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请坐车”
1955年10月8日，对于钱学森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上午，钱学森一家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美国到达香港；
中午，跨过罗湖桥，抵达深圳；
晚，到达广州。
得知钱学森平安归来，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指示要热烈欢迎、亲切接待钱学森及其家人。
周恩来总理说：“要好好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后来，钱学森在回忆周恩来时，这么说道：“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共产党的。”
正是根据周恩来总理“要好好待钱学森”的指示，在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桥的时候，在罗湖桥深圳一侧迎接钱学森一家的中国科学院秘书处负责人朱兆祥，是从北京专程赶来的。“钱先生，请坐车！”原来，朱兆祥受国务院陈毅副总理的派遣，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来迎接钱学森，并在钱学森回国之初，陪同钱学森走访全国各地。
在如今已经解密的档案中，有一份朱兆祥在1955年10月16日从浙江杭州加急发给中国科学院并转外交部的电报，这份电报同时抄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这份题为“钱学森等已抵深圳”的电报，真实记录了钱学森刚回国时的情况：
“钱学森8日已抵深圳，当晚抵广州，游览一日后赴上海。”
电报说，钱学森归国途中，除在檀香山、马尼拉、香港等地受记者包围外，美国当局未加阻碍，“可能由于近期美国对此态度略有改变，扣留不成，就讨好些，故未留难”。
电报称：“钱学森等留学人员经历了五年的软禁和特务跟踪的不自由生活到深圳后，他们相互恭喜，如履新生。对于归国的留学生们，国内公共场所的整洁和招待人员的效率都使他们感到兴奋，感到祖国进步的神速。到广州后，他们急着上书店买《宪法》、‘五年计划’等阅读。”
钱学森说：“在美国估计有四千留学生，绝大部分愿意回国，但都有各种顾虑，如恐怕提出申请美国不准因而影响职业和生活，也有人旅费不够。希望政府给他们旅费补助，这样一定可以争取很多人回国。”
在钱学森到达广州的当晚，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郑天保、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华南工学院院长罗明燏、华南医学院副院长梁伯强等到火车站欢迎，这充分表明祖国对钱学森归来的高度重视。
在到达广州的翌日，在朱兆祥的陪同下，钱学森游览广州，参观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也参观了毛泽东1926年在广州讲课的地方——农民运动讲习所。
晚上，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前身）广州分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这是钱学森回到祖国之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钱学森受到热烈的欢迎。
10月10日，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的陪同下乘火车从广州前往上海。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钱学森抵达广州的新闻。
那时候的沪穗之间交通还很不方便，要乘火车，速度甚慢。尽管乘坐的是快车，火车直至10月12日上午，才抵达上海。
从1947年秋钱学森与新婚妻子蒋英告别父亲钱均夫离开上海，如今已经整整8年，钱学森和蒋英带着7岁的儿子钱永刚和5岁的女儿钱永真归来，74岁的钱均夫分外欣喜。尤其高兴的是，翌日——10月13日，正是钱永刚的生日，全家吃面，表示庆贺。唯一的遗憾是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不幸病逝，未能亲眼一见孙子和孙女。（摘自《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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