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亲定贺子珍葬礼规格
1984年4月初，贺子珍就断断续续出现体温升高的现象，到了中旬，突然变成高烧，而且便血，住进了华东医院。在医院，医生们用了很多药都没能把体温降下来。
病重 逝世
4月15日，孔令华正在辅导孩子们写作业，突然，电话铃声响了。孔令华一接电话，原来是中办来的电话，说：“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请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 ”
李敏听到这消息，知道母亲的病情已是十分严重了，马上对丈夫说：“母亲病重了，我们马上去上海！ ”孔令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这时接他们去机场的汽车已经来了。孔令华搀扶着李敏上了汽车。
李敏早几年就患上了心脏病和淋巴结肿大，此时也正在病中，听到妈妈病重的消息更是紧张，上了飞机，心仍咚咚咚地跳着，脸色苍白。她为了减轻心中的痛苦，用手捂住胸口，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飞机到达上海后，一部小汽车已经等候在机场，他们被直接送到了华东医院。
李敏来不及听医生介绍母亲的病情，直奔病床前。这时，贺子珍呼吸急促，两颊通红，消瘦憔悴，非常虚弱，眼睛微微闭着。
李敏俯下身子，刚想叫声“妈妈”时，贺子珍睁开了眼睛。当她看到女儿和孩子们都来了时，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似乎在微笑。她的嘴唇也动了一下，似乎在说：“你们来了。 ”
李敏俯身靠近母亲，轻轻地说：“妈妈，你好吗？我们看您来了。 ”
贺子珍好像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她看着女儿深深地点了点头。她嘴唇动了几下，还用眼睛示意：站在李敏身旁的医生，就是为她看病的医生。贺子珍自从偏瘫后，说话就不太清楚，现在在高烧中，没有力气，说话更轻了。李敏听不清楚妈妈在说什么，但她明白她的意思，这是母亲在向她介绍给自己治病的医生，告诉她：自己生病住院了，医生们在照顾。李敏向医生说了声“谢谢”后，问母亲：“妈妈，您哪里不舒服？ ”“我肚子痛。 ”贺子珍的神志非常清楚，只是衰弱得很。
这时，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一家也从福建赶到了。他们接到居住在上海的女儿贺小平打来的电话，知道贺子珍病重，怕有什么不测，也马上赶来。在之后两天，贺敏学一家和李敏一家天天去看望贺子珍。
贺子珍退烧后，神志清楚了，她看着身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 ”她还让护士给外孙女儿孔东梅弄点好吃的。大家一颗心放了下来，以为病情好转了，谁知这是回光返照。
4月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两次升高，人又陷入昏迷的状态。医生们进行紧急抢救，李敏、孔令华等人通宵守候在外间。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微弱，心电图再也没有显示了。贺子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终于离去了，享年75岁。
定调 告别
贺子珍逝世后，对于她的后事怎样办、骨灰安葬在哪里，中共上海市委不敢自作主张，请示中办，中办也有些为难，又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说：“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话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调子。
1984年4月25日，向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举行。胡耀邦、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聂荣臻、习仲勋、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送了花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政协办公厅，上海市、江西省、湖南省、福建省、浙江省、陕西省、贵州省，江西吉安地区、永新县的党政机关送了花圈，并且发来了唁电。
贺子珍的遗体安放在大厅中央，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周簇拥着常青树和鲜花，遗体前摆着她的亲属贺敏学、李立英（贺敏学夫人）、李敏、孔令华献的花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汪道涵、阮崇武等，以及贺子珍的亲属生前好友数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人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在贺子珍的遗体前默哀、鞠躬，缓缓地绕行遗体一周，向这位传奇人物告别。
4月25日下午，贺子珍的遗体火化。随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到北京。贺敏学、李敏、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回到北京，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的骨灰被运到八宝山后，一些未能去上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老大姐，都主动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仪式。安放仪式非常简单。李敏把捧着的骨灰盒放在院子里的桌子上，大家围着鞠躬、致敬，然后由李敏把它送进了一室。
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当天，北京及全国各大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贺子珍逝世的电讯，并刊登了她的照片，介绍了她的革命简历，最后作了历史公正的评价：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摘自《贺子珍》，作者：陈冠任，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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