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明清、民国文学研究
““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明清、民国文学研究——反思与前行”国际学术论坛于2019年5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二十四位学者以新文化史为旗帜和枢纽，以报告各自的最新研究论题为出发，对照借鉴、省思攻错，共同探讨新文化史的研究理路和方法所能达致的研究边界。
““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明清、民国文学研究——反思与前行”国际学术论坛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心、“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华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
会议由主办方的代表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心主任严志雄教授致欢迎词，他就新文化史的源流及理论性格作了言简意赅的梳理。从1970年代名为《新文化史》的会议论文集问世开始，“新文化史”一词也正式进入学术视野。诞生和获益于当代学术对现代性的不断反思，新文化史的研究别开生面，拓展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课题，如物质文化、政治文化、身体和性别、记忆、形象和想象等。随着对历史中的人的主体性的正视和关照，旧的时间与空间体系被动摇，非系统非线性的思想和感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与人有关的、承载思想情感的介质，例如报刊、新闻、出版、摄影等材料也获得了深度的整理和讨论。近二三十年明清、民国文学研究的繁荣局面与同一时期新文化史的大放异彩息息相关，沾溉极多，毋庸讳言。作为会议落脚点的“反思和前行”，严教授对于现阶段的成果做了相当鼓舞和乐观的评价，但是隐忧依然存在，包括外来理论如何真正实现在地化；如何避免关于文学和文本的讨论在借用社会、文化、历史的概念时被这些更大、更含混的框范吞没，流荡无归；如何真正实现东西方学者同行之间的有效互惠的交流对话；乃至如何在理论层次上有更进一步的提升等。本次会议正是抱着这样的期待而发起召开。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古典诗学中心主任严志雄教授致辞
总体而言，正因为对新文化史所代表的学术范式、方法、方向的自信，是次会议主办方在会议标题上也暗藏了“心机”，中文的标题有明清、民国这样的时段限定，而英文则径以“New Cultural History and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Reflections and Prospect”标目，寄望于学界同仁慧察。
会议邀请了李孝悌、方秀洁（Grace S. Fong）、周启荣（Kai-Wing Chow）三位在各自领域卓有建树，且于新文化史的研究特别有开拓创建的典范意义的教授做主题演讲，安排于两天，为叙述方便，集中于此。
【专题演讲一】李孝悌：新文化史发展简述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李孝悌教授的论述由辨析1970年代“文化史”的意义如何受到文化研究的激发而获得重新整理和阐扬开始，志在对欧洲和北美的近三十年的文化史领域的学术研究作全景梳理，尤其是对其中具有典范意义的学者的思想源流及其著述特点一一予以概括点评。李教授尤其注重欧洲特别是德国学者在这一源流谱系中的重要意义，从十九世纪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慧辛（Johan Huizinga）、兰克（Leopold von Ranke），到二十世纪初的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再到二次大战造成的大漂流，使得相关的学术理念和范式影响到英、美。而研究的对象也一路由经典作品、时代精神、宫廷社会等扩展到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的领域。立足于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李教授还对近年新出现以及可能有更多研究潜力的课题进行了分析，包括宗教朝圣、旅行、收藏、阅读、礼仪等实践行为；包括个人回忆与想象的再现；包括衣食住行、消费等物质文化等等议题。
