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萨尔·艾拉 幻想文学时代远去，我觉得自己很孤独
《艾拉医生的神奇疗法》插画。
《上帝的茶话会》
作者：塞萨尔·艾拉
译者：王纯麟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6月
《艾拉医生的神奇疗法》
作者：塞萨尔·艾拉
译者：于施洋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6月
塞萨尔·艾拉
（Cesar Aira,1949-）,阿根廷小说家，1975年出版首部小说。其作品风格多样，被认为包含了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但也有回归19世纪现实主义与非虚构作品。2015年，塞萨尔·艾拉入围国际布克奖名单。目前，他已经出版了超过100本书籍。
如今，随着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卡萨雷斯、普伊格等作家的逝去，塞萨尔·艾拉成为经历过“文学大爆炸”时代为数不多仍在写作的人。作为一名即兴风格的作家，艾拉年轻时写得很快，每天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馆，平均每年能写完两到五本书。与其他作家不同，艾拉在小说里追求的并非严密的逻辑构造或对宇宙之道的阐释，他更相信文字的创世能力，因此，他从来不制订写作计划，只是完全释放自己的想象力，跟着笔下的文字游走，等待着意外与惊喜向自己走来。但现在，艾拉的写作已经越来越慢，而且看着那个轰轰烈烈的幻想文学时代的远去，经历了一批文学大师的凋零，现在的他，感觉自己有些孤独。
上帝用语言创造世界
“出于这宇宙中亘古不变的传统，上帝每年总会召开一次隆重奢华的茶话会，以此来庆祝自己的生日，而受邀前来的只有猴子们。没人知道，也没有人有办法知道，在这永恒的空间里，从何时开始产生了这个习俗，不过即便如此，它也已经成为了宇宙漫长年岁里的头等大事。等待这场茶话会就像等着死亡一般，看似永不会到来，但实际上它总会如期而到。据比较可信的传言说，举办茶话会最初的理由挺消极的：上帝并不是真的想邀请猴子，他老人家只是更不愿意邀请人类而已。邀请猴子只是对人类这种让造物主大失所望的、被有意（甚至恶意）无视的物种的讽刺罢了（说‘讽刺’已经算客气了）。”
在小说集《上帝的茶话会》里，艾拉在同名小说开篇如是写到。要是你被这段文字触动，并以为他要写的是寓言故事，或是其当代变体，那就错了。可以先告诉你的是，文学史里的多数小说模式与构思逻辑，在这里可能都是无效的。
渐渐地，当你觉得猴子们那充满盲目性和破坏力的行为或多或少有点像对当下人类社会的隐喻时，作者随即就颠覆了你的想象与猜测——接下来出场的,不再是猴子，而是“次原子粒子”，一种比原子更小的微粒，它能自由地穿过宇宙里的一切存在而不受阻碍。随后你不免要想，在猴子、上帝与微粒之间，作者到底埋设了什么关系呢？直到最后你才会发现，作者为这篇超乎想象的奇特小说所设置的视角，既非猴子的，也非上帝的，更不是微粒的，而是人的。通常人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小说，都会试图建立某种逻辑关系和意义，否则就无法实现理解。而在这篇小说里，当读者被那信马由缰的言说不断引诱，并企图将没什么头绪的小说拉回到合乎逻辑思维的判断里时，却忽然发现，作者真正关注的只是“上帝的秘密”——上帝本无秘密，可是因为有了那个微粒，就有了秘密。而正是这个秘密，以及承载它的那个微粒，为上帝的茶话会以及只邀请猴子出席这件事构建起神秘而又诡异的关系。因为那个微粒的存在，使得整个宇宙里的任何存在都有了本质的关系。那么,它是什么呢？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只有语言。是语言把世界切割成一块一块，让人们相信这些就是‘东西’。上帝不说任何语言，因为没有说的必要。但是当他需要介入一些事情，比如想在人类的记忆中加入一些东西时，他别无选择只能进入语言的游戏中。这对他是个挑战。对上帝来说，语言比语法老师眼中的更复杂，因为他必须考虑到所有语种，包括现存的和可能存在的（每种语言都是一种不同的切割方式，但从上帝的视角看来，它们之间的共性、差异和交叠构成了一幅极复杂的拼布）。”
