠，她经常头晕、心悸。
有一次安娜来家里给娜塔莉上课，发现了躺在沙发上动弹不得的陈雪。陈雪发着高烧，娜塔莉仍然不依不饶地让她把一个积木反反复复拆开又拼起来。陈雪面色潮红、呼吸微弱，但依然耐心又温柔地答应着娜塔莉的要求。
安娜打电话叫来了大卫，愤愤不平地怪他把责任都推到陈雪头上，又开车带着陈雪去看医生，还自己掏钱包给她买了许多维生素片和营养剂。
“我每周要给十几名自闭症的孩子上课，他们的妈妈加在一起都比不上陈雪有耐心。”安娜对大卫说。她还让大卫看陈雪藏在袖子里的胳膊，许多淤青和伤痕都是娜塔莉造成的。大卫拼命加班赚钱，陈雪总是轻飘飘地说一句自己会照顾娜塔莉，但是这个句子之后蕴含的牺牲远比大卫想象得多。
陈雪因为耐心，在自闭症患儿家长的小圈子里都小有名气。有的家长曾经在教室外面观察陈雪与安娜一起给娜塔莉做语言训练。娜塔莉格外敏感，声音、光线、气味，任何微不足道的东西都会在意料不到的时刻刺激到她过于敏感的神经，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大喊大叫，抓着手边所有能够到的东西乱扔一起，而陈雪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用身体筑成娜塔莉与世界之间的屏障。
大卫听到这些之后，先是震惊，后来是震撼。“I love you.”他一边流泪一边说。那是他第一次对她说“我爱你”。他说了很多次“你好漂亮”，说了很多次“我很喜欢你”，但是这三个字却是第一次说。
从那之后，大卫开始主动学中文，也开始主动学烧陈雪喜欢吃的中国菜。公司组织的各项活动，他都带着陈雪去参加，一脸骄傲地向别人介绍自己的中国妻子。
有时候，当大卫的朋友来问，为什么他们不把娜塔莉送到全日制的托管机构去，就是电影《雨人》中的那种。大卫都会勃然大怒，他指着对方痛骂：“你算老几，敢让我把我的孩子送走！”
安娜和我见面时提起，许多自闭症患者的父母都因为日复一日的煎熬而彼此埋怨，甚至反目成仇，离婚的不在少数。只有少数的父母，能够像陈雪和大卫一样，在不幸面前，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7.
在陈雪、大卫、安娜的共同努力下，娜塔莉在五六岁的时候学会了说话。她后来还学会了骑儿童自行车，学会了给自己洗澡。而每一点进步后面，都是难以言说的辛苦。
陈雪曾经在凌晨三点，给非要洗澡的娜塔莉擦身子。而娜塔莉怎么也不肯从浴缸里出来。她哭得脸蛋通红，豆大的泪珠簌簌地落下来。有听到的人以为她虐待儿童，报了警。
还有一次，娜塔莉在沃尔玛里大哭大闹，因为她一直吃的一个牌子的麦片卖完了（虽然货架上有几十种其他麦片）。周围人像看怪兽一样看着她，很快就有保安来请她出去。
去年，娜塔莉迷上了安娜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台旧的相机。她似乎天生就知道怎么操作相机。她花了很多时间，拿着相机，观察花鸟鱼虫，观察家里来的客人，路上走过的行人。她会把自己的睡袋拉到院子里，躺在地上拍星星。她情绪崩溃的次数显著减少，也不再总是沮丧地拍她自己的脑袋。安娜无意中看到了娜塔莉拍的照片，激动地冲洗出来给陈雪看。陈雪翻看着那些照片：风雨中的一朵残花；一个挂在树梢上的塑料袋；一个旧的布娃娃；雨点在玻璃窗上划过的痕迹。娜塔莉很少说话，即使偶尔开口，也是一字一顿很不自然。她的照片就好像是她的语言，她和这个世界的交流。陈雪看得泪流满面。她打电话给大卫，让他立刻回来。大卫看了照片之后，和陈雪抱头痛哭。
我才知道，陈雪邀请我来她家做客，一方面是感谢我帮忙，另一方面是让我替她留意有没有杂志、报纸举办摄影比赛，她想看看娜塔莉是否能另辟蹊径，掌握一门赖以生存的技能。
我和陈雪聊天的时候，陈雪做好了炸酱面和饺子，让大卫来吃。大卫拖着拖鞋走过来，在陈雪额头上亲了一下，很熟练地拿起筷子，把炸酱面拌匀了，呼哧呼哧地吃下去。除去肤色不同，他们和普通的老夫老妻没什么两样。
“她很少有朋友来家里玩。”大卫指了指陈雪，对我说，“我让她多出去聚聚，找找中国人聊天，她总是担心女儿，不肯去。难得你来了，多陪她聊聊。”
没说几句，大卫又去盛了一碗炸酱面，还问我要不要也添一碗：“她做饭很好吃。我现在都不怎么吃汉堡，薯条了。中餐真的要好吃很多。我最喜欢吃她给我做的三杯鸡。”
陈雪嫌弃他话多，刚把他推到房间里，门铃响了。安娜牵着娜塔莉走进来。看到我在，安娜和我打了招呼，并且说陈雪是她见过最有爱心，最耐心，最坚强的妈妈。
我仔细打量着娜塔莉，她外表看不出什么异样。相反，她是一个很精致很漂亮的混血小姑娘。眼睛深邃，皮肤白得有些透明——因为生病，陈雪从不放心让她一个人在外面玩。她在角落里坐下来，抿着嘴唇，开始玩一盒层层叠玩具。她会把十根棍子摞起来，然后再一根一根拿下来，接着再一根一根摞起来。一根不多，一根不少。她就那么重复着，不给予这个世界更多的注意力，似乎也没有期待着获得更多的注意力。
8.
