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监护室里的困境、挣扎与安慰
此前,医疗纪录片《人间世》引起了无数观众的共鸣。生、老、病、死,是所有人都绕不开、躲不过的共同话题。
湖北作家周芳也是一位教师。在医院附属护士学校教语文的她,每天都经过外科楼、手术楼。在学校里,和学生们在一起时,她看到了鲜花、笑容与烂漫。然而在重症监护室与精神康复中心,她看到了灰暗、困顿与绝境。
周芳将过去几年在重症监护室、精神康复中心目睹的悲欢离合写进非虚构著作《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新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近日,周芳与出版人谢锦、评论家来颖燕、龙华医院主任医师葛京华做客上海幸福荟,与读者分享书里书外的故事。周芳与出版人谢锦、评论家来颖燕、龙华医院主任医师葛京华做客上海幸福荟,与读者分享《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的故事。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摄
呼和吸,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对重症监护室,对精神康复中心,周芳曾是隔膜的。她害怕看到病人和家属被病痛折磨的样子,尽量逃避着与疾病相关的事件。她是习惯了“活着”的人:“活着”恋爱,评职称, “活着”锱铢必较,蝇头微利,“活着”上街买小白菜,看美国大片。用她自己的话说——“ “活着”如此司空见惯,我麻木了。”
直到一次,她目睹了战斗在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如何抢救生命,在生死边缘的病患如何苦苦挣扎,在重症监护室门外如何度日如年,她感到羞愧,为自己曾经有过的隔膜和逃避。
“人一生中有生、老、病、死。我们更多看到生,对老、病、死这三个环节假装看不到。但是人到中年,你会发现没有办法回避。如果不能回避,最好方式就是迎头而上。”在内心触动下,周芳决定去医院做义工。
“在重症监护室,打过几场硬仗之后,我对 “活着”有了更踏实的想法。我原来不会做饭,现在能简单地炒青菜,炒鸡蛋。从 “死亡”的血雨腥风那个场面走过来后,我会觉得每个细碎的日常幸福都很宝贵。”
有一次,周芳陪病人做开颅手术,这个手术做了整整八个小时。在还有两个小时就结束的时候,周芳支撑不住,病倒了,转而在心内科住了两个月。
“我在高压氧仓做治疗。高压氧仓有一个很高的窗户,我看不到窗户外面的人,只听得到他们的谈笑声。我想着他们在窗外自由呼吸,去买早点,去送孩子上学,而我在艰难地吸气,补氧。我当时只有一个感觉,呼和吸,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死亡,精神疾病,这杯羹人人有份
从2013年开始,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及精神康复中心的义工经历给了周芳丰富的写作素材。“虽然是非虚构,但现实材料如何转换为艺术材料?我如何对材料进行挑选、剪裁,同样考验我对这个事的认知。”
除了医生、病人,周芳还将目光触及那些病患家属。他们之中,有人在拔掉父亲管子的时候磕了三个响头,有人为了让植物人丈夫醒来时看到美丽的自己改名“美丽”,有人央求医生把她母亲做给孩子的礼物放在母亲的病床头。周芳说:“在这样的艰难中,我们还能看到人间深情。而无望的深情最让人心碎。”《在精神病院》书影
“我不能回避这种艰难的困境。他们看似是重症监护室、精神病院里的人,中心词依然是人。我不是在写重症监护室、精神病院这两个地方,而是在写我们所有的人。死亡,精神疾病,这杯羹人人有份。面对生老病死,我们是命运共同体。我不是在写他们,是在写我们的困境与挣扎。”
周芳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想写的是安慰之书。我们在困境中如何自处,如何处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作为写作者,我知道苦难就在那里,解决不了,但是我希望给读者安慰。”
“人到中年,有些坎回避不掉了。作为写作者,觉得写作最终是不是更丰富了个体生命。现在这两本写作丰富了我。”
周芳透露,今后她还是会往“生老病死”这个领域写,写人们面对“生老病死”的困境,如何自我成全、自我修复、自我救赎。 “我愿意把现实生活中的绝境作为依托的写作背景,在这个背景里获得了一些感知。这些感知是我原先封闭生活中不能感受到的,它们是很扎实的,有血有肉的。”
出版人谢锦是书稿比较早的读者之一,她坦言自己看的时候“惊心动魄”。“书里写的是一群人,有痛苦的人、绝望的人、癫狂的人、可怜的人,更有深深关注、帮助、同情这些人的人。读这两本书的时候,我一直面对生与死的拷问。命运多有困厄,人间自有情深。今天对谈的题目叫 “我只爱着人世间那点深情”。人世间虽然有这么多痛苦和死亡,但是总有那么一点深情,让我们能够勇敢活下去,走在阳光下。”
生死之事不能变得美好,但能变得清晰
在分享会几天前的思南书局诵读会上,读者们念起周芳两本书中的十几个选段,不由地泪流满面。
葛京华表示,医生在面对疾病时,更多是科学意义上的医生。“很多人觉得医生冷漠,甚至有点冷酷。但是希望大家能理解,医生也很痛苦。他每天遇到的都是疾病,所吸收的可以说都是负能量。”《重症监护室》书影
“我读《重症监护室》这本书时是很震撼的。我想到医生每天忙碌,没有办法和病人、家属深入沟通。医生仅仅是疾病治疗,但难以想到这个疾病对于一个人来讲,对他的生活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葛京华坦言,通常医生不会从这个角度进行思考,但读了周芳这两本书后,他觉得自己深有启发。
评论家、《上海文学》杂志编辑部主任来颖燕感慨,周芳的书不是写疾病,而是写世界和人生。
“读这两本书,我最初的感受是,疯癫与清醒、生与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遥远。有时它们在一线之间,有时它们边界模糊。这两本书并不能让事情变得美好,但能让事情变得清晰。”
类似于这样的非虚构作品,在国外有不少。来颖燕举例,比如美国作家迈克尔·格林博格的《心里住着狮子的女孩》,就是写作者怎么陪伴女儿渡过生命里的一段特殊时光。“对他而言,陪伴女儿的过程,不仅是认识疾病的过程,也是寻找自己的过程。”奥地利作家阿尔诺·盖格尔也写过《流放的老国王》,讲述父亲得老年痴呆以后,他们一家面临的真实情况。“他的父亲一直说要回家,并不是回到自己当下所处的地方,而是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
在来颖燕看来,非虚构文学写作常常会隐匿叙述者的声音,直接让当事人发声,从原生态的角度直接记录。“这是当下非虚构非常普遍的写法。但在周芳的文本里,无论是《在精神病院》还是《重症监护室》,她会让自己的声音在场,她非常坦诚,坦诚自己的脆弱,坦诚自己的崩溃,甚至坦诚自己的病态的心理。这一点很难得。”
“所以她给到读者的感觉是,我们既能追随她的目光看见世间的种种形态,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我们获得了平时习焉不察的角度,同时又感同身受。我们跟随周芳进进出出,抵达既崩溃又感动的阅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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