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城“围墙史”：理想丰满 现实骨感
布谷岛
记者 | 陈子阳 王颖
广州大学城内环西路靠近华南师范大学生活区的路段上，砖石正在被堆砌成一根根墙柱，不久后，这些墙柱将和铁栏杆一起，成为校园围墙的重要一部分。
沿内环路行走一圈不难发现，在这个坐落着十所大学的小谷围岛上，设立校园围墙已经不是个例：位于大学城东南侧，与华师位置相对的华南理工大学早于三年前就已在生活区落成围墙。其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将主体校园包围在围墙之中。至此，广州大学城内，除广东药科大学、广州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外，其余各高校均已架设或正在修建校园围墙。
2019年10月22日，番禺区人民政府公开发布政务动态，指出广州大学城为打造平安校园，目前正推动各高校进行封闭式管理，建设电子围墙，减少、限制社会人员进出校园，并引入人脸识别系统、智能门禁等新辅助设备。
图片来源 番禺区人民政府网站
然而在十五年前，第一批学生入驻小谷围时，依照广州大学城发展规划，各高校“物质空间、功能组织应当以有利于促进各种交流的发生、资源的共享为目标”。时至今日，各高校选择了一条似乎相反的路径。
“前围墙时代”理想：空间开放化，资源共享化
广州大学城建成投入使用之前，广州市内只在天河区五山至石牌一带分布着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与暨南大学等几所高校，除此之外，并无集中的大学园区。
由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和广州大学城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组在2002年联合发表的《对广州大学城发展规划的思考》一文指出，广州市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滞后于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广州各高校改善办学环境与条件的压力也不断增大。新建大学城，成为一项迫切的需要。
实际上，早在这篇文章之前，广州市就已萌生了建设大学城的意向。2001年，广州市发布“十五”计划纲要，提出支持完善五山高校区、规划建设新大学园区。同年3月，广州大学城确定选址于小谷围岛。
浏览当时大学城的相关文件可以发现，“开放”“共享”成为被频繁提及的概念。大学城选址确定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广东省高等建筑规划设计院和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曾一起参与了概念规划的咨询工作。尽管四家单位在大学城的发展策略、建设模式、开发时序、空间形态等方面的想法多少存在差异，但相对一致的是，各单位都认为大学城资源应分级共享，而共享设施则包括公共服务、教育科研设施等。
2002年8月，广州市政府公布实施《广州大学城发展规划》。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在规划中将“组团生长”“网络组织”纳入规划理念。大学城十所高校依据所在空间位置及设计特点被划为五个组团，各高校在组团内发展，而不同组团通过共享度较高的设施联系在一起，而教学、科研、生活等功能网络则应促进交流共享。
《对广州大学城发展规划的思考》一文将大学城描述为对办学体制、结构、模式和培养方式都进行改革的教育资源重组聚集地。具体的表现则包括“教师可以实行校际联聘或兼职，学生可以跨校选课，图书馆、体育运动设施、实验室等可以校际共享并向社会开放。全面实行校际合作、多学制开放性的教育教学模式”。
直到2003年4月，大学城整体设计与各校区组团详细规划设计完成；2003年5月，第一批小谷围岛原住民搬迁；2003年10月，土建施工全面启动。
建筑学博士、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冯原表示，广州大学城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城市化扩张的产物，建设速度“不可思议”，而规划设计的时间也相当短促。
2004年9月，包括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药科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州美术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在内的十所大学进驻大学城。
直至2006年，广州市公布的一份大学城总体规划概念中仍明确提出“空间开放化”与“资源共享化”的原则：以开放型的校园环境促进各学科的交流、大学城与城市、市民的交流；提高教学、咨询、居住、绿化等资源的共享程度与利用率。
冯原教授指出，大学城规划理念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创造集约化的教育基地，其好处是可以增加同一种性质单位的共享度。“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共同体大学，或者大学共同体，那么这是一个理想。”但同时他也强调：“为什么这个大学共同体没被实现，那就是因为共同体很多问题是很难被克服的。”