上帝以语言创世，这种来自原始犹太教的古老传说并不新鲜。但当艾拉以这样的方式来谈论它时，它既关乎上帝如何创世，也关乎他如何创作小说的世界。换句话说，他写小说跟上帝以语言创世性质相似，都是无中生有的。他所关注的并非事物是如何诞生并存在的，而是“语言-微粒”何以能随意穿透任何存在，使得本无关系的任何事物在显现中发生微妙至极的关系。或许在他看来，也只有到这个层面上，小说的写作才能以基因编码般的方式在任一点上开始，在任一点上结束，而整个过程又能具有真正的即兴创作的属性。
在《塞西尔·泰勒》里，塞萨尔·艾拉在探讨主人公塞西尔·泰勒（美国爵士乐新浪潮的代表人物）时这样写道：
“在他的即兴作品中得到发扬的‘音群’尽管之前已经为另一位音乐家亨利·考埃尔所用，但是塞西尔把它那和谐而复杂的性质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将无调性的连续乐音系统化地整合到了有调性的乐句中，这是一项前人无法比拟的工作。弹奏的速度，不同技法的交织，音乐的连贯和插入其中的间断，重复的乐句，一个个乐章，所有这些被他用以突破传统的手段让他的音乐和任何人们所熟知的旋律背道而驰，构建出恢宏却又宛若废墟般虚幻的巨作。”
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对塞西尔·泰勒即兴创作方式的精辟点评，倒不如说更像是作者对其小说写作方法论的夫子自道。
在那篇《上帝的茶话会》里，他仅以“微粒”的意外出场，就精彩地解决了猴子们在上帝的茶话会上所制造的那种难以收场的忧虑，同时又透露了其对于上帝创世与他创作小说的秘密；而在《塞西尔·泰勒》里，他又以环境与声音的微妙相生关系为切入点，在叙述并讨论伟大的即兴爵士艺术家塞西尔·泰勒那充满艰辛曲折的长期得不到认同的音乐生涯，强调温和与沉稳的品质以及不畏惧失败的精神有多么重要的同时，在不经意间还完成了对自己的小说艺术即兴本质的完美揭示，甚至还把某种意义上的作者个人精神传记也隐藏其中。没错，在这部小说里他最想说却又始终没说的就是：“塞西尔·泰勒就是我。”
支撑作者完成其创作的，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非凡的想象力。最能体现作者想象力的，当属《千滴油彩》和《在咖啡厅中》。在前者中，他异想天开地让世界名画《蒙娜丽莎》作为起点，而主角竟是构成画面的千滴油彩！它们以其超能量穿透了保护罩，散去了世界各地，并拥有了各自奇特的旅程与命运。每滴油彩的经历都像是好莱坞历险片里的片断，充满了日常世界里的戏剧性的喜怒哀乐和得失成败。而在意犹未尽的结尾，当读者意识到，即便是最漫无边际的想象也会有终结的时候，却又被作者那结尾的句子意外击中：“但是那些游走于现实与幻想的边界的油彩们……依然在现实这一边，无法摆脱这悲伤。”
日常中生成的想象
即使在最为日常的语境里，艾拉也可以把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在《在咖啡厅中》里，他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小女孩如何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当小女孩被沉浸在无聊闲谈中的妈妈所忽略时，咖啡厅里的各色人等以不断升级的折纸游戏为她创造着愉悦。他们用最普通的纸给她折出各种事物，而每一个新加入这个游戏的人都展现出更为精妙的折纸技艺。他们好像都不再是日常的自我，都成了充满想象力的通灵自我，其中最厉害的一位甚至折出了俄罗斯女沙皇盛大出行的船队场景……那不断更新的无尽想象的折纸视界，使小女孩始终被简单而又新奇的感觉所包围，充满了愉悦，而更为重要的，显然是所有参与折纸游戏的人不仅同样拥有这种愉悦，还与自己那早已不复存在的童真年代重建了联系，甚至重获生命完整的感觉。其实你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作者为他们创造的白日梦。而这美妙的梦境，也属于作为读者的你。