【专题演讲二】方秀洁：明清孝女的话语建构
方秀洁教授（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的报告是她正在进行中的一项最新研究。基于新的方志数据库等技术手段的开发支持，她希望对大量地方材料中关于“孝女”的记录进行分析，讨论女性在家庭、社会、宗教、伦理等领域内，如何主动或被动地在“孝”的维度上经营塑造。方教授试图探析孝的观念是何时开始明确或正式地被用在女子身上；何时又成为特指有德行的未婚女子的类别；何时以及通过哪些方式，未婚女子被家族、社会和国家树立为典型（一种身份或一种类别）；在制造并演示孝道的过程中，未婚女子的生活与身体如何被涉及。在此基础上，方教授更敏锐地追问，“孝女”除了被动接受社会力量与国家意识形态制造外，有无主动选择的空间？即为了拒绝更常见的那种为人妻、为人母的女性生命历程设定，而主动接受孝女这种非传统的设定。方教授的报告从理论背景，到提出问题、材料设定、分析思路，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一次生动的个案展示。
【专题演讲三】新文化史与中国文学研究：明代商业印刷与士商社会的“新文学”
周启荣教授（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SA）的演讲由新文化史领域的基本概念的厘清和新文化史理论的多个源头的梳理入手，提炼出新文化史研究的特点，例如注重文化物质载体或媒体的物质性、注重文化的社会性，各种社会“习业”（practice）的关系性，以及跨学科性。在由新文化史牵涉勾连起来的众多后现代理论之中，周教授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入手，概括了明清社会值得注意的诸多场域，在各种印刷物的“超附文本”（paratexts）中，都能看到这些场域的痕迹。而在各种文化生产场域之中活跃的“剩余士人”的意义尤其值得关注，大量小说戏曲文本和相应的一整套价值观，正是在以“剩余士人”为主体构成的士商社会土壤中催发培植出来。对“剩余士人”意义的揭橥，极有助于理解明代中期以降社会、文化、思想领域出现的新变化。
上述三场专题演讲，由理论源头的全景回顾始，经过“孝女”个案结合数据统计，从国家意识形态到女性主体意识与身体符号的分析演示，收束于对明清士商社会的自觉的理论化用与深度材料支撑下的理论反哺，呈现了一个内在完足的论证链条。三个论题的意义，放置于本次会议的“场域”之中，互相最大化地实现了各自论题的意涵。这大概是会议主办方最乐见的学术论说的互相激荡。
会议现场剪影
大会学者共提交20篇论文，分六场进行各自的报告。
野村鲇子教授（日本国立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的报告《明清亡妻行状与士大夫心态》聚焦于明清时代士大夫关于亡妻（亡妾）的行状的统计分析。她先追溯唐宋时代关于女性事迹的行状书写，进而将明清时代数量大增的行状写作放置在与墓志之间微妙的私/公语境的分歧下，展示出明代中后期以降士大夫在家庭日常伦理的空间中对“情”的书写的一种措置。
杨彬彬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报告《清代女性日记研究方法论》重在分享她所致力整理的关于日记研究的理论著作及相关思考。她试图通过系统的借鉴西方学者关于日记的研究，解决在面对清代女性的日记作品中，如何将日记体的私密写作推进到探讨个人塑造与社会、历史机制的关系，如何有效探讨个人塑造的策略、预设读者、流传与出版、写作和阅读群体的身份建构/界定、个人在社会权力体系间的折冲等。
蒋寅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报告《生活在别处——清诗的写作困境及其应对策略》重在呈现身处层层累积的文学史重压之下，清人如何从更新写作素材、改变写作方式、提高写作难度等方面不断摸索，以应对和摆脱写作困境，尤其是在摆脱日常经验，创造新的文学体认方面，清人做了各种尝试，包括空间移换、时间穿越、制造事件、日常生活场景经典化、以咏物诗为代表的特殊经验的设定和虚拟等，“试图在古典诗歌的夕阳时代闪耀出古典艺术创造力的最后的余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蒋教授的研究从总体上描述了清诗如何赋予自己“新”的意义。