理想碰撞现实，新建围墙已成趋势
尽管共享与开放成为广州大学城的重要理念，但没有围墙的大学城，在建成后仍面临了许多质疑与挑战。
现任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王保森2007年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到，大学城中各高校面积规模较大，各高校更倾向于自行提供各种设施，而非选择与相邻的大学共享；更不用说各高校之间往往还有高速运行的城市道路；出于安全的考虑，即使没有实体的围墙，校园管理也已经搭建了“不可见的围墙”。
对于这种不设围墙的尝试，也引起了设施规划、管理安全上的问题。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洪惠群2010年撰文指出，广州大学城由于过度或片面强调“共享”，将大学城作为一个“城市”来看待并规划，进而导致体育场等设施建设目标规模错位，造成资金与场地的浪费。大学城各院校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建设了各自的活动场地，并不会租用大学城中心体育场。如今的大学城体育中心，只偶尔举办大型演出活动，平时少有学生前往。而即使是相关演出，也曾因噪音和大量外来人员进入大学城等问题而引发周围师生的不满。洪惠群同时提到，不设围墙与数量庞大的道路交汇口并存的规划超越了中国本土城建的设计观念，对管理造成不便，易诱发财产被盗等案件。
而为了应对各类高发案件，大学城高校也曾尝试在校园边界使用树篱、铁丝网等设施，以此来代替围墙，增大窃贼等进入校园的难度。在尚未建设真正围墙的广东药科大学生活区，这一方法依然在被沿用。
但安全问题仍不时发生。
2011年10月，两名就读于广州大学城的学生在外环路一处草坪遭遇持刀抢劫，一个多月后，广州番禺警方在广西将犯罪嫌疑人抓获；2016年6月，一名外地前来广州大学城游玩的女生在大学城自行车馆被杀害，警方在大学城与华南理工大学相邻的穗石村出租屋内将嫌疑人抓获；2016年11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大学城校区一女生失联，几日后，一具浮尸在学校湖中被发现。尽管并非所有案件都发生在校园内，但案件高发的校园周边环境还是让各个高校提高了警惕。
据谷河传媒梳理，2014年至2016年间，大学城中山大学、广州大学、广东药科大学、华南师大范大学和广东工业大学等高校均曾发生数起宿舍入室盗窃案件。
此外，大学城部分高校还曾于2017年出现校外人士扰乱校园课堂秩序的事件。
面对一系列事件，大学城管委会、小谷围街道和各高校开始着手推进校园围墙建设。
早在2014年，封闭式管理的思路就已被提出。当年，大学城管委会与各高校协商后决定，将大学城贝岗村大街、广外西路、广药路、国医东路、广大路、华师三路等路段授权各高校管理，学校可根据实际需要对道路进行封闭式管理。
教育部门也在不断推进着校园安全建设。2015年8月，教育部下发“开展学校安全大检查，深化“打非治违”和专项整治”的通知，要求着重检查校园安保体系建设落实情况，包括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人防、物防、技防、值班巡查、校外人员及车辆管理等。2019年2月的全国学校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再次强调学校要加强人防、物防、技防，强化安全基础建设，提升安全防护能力。
据中国政府采购网，2016年6月，华南理工大学公开发布大学城校区生活区围栏安装工程招标文件，计划在生活区开展建设1140米长、2.5米高的围栏工程。
同年10月召开的广州大学城高校治安工作联席会指出，要着力推进大学城高校校区的围闭工作，各高校可分类别、分阶段，先对学生宿舍等重点部位、楼宇进行围闭，再逐步扩大至整个高校园区。
随后，更多高校加入围墙建设的行列。
2017年1月，广东工业大学基建处发布通知，就大学城校区生活西区围墙建议方案举办征求意见会；同年4月，中山大学公开发布东校园教学区、生活区围墙建设工程招标文件；2017年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生活区建起围墙；2018年底，华南师范大学同样公开招标开展生活区围栏安装工程；2019年6月，广州中医药大学生宿舍围蔽项目开始实施。
华南师范大学生活区开始安装围栏
图片来源 华南师范大学王同学
截至目前，除广东药科大学、广州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外，广州大学城其余各高校均已架设或正在修建校园围墙。
而面对修建围墙所引发的讨论，各高校也做出了一定的回应。
修建围墙之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曾使用铁丝区隔校园区域，但部分铁丝却被剪断。学校保卫处在生活区围墙修建完成后解释称，该做法是基于大学城人员混杂现状，为保障师生人身安全、严控人员进出而采取的措施。
中山大学保卫处工作人员在2019年秋季广州校区东校园服务咨询日上表示，修建围墙与门禁仅为杜绝与学习教育交流无关、且身份可疑的人士进入校园，“刷身份证都是可以进出的，没带身份证，可以用其他证明登记。但是有污点，或是在公安系统有备案的，会重点抽查。学校始终是教学和科研的地方，开放是学术性与人员交流的开放，不过这个开放是有程序的。”同时，保卫处指出，学校修建围墙后，校园内发案率已降低70%。