其实，对于其写作方式的危险性，艾拉心知肚明。但他并不惮于将它推向极致。他这样做是要探讨更为本质的东西。在那篇《无穷大》里，他就把少年时代跟一位伙伴玩的数字比大游戏作为小说的核心内容。那游戏其实是简单的，有着小孩子才能接受的单调。而在成人眼里，这种游戏无论如何持续都是乏味的。甚至在阅读中会觉得，无论作者如何运用奇思异想，都不能让它摆脱那乏味的本质。对于小孩子,“数字就是数字，没有其他意思”。而对成年人来说，数字可以意味着各种事物，但“没有意思”则永远是最可怕的问题。当读者陷入莫名的厌倦时，其实应该明白，这厌倦并非来自小说本身，而是来自日常生活深处的无聊状态。
他对讲故事毫无兴趣。也正因如此，其小说无论以何种面貌示人，都呈现出正在生成中的状态。他给你看到的不是作为制造成果的小说，而是那使小说处在生成状态的场域环境。正像他在小说里揭示的那样：“文学注重的是细节，是环境，是这两者之间恰到好处的平衡。精确的细节使一切跃然纸上，但如果失去了环绕覆盖在四周的环境，细节只不过是一份杂乱无章的目录而已。环境使作家能够以自由的力量写作，不带特定的目的……”
只有无法重复的东西才是生命
哪怕仅凭这一部小说集，我们也可以认为，在二十世纪那为数众多且风格多变的拉美著名作家群里，艾拉是绝无仅有的异类。他很清楚，任何革新派的道路总是坎坷的，是注定要随时面对种种质疑与拒斥的。因为革新派不能像传统艺术那样“只需要取悦现有的听众”，“他们必须自己创造出现在还不存在的听众群体，就像是从血液中提取一个红细胞，再用爱和耐心细心培养，然后接着培养下一个细胞，直到将它们打造成一颗心脏，随后是其他器官、骨骼、肌肉、皮肤和毛发，最后用铁砧和小锤子制造出精巧的耳蜗……”作为真正的艺术家他并不在乎其作品能否被广泛地接受，令他无法忍受的只有任何意义上的模式化取向和取悦读者的企图，因为在其漫长而又旺盛的创作历程中他始终坚信：“只有无法重复的东西才是生命。”
他的小说是纯粹沉浸式的。即使在读过之后你也往往无法复述它。因为在他那里，世界从来不是确定在那里的。任何一个词语都可以成为一个原点，都能通过不断的裂变而生成新的世界。在他用文字所创造的世界与日常世界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是可以在其语言裂变中不断相互渗透转化的。无论叙述、描写还是议论，呈现的都是他所创造的世界的不同界面，也是游荡其中的气息之流，是隐匿其中的寂静，就像词语裂变生成的空间能摆脱时间束缚，转化为无限生成的恒定，消除了毁灭的可能。□赵松
■访谈
“我的书是写给成人的童话”
新京报：据说，你每天都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馆写作。咖啡馆对你来说有什么吸引力呢。有没有尝试过在其他地点写作？
艾拉：我需要被分散注意力，看到人们，透过窗户看到街道，看到服务员端着盘子走来走去，听一些周围的对话。总之:分散注意力。我认为集中注意力不利于写作，它会导致作家陷入自我。我不想写我自己。我太欣赏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了，所以我不能转过身去，只去看那个无聊的自己。
新京报：那你一般都是从什么地方获取灵感的——特别是，每篇故事开头的场景。
艾拉：我不知道从哪里、或者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好故事的想法。有时候(很多时候)是我在电视上或报纸上看到的最愚蠢的事情。天真烂漫的笑话极容易被扭曲成隐喻性的超现实难题。当然获取灵感的方式还有阅读。我能够成为一名作家的原因是我曾经是一名读者，这个过程在我每次写作的时候都会重复。
新京报：你将自己的写作称为“即兴写作”。那么，是不是有了一个开头之后，故事剩下的部分，人物的行动都变得很容易写出来呢？
艾拉：从来没有这么容易。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但现在我怀疑自己写下的每一行字。即兴创作的目的，是不让写作成为一种唯美主义作品;随着即兴，它变成了一场游戏，一个涌动着惊喜与乐趣的水池。但这其中也有危险，那就是在为了创造而创造，陷入了纯粹的独创风格展示。