王宏林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的报告《历史的层累：清代诗学视野中的“诗教”》围绕着“诗教”这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几乎是最悠久的一个概念在清代诗学论述中的不同维度的发散与作用，体现出传统诗学论述的丰富生命力，它既是国家政教格序层面的温柔敦厚，又是风格、修辞、意象等创作表现层面的含蓄蕴藉，同时亦是作者个人自我陶冶修养的雅正品性。这不同维度的内涵拓展又和清代特殊的国家文化权力有意的塑造密不可分。
卜永坚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报告《丹忱碧血到今新——周茂兰血疏贴黄与明清遗民心曲》围绕一份上呈崇祯帝要求为父平反的血疏贴黄原件展开。疏奏人是明末的周茂兰（1605-1686），他的父亲是熹宗时代遇难的东林党官员周顺昌（1584-1626）。这份奏稿及其读者/观者的题咏一直流传至今，也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时空中具有了不同的意涵，由崇祯时代激烈诉冤的副本，到顺治十八年冬的经过国变之后的先人遗物，以及承载十数字遗民记忆的信物，再到作为文物商品，流转于吴、湘、赣、津乃至日本，最终入藏香港北山堂基金会。整个考证与追索的过程，正如卜教授所援引的电影《红色小提琴》（The Red Violin），以物串联起数个时代，文物的故事背后是人在不同境遇中的故事。
周兴陆教授（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报告《〈寒衣曲〉的古今演变》，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学史上以捣衣、制衣、送衣为主题的“寒衣曲”及其相关的意涵，尤其是南朝的闺怨、游子意象，和北朝的战争远行意象，这些作品到了抗日战争前，传统的题目和意象顺畅地衍生出新的意涵，学堂游子和家中老母，前线战士和后方同胞，可押韵典雅，也可白话通俗，展示了传统文学题材在现代的多样演变。
余祖坤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报告《古文评点向清代别集的渗入及其文学史意义》，其中的古文评点特指韩愈以来的单行散体的文章，清人在刊刻文集时会将他人对自己作品所作的评点收入集中，形成一种特别的“副文本”现象，余教授的报告就是围绕这种现象展开。他指出，别集中的古文评点可以提供创作经验的交流和作品传播的生动图景，同时也是对清代古文批评史的文献缺漏的一种补充。
徐玮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的报告《〈莺啼序〉的创作与晚清民国的“梦窗热”》讨论南宋词人吴文英的三篇著名的《莺啼序》原作的特别意涵及其在晚清民国时期的追步之作。写丰乐楼重建的原作，可以转身容纳庆贺古巴总统就任与贺上海佛教文物图书馆落成这些属于现代意义的事件的文本容器。在悼亡、感秋、怀人之间惝恍迷离的原作，也可以演变为追怀恋人、故人、亡女、逝去的年华等等回音。由写物而抒怀的原作，在韵和典都被沿用的情况下，也仍然透露出与梦窗风格不同的强烈的抒情主体意识。甚至有的干脆抛开原作的设定，自成一格，夹叙夹议，乃至豪放明快者。徐教授在对这些作品“在经典范式中游离关照作出深情致敬”之处以及“镌刻自身的时代、境遇、情感来响应原作”之处都有系统和深度的阐发。
陈炜舜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的报告《曹锟〈梅花诗自咏一百首〉初探》，以北洋时代担任过大总统的曹锟（1862-1938）的诗作为讨论对象，1924年下野后曹锟寓居保定和天津，完善涵养他的集合儒释的“仁论”，同时极度热衷于文艺事业，尤喜画梅花并加以题咏。今存曹锟赠叶恭绰册页中手书《梅花诗自咏一百首》，又是一个兼有文物商品特性的文本。陈教授的分析涉及了册页中墨梅题咏的缘起、题咏中透露出的心灵图像、个别诗作的创作影迹等。
