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视域下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建构
当今中国正处于“现代性”蓬勃发展的状态，在全球化如火如荼的进行下，中国迎来了建设现代性的高潮。“韦伯”作为现代性理论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对中国的现代性建设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对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建构从韦伯的现代性问题出发，再回归到中国现代性发展的问题与解构之上。这是构建中国现代性的关键，也是探讨其文化层面现实性的价值所在。
韦伯视域下中国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是工具理性占统治地位造成的价值理性危机，其危机体现在集体主义与奉献精神的观念淡化。当很多人将工具理性作为目标之后，道德理想则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了。这些问题都是构建现代化的阻力，将这些问题中潜在的否定因素和意识危机加以规范、扬弃，探清其矛盾的本质，才利于构建我们中国的现代性，并准确定位中国现代性文化建构的出路。
当今中国的国情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若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就要对伦理道德、价值信仰、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重新估量。在全球化背景下，重视社会价值观远比侧重个人价值观更为重要，个人价值的功效虽对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但是它鼓励人们追求利益的结果是演变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这样的社会现实对于处在中国现代性转型时期显得尤为异常。随着中国现代性的脚步不断向前，精神文化出现的变态之式是现下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它也敲响了我们恪守精神文明的时代警钟。
现代性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多元化趋势，中国为力求效率普遍面临着文化多元所带来的问题。世界上所谓经济泡沫的背后都隐藏着文化危机的暗流。现代性预建的文化共同体的奋力，正逐渐遭受着崩坏。在现代性进程之路的经济利益需求是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的基础，在运行这种模式的结构上，守护原有的文化属性，是现代性建设面临文化价值的萎缩，还要兼顾主要是经济自由及其他社会属性的妥协性让步。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阐述了西方在进入现代化社会之后呈现一种异化状态，发达的工业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世界，人也便是单向度的人，由此他对现代性社会进行尖锐又深刻的抨击。这种批判现代性的理论认为，正常社会中人应是多维度的，应在社会现实认同与质疑、否定之间保持一致的状态。但今天的社会现状是人失去个性与自我。单向度的行为样式与思维模式暴露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价值理念也呈现出依附工具理性的状态。除非唤醒人内心深处的道德理念、价值系统，显然这是一个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客观事实也就是工业社会本应该建构一套完整的生产与消费的体系，人被纳入到这样一种工业与经济主导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状态与方式也被迫进入高效率的运作状态之中。现代社会的经济市场，设计其文化价值势在必行，是顺应现代性经济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必然。可见，现代性的文化内涵作为价值趋向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但是文化本身是具有传统文化精髓的历史积淀，虽然现代与传统后来出现了罅隙。这并不能阻止现代性寻找更为坚固的价值观的必然选择，现代社会必须建立在结构合理性的文化价值观之上才能走的更为久远。获取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当代中国现代性文化价值远景面临的紧迫问题，为满足建构现代性合理化生活方式的诉求，培育了符合现代性进程的理性精神。
现代性的内核是理性，因此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之中将矛头都指向理性，这一做法是错误的。现代性的危机，是由于工具理性膨胀所导致，人的本质异化从根本上来讲是对理性的“错付”。但是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若要重建精神文化，其依靠的还是理性文化价值的基本内涵，所以批判现代性去全面否定理性是误入歧途，我们要做的是重新建构理性的合理化秩序。本人认为，在中国要构建现代性必须培育理性精神，我们不怀疑理性，而是防止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吞没和工具“理性”的逾规越矩，从而去构建中国特色现代性。现代性蕴含的理性精神作为基本精神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行为理性化与思想理性化。社会理性现在面临着逐渐瓦解，法治建设有待规范，社会现状所呈现的是现代性价值的重重障碍。如果重构价值体系培育理性精神，不论是社会行为或个人行为都要在规范的框架内运作。我们现在正处于构建现代性的“少年阶段”，许多规则还未完善，可是建立规范靠的是理性，不仅要培育个人理性，建立社会规范更重要的是培育公共理性。所谓公共理性就是社会公众在面对公共事务的自发集体性态度，它作为公民大众的理性，是共同享有公民平等权利的个人的理性，表现在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秩序与开放性张力之间如何获取平衡标准。公共理性是一种道德理性，其目标是创建社会的公共善意，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公共理性的基础是获得公民的认可以便建成和谐社会。我国目前公共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失公共理性。针对这一现状，必须提升文化自信与重申民族认同感，同时秉持对社会目标与模式的坚定信念，政府机构加强参与民众的意识，形成真正的为民着想、与民统一的局面。及时反映民意，使社会大众精神得以慰藉。其次，强化监督机制，挽回民众的信任危机，严厉制裁损害人民利益的不法行为，将精神文明建设提上日程，与发展经济齐头并进，那么公共理性的建构不再是问题。形成公共理性要时刻关注民生，充分调动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大力开展社会福利项目，控制恶意增长的资本炒作的泡沫经济。国家组织时刻谨记不忘初心的政治理念，从根本上诊治近些年频犯的社会时弊。这样的初步建设才能看出社会公共理性是否具有成效，对我们构建中国现代化是否具有开拓性意义。再者，树立道德信仰，把道德规范作为一种信仰时刻提醒自己严于利己、宽以待人。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是社会规范自我的一种形式，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人们主观认识相统一的产物。
“道德均是建立在终极关怀上的，甚至服从契约的精神力量亦与终极关怀有关，终极关怀这一现代性萌发的基础一旦瓦解，法的统治和契约精神还能保持今日的状态吗？”终极关怀是现代性的最高价值层次，道德伦理的退化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效。我们必须重构个人观念，塑造终极意义，让全新的理性精神去拯救失控的目的理性。道德信仰是个人意识自发的规律，是与形成公共理性同步共振。个人道德的行为规范与社会道德的建设相统一，对树立道德信仰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应将道德纳入法制建设，是提升道德水平的有效途径，道德环境有法治和公理的保障才得以彰显。对于个人道德伦理的强化还是从伦理道德教育开始，道德教育的践行是培养下一代祛恶扬善的理念，塑造他们的德行与良知，重新打造社会环境。最后，随着科技高速发展，创建不良道德记录的网络共享系统，与西方国家建立的诚信共享系统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及危害公共行为进入信息网络，受全社会的监督，公民将重视自己的行为规范，信息制度约束公民以净化社会风气，改善道德环境。
现代性是模式多样与目标一致的统一体，现代性文化体系是国家民族性的具体表现，是一个国家现代性特色呈现的方式。精神文明在一个国家现代性构建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道德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构建的具体思路以及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功能整合与观念支架的作用，也是中国现代性实现自我超越和完善的价值观念基础。对于当今中国我们应该倡议转向双向性的设计思维，而不是一直以经济建设、工业文明为主导的单向性建构理念。除却物质经济的表面繁荣，更多的是向社会伦理、人的价值、终极关怀、道德体系等多维度发端，以满足构建现代性合理化的道德体系设计的真正诉求。
（张 含）
1.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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