新京报：写完之后，你就从来都不改动吗？
艾拉：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少怀疑自己而且几乎不会去修改。但现在，我会反反复复写上十遍，却从来没有对作品满意过。
新京报：你如何对待出版社编辑那边的建议呢，或许有时候，他们的建议是值得听取的。
艾拉：出版的一定是由我亲自写下的最后一个版本，不会有任何出版商的干扰。我担心我的文章太特殊了，任何编辑都没资格对它做些什么。此外，在阿根廷，我们没有那种美国式的“编辑”传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文学看作商业的动机。
新京报：在拉美文学中，阿根廷作家或许是想象力最强大的。博尔赫斯，科塔萨尔，马丁内斯……以及你。你是否会认为，这构成了阿根廷现代文学的一种传统。
艾拉：现在，我感觉自己相当孤独。因为眼下的文学风尚变成了所谓的“自传体小说”的朴素现实主义，我一点也不喜欢。博尔赫斯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说，阿根廷那细微的文学传统，可以让我们自由地走向世界。我也是如此。在成为作家的路上，我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法国(洛特雷阿蒙、鲁塞尔、超现实主义)和英国，而且来自世界各地。是的，还有一些拉丁裔美国人。
新京报：那你如何看待某些批评家的指责——他们会认为你们的大多数作品中，欠缺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与关怀。
艾拉：我接受那种批评，因为它说得很正确。我生活在由书籍、绘画和音乐组成的象牙塔中，并赞同乔伊斯的那句格言，“历史是我试图唤醒的噩梦”。即便如此，我所写的内容中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历史。毕竟，象牙塔也是现实的一部分。
新京报：你的故事风格也很不一样，有寓言式的、超现实的、现实的……在你的经验中，写作不同风格的故事时，过程会有什么不同吗？
艾拉：我觉得这两本书没有什么不同。相反，有时我害怕总是重复自己，我觉得好像我所有的书都是同一本书。也许是因为我从里面看到的。我的每一本书都是同一思想、同一生活的产物。
新京报：在许多故事里，你都带着孩童般的目光、重新解释世界，例如《无穷大》，《上帝的茶话会》等等。所以，你是否对孩子或童话很感兴趣？
艾拉：我非常喜欢孩子们，喜欢他们的美丽，他们的快乐，他们在戏剧中灵光一现的创造，他们幼小心灵的大爆炸。我想在我的作品中捕捉他们那种自由和优雅。我很遗憾自己不能专门给孩子们写书。我的书是童话，不过是写给成人看的童话。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如今，一本书越厚，它所容纳的文学就越少”，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出现如此状况呢。以及，能否举例说几本你所认为的那种，“书越厚文学性越少”的长篇小说呢？
艾拉：诗集都很薄。而诗歌就是文学最本质的东西，不是娱乐，不是劝诫，也不是韵律。我的目标是写一篇能够让人们像阅读诗歌那样去阅读的叙事性的文章。那种文学性很低的长篇，举个例子，你只要走进一家书店，看到那些浩如烟海的畅销书，就会知道那里面压根没有一丝文学的痕迹。当然也会有例外：《魔山》《战争与和平》《白鲸》《追忆似水年华》……
新京报：现在你已经创作了一百多本书，看着书架上的那些作品，你心里有什么感受。
艾拉：一种矛盾的感觉。我大脑的一个半球说:工作完成了。另一个说:它尚未完工。
采写/新京报记者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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