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写作，就是给陌生人写信
□新时报记者 徐敏
上世纪八十年代，江苏青年作家苏童发表了小说《妻妾成群》，一举成名。此后30多年来，他一直以充沛稳健的创作姿态活跃于文坛，先后创作了逾百万字的作品，国内外获奖无数。盛名之下，苏童仍延续着从上世纪末至今的写作节奏：三年一部长篇，每年几个短篇，生活简单，很少社交。
近期，苏童出版了散文集《活着，不着急》，不同于小说的细腻绵长，他用质朴简白的文字谈文学、谈写作、谈生活。这也展现了一个小说之外，平静而质朴的苏童。
坚定的信仰是文学
“从小就听话”。在《活着，不着急》的一篇小文中，苏童如此定性目前为止自己的性格。“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孩子堆里听孩子王的话。到了现在依然很听话，听领导的话，父母的话，妻子的话，还有朋友的话。”苏童说，尽管自己不好意思公开承认，其实自己性格中从来不具有叛逆性格和坚强的男性性格。
但是苏童有他的坚定信仰，这种信仰就是文学，或者说写作。文学让他摆脱了许多难以言语的苦难和烦扰，苏童喜爱着它并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感激世界上有这门事业，成为他赖以生存的事业并完善充实了生活。
然而苏童的文学之路走得并不太顺畅。因为从小家境贫寒，没有机会接受修养的操练和艺术的熏陶。少年时，苏童的二姐喜欢文学，经常把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文学名著带回家中阅读，他就跟着二姐一起读。“我有时候一下午读完《复活》和《红与黑》，读得昏头昏脑，不知所云，但我仍然执着于这种可笑的不求甚解的阅读。”苏童说，因为沉浸在阅读中，年幼的他避开了街头少年的许多不良恶习。他总是静坐家中，培养某种幻想精神。
1988年，苏童发表了他最出名的小说《妻妾成群》，也就是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原著作品。出版这篇小说时苏童年仅25岁，可谓青年成名，意气风发。实际上，苏童写作和发表文学作品的时间远早于此，早在中学时期，苏童就尝试写过小说并且投过稿。“我还写诗，最初的诗写在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上，现在还留着。”苏童说，后来没有再翻阅过，但他很珍惜它们。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苏童继续大量写作诗歌、小说并拼命投稿，《青年作家》《飞天》《星星》等杂志逐渐发表了他的作品。
“也没什么可说的。”对于自己的人生特别是文学经历，苏童觉得乏善可陈。大学毕业后在《钟山》杂志当了一名编辑，老老实实地结婚生女，工作写作。“我现在蜗居在南京一座破旧的小楼里，读书、写作、会客、与朋友搓麻将。没有任何野心，没有任何贪欲，没有任何艳遇。这样的生活天经地义，心情平静，生活平静，我的作品也变得平静。”苏童就这样平静地叙述自己大半生的生活。
给陌生人寄出了一个白日梦
2005年，苏童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写作，写一个小皇帝因宫廷政变流落民间长大成人，因为从小爱慕飞鸟，后来成为一个高空走索的杂耍艺人。这部小说是苏童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他自己评价这部小说是“满纸荒唐言”，完全是一个带有隐喻的白日梦。构思这部小说时，苏童认为一个青少年很容易做皇帝梦，也很容易做高空走索的梦，白日梦可以是虚无的，也可以是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的仿构。如果仿构的态度严肃，这个白日梦可以变得与哲学一样严肃。
“出版《我的帝王生涯》，就像是我给陌生人寄出了一个白日梦。有人收到了一部苦难之书，有人收到了一部救赎之书，有人收到了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梦想之书。有人则坦率地告诉我，你写小皇帝和走索王都没有打动我，我是被你书里描写的那些鸟打动了。”苏童说，大概从那时候起，他认为作家就是给陌生人写信的人。陌生人地址不详，所以终其一生作家要发出无数个地址不详的信件。这些信件命运各异，大多数信件投入漫长的黑暗中，或者安放在图书馆灰尘蒙蒙的角落里，只有少数信件是幸运的。“它们犹如流浪猫找到了动物保护组织，犹如蜡烛手电筒煤油灯等到了全城停电的时刻，犹如灰姑娘遇到了王子，它们找到了最完美的收信人。”
与其他的作家不同，从苏童的文学创作和批评观念中能够轻易感知到，他是一个会站在读者角度思考写作，一个重视读者阅读感受的作家。在他看来，读者对作家要求苛刻、要求收到“高质量的信”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读者与作家面对一个共同的世界，他们有权利要求作家眼光独到、深刻，看见这世界皮肤下面内脏深处的问题，他们在沉默中等待作家的诊断书。”苏童认为，而一个理性的作家心里总是很清楚，他并不一定比普通人更高明，只是掌握了一种独特的技巧，这种技巧其实就是叙述的技巧。
在苏童看来，伟大的叙述大多从狭窄出发抵达宽阔，从个人出发抵达社会，从时间出发抵达历史。用巴尔扎克的话来说，一个人的心灵史，可以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这是一个写信者最好的愿望，也是给收信人最大的惊喜。”苏童说。
虚构的魅力，就是小说的魅力
不只是苏童，很多情况下作家笔下的故事是虚构而成，或者有少部分现实生活的影子经过作者加工虚构而成。“读者经常会问到这个让我尴尬的问题：你没有经历过某某小说中所描写的生活，是怎么写出来的呢？”苏童说，遇到这个问题他总是会很为难，如果是对熟悉的人他会直接说“瞎编的”，而对陌生的人则会用一个比较书面语的词汇，这个词就是“虚构”。
很多情况下，这个简单的词汇不能搪塞读者的疑问，他们可能认为这个回答简单潦草。苏童认为自己没有信口雌黄，因为他对虚构的理解远远不能阐释虚构的真正意义。这次在《活着，不着急》一书中谈到虚构这个话题时，苏童认为，小说所伸展出的枝叶应该大于作家的主观世界，高于一个作家所能耳闻目睹的现实生活，应该比两者的综合更加丰富多彩。一个作家，凭借什么力量才能获得这样的能量？当然寄希望于他伟大的灵魂、深厚的思想，但是这样的希望是既合理又空泛的。所以，虚构对于作家的工作就显得至关重要，虚构必须成为作家认知事物的一种重要手段。
“虚构不仅是幻想，更重要的是一种把握，一种超越理念束缚的把握。”苏童说，虚构不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它更多的是一种热情，这种热情导致作家对世界和人群产生无限的欲望。虚构的魅力到底在哪里？苏童举例说，当我们感叹卡夫卡对于人的处境和异化做出了最准确的概括，我们被福克纳描绘的那块邮票大的地方的人类生活所震撼，我们赞美这些伟大的作家，我们顺从地被他们所牵引，常常忘记牵引我们的是一种个人创造力。我们进入的其实是一片虚构的天地，世界在这里处于营造和模拟之间，亦真亦幻，人类的家园和归属在曙色熹微之间，同样亦真亦幻。我们就是这样被牵引，一个人瞬间的独语成为别人生活的经典，一个人原本孤立无援的精神世界通过文字覆盖了成千上万个心灵。“这就是虚构的魅力，说到底这也是小说的魅力。”苏童认为。
苏童说，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面临着类似的难题：应该为读者描绘一个怎样的世界，如何让这个世界哲理和逻辑并重，忏悔和警醒并重，良知和天真并重，如何让这个世界融合每一天的阳光和月光。这是一件艰难的事，但是探索下去是作家们唯一的选择。 孙婷婷/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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