张宏生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报告《清词：十年研究的反思》，基于自己对清代词的数十年的研究，尤其是主编《全清词》的经验，指出明清时代既建构起以往的唐宋的经典文本，也产生了自己的焦虑，即有没有可能建设自己时代的经典。在此基础上，张教授提出四个他认为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一、清人非常认真地在诗话、词话中建构自己的经典，朱彝尊、陈维崧、纳兰性德，就是他们极力塑造的三大经典，这个塑造在外部研究层面较充分，而于风格意象手法等内部理路上较少；其二、从各个角度来探索文体的边界，例如回文、集句、檃括词，在宋代属于初步的题材都在清代大量诞生；其三、民国报刊所登的词作，词的比兴寄托和现代媒体的场域相结合，在如何面对时事，如何产生联想等方面挑战作者和读者，呈现出和以往的词社等小群体完全不同的创作生态；其四、清代词非常有意识地按照理论去写，跟以前的暗合与一般性追随是不一样的。
崔文东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的报告《转译“情节剧”：却而司·佳维（Charles Garvice）言情小说在中国》，从阅读史的路径入手考察英国通俗小说家Charles Garvice（1833-1920，当时中译作却而司·佳维）的言情小说，尤其是其中情节剧（melodrama）的成分是如何被中国的读者、译者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作者所阅读、接受、改编，这个层层筛选、吸收和转化的过程，如何扩充并丰富了民国时期的流行文化，甚至颠覆了大英帝国的文化影响。所用的材料，除了整理和收集品种丰富的佳维著作，还藉助上海英文书店别发洋行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公众图书馆等机构的相关档案，志在于文本结构等内部分析之外呈现出当时书籍流通和文化消费的特色。
林立教授（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报告《诗可以群：从新加坡檀社看域外诗社的唱酬活动》，围绕“檀社”这一诞生在战前新加坡、有佛教色彩、有作品出版的诗社中的诗人和作品，探讨他们如何书写故国/故乡、如何在佛教信仰的统合下，进行群体的联合，寻找文化认同，并进而融入本地文化。在新加坡/南洋这一特殊的时空背景下，诗所具有的维系群体的功用被放大，传统诗文主题与移民的离散经验，也应对了诗作中的在地化和去中国化思潮。
萧振豪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的报告《王士禛〈古诗平仄论〉及森槐南注新探：论清日格律范式与语言观的建立》重在从现代学术的立场对王士禛的《古诗平仄论》进行科学解读，借用G. B. Downer和A. C. Graham所提供的近体诗格律模型（1963），以及王力《汉语诗律学》（1958）所描述的七古格律，解释王士禛所试图建立的格律规范的论述逻辑，肯定了王士禛在“别律句”的原理总结上的重大意义与缺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萧教授引入日本人森槐南（1863-1911）针对王氏诗著所作的注释，在日本这一异语言的关照视角下，揭示出王氏平仄体系在跨文化挪用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刘琼云教授（“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报告《我们可以从明代道德故事类书中读出什么？——知识、编辑、文化网络》通过整理和分析现存12种明代刊刻的童蒙/通俗类书《日记故事》的编纂、流传和改编状况，尤其是关于“忠德”部分的内容编辑和图像比较，发现其间种种差异，既关系到背后的时代理念的变迁，又与编者所能接触到的佛教等图像艺术有关，在印刷技术和人力投入所能支持的因素下，慢慢演化出雅与俗的不同路线与相应讲述策略。刘教授特别用力勾勒出这一类型的书籍身处戏曲、说书、绘本、教材、收藏的文本网络之中，融合教化与娱乐，化经典史传成通俗说教的中介意义，及其链接道德教育、历史知识与通俗文艺生产进入士庶生活的综合效用。
金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报告《〈避寇日记〉：太平天国时期日记手稿》对清代嘉兴地方文人沈梓（1833-1888）作于太平天国乱时的三册《避寇日记》做了深入的整理和分析，指出作者结合此一时期嘉兴遭遇战乱的几种记录，凸显日记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见证和私人表达的多样性文体，对于战争与暴力影响之下的颠沛生活、混乱心理，和相应的文本表达之间的关联别有洞察，以此见出日记作者如何不断调整与自己、与家人、与社会的关系来面对创伤，重建秩序。
