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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的思 爱智的果

澎湃新闻 2019-09-07 17:57 大字

今天是叶秀山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也是《叶秀山全集》发布的日子。此时此刻,心潮起伏,觉得必须提笔写点什么。但一想到跟从叶先生学习的23年时光中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回忆,不免心生“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处谈起”之感。看着书架上新添的《叶秀山全集》十二卷,想聊一聊叶秀山先生的哲学遗产。

叶先生自1956年北京大学毕业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直到三年前的今天,他在哲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六十载,见证并参与了新中国哲学研究的曲折历程。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卷著作,就是叶先生个人在哲学道路上不懈探索的结晶,是叶先生送给我们的礼物。

人们常说,无人能摆脱时代的影响。倘若一个人生活在一个不平静的时代,这种影响就更难以摆脱。但我总觉得,叶先生心中自有天地,他一直在有意无意地远离他所身处的时代。上大学时,叶先生课堂很少发言,算不上是优秀的学生。写毕业论文时,在那个批判唯心主义的时代,他却偏偏要说康德的先天性“还是有点道理的”。到了“文革”,叶先生不甘心虚掷光阴,想尽办法自我营造出一个自由的空间,硬是把十年“文革”变成一个“自修期”:白天阅读英文版“毛选”、“语录”,晚上打手电偷看英文版《傲慢与偏见》;明里用毛笔抄写诗词语录,暗里临古代碑帖;后来索性自学希腊文,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想通过从事古代哲学研究,远离现实。正因为有了前期的准备,“文革”一结束,叶先生就焕发了学术青春。虽然在《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中,叶先生仍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衡量和评判古代哲学,但他很快摆脱了时代的烙印,通过广泛涉猎西方现当代、甚至后现代各家各派之说,弥补因长期封闭造成的思想滞后。自九十年代中后期,叶先生又带着新的视角和新的问题域,从“科学”、“哲学”和“宗教”三条线索出发,采用“迂回-detour”的路线,一次次回溯哲学史——不仅重新审视西方哲学的思路历程,而且自觉把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纳入哲学思考的范围。

在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叶先生的哲学精神或哲学气质渐渐显明。叶先生的研究没有界限,横跨古今中外,但我觉得他最钟情于德国古典哲学。我清楚地记得2001至2003年叶先生在参与主持并写作8卷本《西方哲学史》时,他主动要求承担尼采一章的写作,因为他在其间的某一个盛暑中读尼采,感觉酣畅淋漓,以至于叶先生在一次全所大会上直言,读尼采“能防暑降温”。在行文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叶先生欣赏、赞同尼采对康德的犀利批判,但他又不愿放弃康德的立场。

叶先生钟情古典哲学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在于他视哲学为“科学”,正因为这个认识,叶先生并不固着于古典哲学的立场,比如在思考“时间”、“瞬间”的问题上,他就绕开古典哲学,从克尔凯郭尔入手,一直走向柏格森。叶先生在《在,成于思》的“后记”中自己总结说,他“从不是一个“哲学体系”的“构造者””,虽然主要研究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他说自己的工作常常是““就事论事”,“片段”地“想”,“片段”地“写””。在这个意义上,叶先生的哲学思想又带有了鲜明的后现代性,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古典哲学所推崇的“精神”的创造性力量。

叶先生送给我们的这份礼物也是他六十载“愉快的思”的结果。之所以用“愉快的思”来概括叶先生的著述生涯,不仅仅因为这是叶先生为自己的首部学术短论集取的名字,而是因为叶先生从不觉得哲学思考是痛苦的。凡跟叶先生有过接触的同仁,大概都能忆起叶先生在谈及阅读中新发现的问题和兴趣点时脸上浮现的欣喜之色,就好像儿童得到了新玩具,兴奋,慰藉;还有他爱说的“多好玩儿啊”。这不正是“爱智”的本真表现吗?叶先生终生追求纯粹思辨的乐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爱智”就是原动力。在这一点上,叶先生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叶先生的学术生涯是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与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同时共在的。在哲学所成立的第二年,叶先生即由贺麟先生选拔至当时的“西方哲学史组”工作,一干就是六十年。叶先生在老一辈哲学家贺麟、王玖兴、杨一之的培养和熏陶下成长,受益于哲学所和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的学术传统,他本人又以六十年的笔耕,深化、丰厚了这一传统,将之进一步发扬光大。叶先生爱跟我们聊天,于闲谈间把老一辈学人的风范和治学心得传递给后学。感恩叶先生有意识地把这些往事的片断变成文字,把那些易逝的瞬间固定下来,永远地放置在时间和历史当中,留给所有“有耳的”人,让所有后来者与前辈哲人“同时共在”。

自从叶先生离开我们后,我开始思考“什么是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的学术传统”的问题。对所有自愿认同者而言,传统就是一种无形的凝聚力。或许我们还可以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的学术传统是一种明确的治学要求,如重视原典阅读,重视思想原创性。这一传统还讲究学术平等和学术批评,我从叶先生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每回请叶先生为我在他的新书上签名的时候,他会写“小友”或“学友”“批评指正”。叶先生非常重视晚辈的意见。我曾经一再怀疑“中国哲学是否有机遇”,叶先生便不厌其烦地为我解说。有一年夏天我迷上了福柯,当然也重读了叶先生论福柯《这不是烟斗》的旧作““画面”、“语言”和“诗””。我告诉叶先生,那篇文章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认识和评价还带有八十年代的偏见,需要重新思考和修正。过了几天,叶先生发来信息,说有时间定要重新做这项工作。如果有时间,叶先生会重新思考福柯,他还有很多写作计划……

叶先生认为,我们这代人定会超过他,因为我们的起点高,因为他们这一代被无情地耽误了太多的时间。我理解,这绝非叶先生对后学的虚妄鼓励,这是他对我们这一代以及更晚辈的学人的殷切期许,也是他内心深处想追回那些被耽误的时间的呼喊。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卷著作,当是所有后学努力追赶和超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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