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篆刻二十年
□魏春雷
其实,我是喜欢篆刻的。
还很小的时候我就鼓捣印泥玩了。在窗户玻璃上画小车,觉得印泥用着不顺手,只能一点一点画。后来发现大人的戳记很有趣,喜欢印着玩,有时就把纸张覆盖在印面上用铅笔涂,也算搞拓片吧,绝对无师自通。再后来,就跟着老师学画画了,我非常喜欢中国画,买了不少画册和技法书。在画册上,我见到了更多的印章,真是喜欢,觉得漂亮极了,对上面的文字也试着猜个大概,便想着给自己弄一方印章。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少年书法》杂志,清晰记得是方毅题写的刊名,启功封二题词:“少年学书法,可助识文字。知识基础深,多做四化事。”杂志是新蕾出版社出的,只买到一期,以后就一直没见到。那一期上正好有一个新栏目——“怎样刻印章”,我如获至宝,反复看了不知道多少遍。那时候伙伴们玩一种石笔,就是一块石头,形加工过,但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质地很松脆,近于青田,能写字,像粉笔。知道我想刻印章,他们就送给我用。我没有刻刀,就自己找了一段约一毫米厚5毫米宽的金属片,自己磨啊磨,夹在废毛笔管上固定好,就算刻刀了。那时好像刻了“魏”、“春雷”吧,现在找不到了。那会儿我知道了“春”字的篆书写法,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楷书就变那样了,联系不到一块。
上中学了,有一次我从《青少年书法》杂志上看到上海普艺招收篆刻函授学员的启事。多年对报刊书籍的关注,我知道韩天衡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时就很想参加,但各种原因,终于没能付诸行动,遗憾。从中学到师范,对篆刻我一直念念不忘,也说不清原因,就是着迷。那段时间,我陆续从出版社邮购了曹齐的《刻印技法图解》、陈寿荣的《怎样刻印章》、徐利明的《篆刻艺术》等几本篆刻技法书,还有《十钟山房印举选》、《上海博物馆藏印选》及钱松、胡钁、赵之谦、吴让之、吴昌硕、黄牧甫等大家的印谱。对篆刻知道的是越来越多了,但动手却依然很少。
师范毕业后,我结识了崇雅轩书画苑的白金源兄。看他的刻刀,真够个儿,是自己做的,看他刻印,总觉得使得上劲儿,刀能助人。兴城是个小城,小城却出大人物,魏哲就是从兴城走出去的书法家,说到刻印,那自然就要说张公者了。对张公者老师我是久仰大名的。还在初中吧,我就在《兴城报》上读到介绍他(那个时期他署名“张弓者”)的文章,当时知道了他的漠尘草堂,知道他写字刻印很刻苦,又知道他从学校调到了兴城文联,还记住了他手书的对联:“立脚不随流俗走;高怀犹有故人知”。
那时候,我觉得公者老师很遥远。经金源兄介绍,我开始参加兴城书协活动,也就有了向张老师请教的机会。那时公者老师还在文联工作,任兴城书协主席。公者老师是把工作当事业做的,对兴城书法的发展不遗余力,搞了不少活动,培养了一批人才。兴城被辽宁省委宣传部命名为“优秀书法县”,公者老师功不可没。后来听外面的朋友说兴城书友真傻,有张公者在,却不跟着学刻印。这当然是玩笑话,倒也不假,当时大家都知道公者老师是高手,真正的高手,但跟着学刻印的却不多,金源、铁军、志哲诸兄外,似乎就我偶尔弄一弄了。等我想好好学篆刻的时候,公者老师已经准备到北京发展了,于是篆刻,就又放了下来,又是个遗憾。机会是需要把握的。郑雪峰先生是我们很尊敬的老师,他书读得多,很有学问,诗词更是好。因他在葫芦岛工作,我平日的一些对联、旧体诗的习作就寄给他求教,每次郑老师都回信评改,总是鼓励我。郑老师后来也去了北京,忙得很,尽管每周都回兴城,见面机会很少,也不好意思更多地打扰他。有好老师却不能经常追随左右,是很无奈的事。
还是说刻印吧。第一次看公者老师刻印,是在崇雅轩。那次是金源兄准备好了石料,请他刻的。记得那是一朱一白两方印,朱文是“栗园主人”,白文是“白金源印”。公者老师刻印很熟练,看起来很随便的样子,刀落石开,谈笑风生,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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