许晖林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的报告《泪水、河水与技术：〈老残游记〉中的情感工程》缘起于对学界关于《老残游记》的抒情特质认定的再度省思。针对文本在抒情传统内部无法妥帖容纳的种种矛盾与暧昧难明之处，许教授首度将作者刘鹗本人在黄河治理方面的知识和体验纳入对《老残游记》的情感书写的考察范围，试图解答刘鹗本人的治河思维、实践与技术在文本层面的种种印记，并进一步在情感现代性研究的范畴下讨论黄河泛滥的生态灾难引发的集体创伤性情感的书写和理解。
吴盛青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报告《抒情传统与现代技术景观》由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关于诗、画艺术的论述和辨析延伸开来，将题画诗/题照诗的讨论放置在十九世纪照相术发明以后的新构图、新材质、新理论，乃至看待世界的新方式之中。吴教授运用西方媒介研究的“媒体间性”的概念，来把握这一新事物在文字与画面的强纽作用、各自分处的不同符号系统，乃至与东西方异质文化之间的整体的容纳、摇摆与冲撞，勾勒本土抒情传统与现代视觉媒介之间的融合、共生，以及意义添加的过程。
胡晓真教授（“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报告《从方志学到方志文学的可能性》基于她对于《黔记》、《黔书》等方志著作中关于西南叙事的长期研究，试图从理论和实践经验两方面分享她在数部志书中所体认到的文学诠释路径的思考，议题围绕方志文学可否成立，对它的文学诠释是否可能或有效，在志书所包含的各种政治、经济、区域、民族、军事等大议题大框架下，个人的观察阅历、审美趣味等可以如何容纳进去与解读出来，更进一步，个人可以如何构筑自己面对的世界和过往的经验。
徐雁平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报告《三教之外又多一教：清代的小说戏曲阅读》运用大量清代目录、笔记、日记等文献，梳理《红楼梦》等小说作品在清代的地方士绅、幕府知识分子、满人等不同群体以及于不同年龄读者之中的阅读、接受、传播状况。通过对阅读的考察，带出对当时社会对小说的容纳度；文本在士绅家庭间的传抄借阅途径；书籍销售和购买通道等问题的思考，综合挖掘了小说阅读这一现象背后的读者主体心理和社会文化环境的诸多意涵。
陈国球教授（香港教育大学人文学院）的报告《抒情之光与力：陈世骧论〈文赋〉与鲁迅〈摩罗诗力说〉》重在追踪陈世骧的《文赋》英译、《波兰文学在中国与作为“摩罗诗人”的密茨凯维奇》等文章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之间的学术与思想关联，尤其在分析陈世骧于所处的二十世纪中叶的西方文化氛围中，如何将鲁迅在二十世纪初对于欧洲文学的看法和观点，予以东西方各自理路下的解读，以及解读的思路又是如何发展至陈世骧在1971年提出的“抒情传统”论说。除了紧扣文本往往可见的光与力的意象外，报告中还论及不同时代学者的思想脉络与历史衷曲，极富学术史个案的意味和价值。
会议主办方代表严志雄教授、胡晓真教授、蒋寅教授。
以上20位学者的报告题目相当广泛，都在各自的方向上深入细致且生动地展示了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与潜力，也激发了在场学者与听众的热烈提问与讨论，如：亡妻行状与士大夫行状之间有没有更深层的文本联结，甚至构成反过来的影响；诗歌格律这种高度形式化的东西，到底是基于什么深层心理机制总结出来，有没有可能是为了要打破它；在明清整个期间诗歌写作有没有出现过一个类似小说戏曲那样巨大与激烈的变革；小说的阅读与接受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今天对情感爱恋乃至性别研究的领域；近现代开始报章媒体的繁荣对于诗词这种传统文类的影响该如何衡量……等等。
新闻推荐
漫画/朱慧卿近日，贵州某中学老师开学视频热传。视频中，老师用毛巾蘸水给学生逐一擦脸卸妆，引发网友热议。9月11日，校方表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