我开始替陈雪留心各种各样的摄影比赛，官方的，非官方的，大型的，小型的。我把报名资料发给她，她填写一个又一个冗长的表格，把娜塔莉的作品发过去参加比赛。
九月，娜塔莉的一幅摄影作品得了一个小小的奖，陈雪高兴地约我出来。
“等将来她做了摄影大师，你就不用这么操心了。”我宽慰她说，“很多有自闭症的孩子都被发现有艺术和音乐方面的才能，你看电影《雨人》里面的雷蒙，记忆力超群，连地上掉了多少根牙签都能数得清。他们终将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你真的觉得以她有那么高的摄影天赋？”她好笑地把娜塔莉获奖的作品给我看。她获得了一个退伍士兵福利机构举办的比赛的鼓励奖。作品是雨后的墓地，一座看起来簇新的墓碑面前有一束白玫瑰，一个穿粉色连衣裙的小女孩站在墓碑面前，蓬蓬裙被风刮起来。
照片确实拍得不错，至少在我这个门外汉看来是这样。
陈雪给我看一等奖作品，有了对比才能看出来，这张作品比娜塔莉的作品有更多的才气和令人惊叹的技巧。
“这还只是一个小型比赛，至于那些德克萨斯州或者国家级的比赛，我发过去的作品连一封回信都没有收到。我和安娜讨论过了，娜塔莉并不是什么天才。她只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用到了摄影上，才比其他孩子做得好一些。但是她智商不到70，如果我寄希望于她成为一个天才，将来成名成家的话，对她来说是不公平的。”陈雪非常理智地说。
安娜曾经联系了一些专业摄影师，把娜塔莉的作品发过去之后，对方都非常坦诚地说，娜塔莉虽然拍得不错，但是对于职业摄影师来说，远远不够。
“我们本来就没有期待她成名成家。如果她喜欢摄影的话，那我们就支持她继续做下去。”陈雪说，脸上倒也看不出失望的神色。
大卫刚刚把家里的一个储物室腾空，做成了娜塔莉的工作室。工作室的墙壁上有娜塔莉拍的摄影作品。娜塔莉看到之后，把自己关在里面呆了好久。等陈雪和大卫进去后，发现娜塔莉把墙上的摄影作品全都重新排列了，还在墙壁上用颜料画了许多抽象的图案。
“她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未必能完全理解她的世界，但这样也很好，很特别，不是吗？”陈雪轻轻地说，没有等到我的回答就岔开了话题。
9.
我最近一次去陈雪家是在两个星期前。听说我要写她和娜塔莉的故事，她很是高兴，找了许多她们的合照给我看。想了一会儿，她又说，还是匿名发表吧。
“很多人仍然觉得像娜塔莉这样的孩子是怪胎。”她有些伤心地搓着手。
我问：“娜塔莉还好吗？”
“她的治疗师说她最近表现不错，鼓励我带她出门。我带她去了电影院，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电影。”
“怎么样？顺利吗？”
“顺利个鬼。她一会儿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一会儿在椅子上大幅度地动来动去。后来，她不知道怎么对爆米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开始把爆米花努力朝前扔去！”她开始学娜塔莉扔爆米花的样子——抡圆了胳膊，手指紧紧地握成拳头。
“天哪……”我颇为同情地看着陈雪。
“是啊。你知道她的性格，一次只会专注于一件事情。别人谁也没办法把她的注意力引开。”
“后来呢？”
“前排的人骂我：“操！你是怎么教孩子的！让你女儿他妈的闭嘴！”我就大声骂回去：“操！她有自闭症！是我的错吗？”那个人看到我的神情之后，吓了一跳，立刻转过身去。我周围几个本来也在小声抱怨的人也不说话了。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一把把娜塔莉抗在肩膀上。她一路尖叫，我一路走。等到了车库，我才发现我早就流了一脸的眼泪。”
“我准备给娜塔莉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她说道，“我去看了医生，虽然我快四十岁了，但是医生说我生育没有问题。”
“大卫呢？”我问。
“他本来就喜欢孩子，我们结婚前就说要生至少两个孩子。之前，我怕生了孩子会让娜塔莉觉得嫉妒，便执意没有再生。现在又觉得，大卫马上就六十岁了，也不知道还能活多少年，我自己也是。到时候，谁来照顾娜塔莉呢？如果她有个弟弟或妹妹，也算有了依靠。”
“当初，你不是怎么都不愿意用你的彩礼替你的弟弟娶媳妇吗？”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你说，我这一辈子，怎么一直过得那么艰难呢？”她笑着岔开了话题。自从我认识她以来，她一直是风风火火，甚至有点咋咋呼呼的性格。她用笑容对待艰难的命运，在夹缝中左冲右突，但连她本人，都不知道会被命运之河夹带着冲到哪里去。
（本文图片均来源于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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