而大学城的许多学生们，正在争议声中逐渐适应着“围墙里的生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大四的学生张木（化名）亲身经历了校园安保工作逐渐收紧的过程，“广外的确是女生偏多，我想学校也是考虑了多方因素吧，觉得多走点路总比有安全隐患要好。我大一的时候经常在宿舍门口发现传单，走在校道上也会被塞传单，现在连发广告的也不敢来广外了。”
共同体与管理边界，天平倒向何方？
2007年3月起，大学城推出互选课政策，学生可修读其他高校开设的选修课程，各高校学分互认。但政策一经推出便遭遇了困难。据新快报当年报道，互选课推出的第一学期，原计划的77门课程只有7门开成，而学期结束时，部分学校并不承认学生在外校修读的学分。
尽管如此，这一致力于促进各高校教学资源共享的政策仍延续至今。
据广州大学城高校互选管理课程系统显示，目前该系统用户为54325人，已有22072人次选课，近一年新增用户人数4364人，已授予学分15305分。而据番禺区政府于2018年10月发布的情况简介，广州大学城大学生人数约为18万人。除此之外，大学城还曾推出一卡通、图书互借等服务措施。
图片来源 广州大学城高校互选课程管理系统
对此，中大广州校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直言，各高校内部资源紧张，且不同学校差异较大，上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难免遇到困难，学校资源的分配也面临难题，如果大量外校同学集中到某一所高校听课或用餐，将会给本校师生造成较大的压力。但这位老师同样表示：“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情况，经过发展，以后会不会再陆续放开，可能有这样一个过程。”
而大学城对于地理空间上的交流，也曾做出过一些尝试。
2011年，冯原教授曾主持“大学城轨道交通规划与设计”课程，带领学生针对如何在大学城中环路中央的绿化带建设轨道进行方案设计。“其实这个轨道就是为了增加共享度，当时有十五个方案，包括怎么利用轨道设计站点，怎么在站点设置公共设施进行共享。”这一项目获得了广东省专利局颁发的金奖，但是最终并没有付诸实践。
“没有实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技术与成本的问题。投资难以获得应有的效果，而支出的成本又太高，这说明还是需要技术的进步。”冯原解释道。
冯原将大学城的建设与发展看作是各高校管理边界和大学共同体这两极之间的权衡与综合，制约两者的是成本，解决的办法则是技术。
张木同样将技术视作解决办法之一。“要是还可以开放的话是更好的，但是管理起来需要更多的电子设备，尤其是可能需要很高级的电子设备。”同时，她也提到，相互开放就需要合作化的管理，但是各大高校却似乎缺少相关的机制。
合作管理的机制能否实现？回到大学城最初的设想，冯原指出：“因为各高校管理权属问题的存在，即使想成立一个大学共同体，内部也是有边界的。”在共同体与高校各自的主体性这两个方向上，越偏向于共同体，就会越倾向于相对的边界模糊和开放；越偏向于大学主体，则越需要清晰的边界。“因为管理必须是有边界与主权的。”
从没有围墙到建起围墙，冯原认为这是一种为降低管理成本而进行的妥协折中选择。“共享度增加，带来管理难度的增加，共享度达到极限之后，也就往回退了，但这也是理性选择。”
华南理工大学的杨月（化名）认为，一所大学的开放共享度与安全性都是难以衡量的。各个学校难免出于不同的考虑采取不同的措施，包括牺牲共享度而减少不安全因素。但她同样提出：“翻越一道围墙对有心人来说并不困难，校园安全也不是围墙就能维护的。”
然而，围墙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广州大学城本身兼顾开放与封闭这一双重性的延伸。冯原解释道，十所大学集中在小谷围这样一座岛上，实现了向内的闭合，而高校之间的交流又构成了开放性。“这个双重性成为了大学城建设的两个理由，一个是便于管理，另一个就是便于交流。两者既矛盾又相互塑造了对方。”
面对这一矛盾，大学城还是否能够实现最初的理想设计？
在冯原看来，大学城的格局已经存在，即使建了围墙，也没有对格局造成太大的破坏。“但实现共享还是需要更多的新技术被运用，回到现在的条件下，共享还是比较难的。”
参考文献：
1、广州大学城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组.对广州大学城发展规划的思考[J].城市规划,2002(05):94-96.
2、广州大学城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组.广州大学城规划咨询及发展规划综述[J].城市规划,2002(05):90-93.
3、洪惠群.对广州大学城规划设计目标的矫正[J].城市规划,2010,34(04):60-64.
4、王保森. 社会空间视角下的广州大学城和谐发展研究[D].同济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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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廖思慧
编辑 | 赵萱
审核 | 刘颂杰
复审 | 张志安
终审 | 黄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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