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最新长篇力作《月落荒寺》探寻命运和日常的关联
半岛记者孟秀丽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格非的最新作品《月落荒寺》,茅盾文学奖得主、早年以先锋叙事闻名的格非又一次以娴熟的文字,向读者讲述了一个看似一段情事、其实寓意更深远的故事。名利双收的知识分子林宜生婚变之后偶遇了一位名叫楚云的年轻女子。情投意合的两人迅速进入了一段亲密关系,楚云设法融入林宜生多年维系的小圈子,让其精神上的苦闷开始逐渐缓解。但林的独子、高中生伯远却在父母离异母亲出走后陷入了对女同学的单相思。楚云为帮助伯远不惜暴露了自己的身世。就在林宜生为楚云的背景而纠结时,她突然消失,林宜生又一次陷入了焦灼的等待中……尘埃落定后,林宜生才发觉儿子的爱情或许是照进自己充满罅隙暗流涌动的生活里最明朗的光。
暌违三载,著文坛“不多见”的作品
今年九月初,《月落荒寺》头条刊于《收获》上。小说以一段充满遗憾的男女情事为主线,以典雅的学院派笔触,细密勾勒出都市知识分子与时代同构又游离于外的种种众生相。同时又不断以华美的古典诗词穿插其中,营造出迷离恍惚亦中亦西的间离效果,其情思蕴藉之处,精妙不可言说,是近年来长篇小说中难得的艺术佳构,也是作家躬身向内重新书写这个浮躁时代的再出发。
复旦大学的王子瓜认为《月落荒寺》“恰如其分地揭示出了主体意识的光辉”。青年作家林培源则注意到这部小说和格非之前的作品《隐身衣》之间的联系,发现“遍布故事细节中的那些疑惑、恐惧、犹豫和追问,最后都共同指向一个形而上的‘大哉问’:‘何为真正的生活’?”
事实上,这两位的评价不仅指向作家的文学创作,同样也关乎当代知识分子的境遇和使命。在这个媒介变革的时代,对人的定义已悄然改变,随之而来的是生活节奏与感情的大幅波动。在观察、思考、回应这件事上,知识分子理应走在最前沿。近年韩少功的《修改过程》、张承志的《三十三年行半步》、王安忆的《考工记》试图重新书写中国历史。但如李洱、格非,却直接将视野放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从自身出发书写知识分子的处境。这样的写作无疑需要动用更多切身的生命体验。相比起“知青”一代,这批作家接受过完整系统的高等教育,对学院派生活有着更切身的感受,对中国当下纷繁复杂的现实也更有高屋建瓴的现实关照。
《月落荒寺》直面“日常生活的神秘性”
在当代作家中,格非的写作一直试图跨越中国南北,被看作是最具智识的中国作家之一,作品常如协奏曲般壮阔深远。出生于江苏丹徒,求学沪上,常年定居北京的经历,使之对现实的感知更加况味难言。说到新书的缘起,他说源于三年前在圆明园正觉寺花家怡园举办的一场中秋音乐会,由其好友音乐评论家刘雪峰组织,从晚上七点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在这八个多小时里,格非和朋友们欣赏了包括西方古典乐、中国戏曲在内的各种音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确定了《月落荒寺》的框架。
有心人会发现,从《江南三部曲》到《望春风》《隐身衣》,再到《月落荒寺》,格非一直保持着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思考,主题也有连续。早在《月落荒寺》之前,格非的《春尽江南》就触及到了知识分子的现实遭遇。这一次,主人公从江南诗人变成京城高校的博导,开篇妻子已出走,作者并未在离婚上费多少笔墨,但却着意刻画离婚后二人的心境变化。透过林宜生“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朋友圈,荒诞之感跃然纸上。这些“想一出是一出”的所谓成功者,背后是自身价值的失落。当林宜生以为能通过和楚云结合重获内心的宁静时,更大的危险在悄然逼近。
《月落荒寺》和格非以往的作品不同的是,书中父辈开始老去,年轻一代渐成,开始将对更好的世界的期待,寄托在下一代的成长上。也许正因为这种对于新一代的殷切寄望,豆瓣评分高达9分,年轻的读者们更敏锐地发现了《月落荒寺》和《隐身衣》之间的延续性。格非认为,当下需要重新理解年轻人,不同的生活观念会塑造不同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沟通的欲望,让小说细腻地刻画了林宜生和伯远从隔阂到互相理解的过程。
格非坦言,今天小说写作面临两个方面的压力,首先是科学使得我们的生活充分暴露,所有的事情都可量化、可分析。另外,新闻和小说一直在较量,但现实生活本身不像新闻报道那般条分缕析、起承转合,而是更神秘和更丰富,应当重新激活大家对小说的热情。诗人学者敬文东读此书后,也表示处理日常生活的神秘性是文学在当下中国被授予的新任务,现在或许只有小说能够抵达。
月光曲和绣球花,探寻“语言和命运的关联”
早些年格非的《褐色鸟群》等影响了许多人的文学观,彼时的先锋小说也试图描绘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性。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媒介更迭的互联网时代,格非的创作其实一直在回应最初的问题,小说是否只是语言的事实?
不论是书中对古典音乐的见解抑或是关于绣球花的风波,其实都涉及到语言和命运的关联。楚云和杨庆棠讨论德彪西《意象集2》中表现月光的曲子是该译为“月落古寺”“月落古刹”“月落禅寺”还是“月落荒寺”“月照萧寺”……之后没多久她和伯远讨论绣球花也可以叫作“无尽夏”。这两处,是女主人公楚云为数不多直接发言的时刻,格非塑造了这样一位身世离奇,颇具才情的人物,以探寻命运和日常生活的关系。
月光曲和绣球花对林宜生父子二人来说同样具有特殊意义,父亲林宜生由此意识到楚云的内心世界远比他所想象的更幽微。曲终人散,覆水难收。但对于儿子伯远来说,绣球花却是爱情和寻求自身主体性的开始。通过父子二人交织的感情线,格非完成了一次命运叙事,儿子的成长让读者感受到生命力的蓬勃,而父亲的遭遇却暗示了宿命的力量。这一双重命运叙事,既完整地接续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先锋小说传统,更以对现实的冷静洞察和叙事技巧的炉火纯青,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展现不可复制与替代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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