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婚族的“穷”也须精准破解
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数据显示,从全国范围来看,2018年结婚率仅为7.2‰,这个数字创下了近10年来新低。从不同省份的差异来看,经济越发达地区的结婚率越低,2018年全国结婚率最低的上海只有4.4‰,浙江5.9‰为倒数第二,广东、北京、天津等地的结婚率也偏低。(8月19日《人民日报》)
尽管“慢婚”“晚婚”“恐婚”者各有各的考虑、各有各的理由,但一个带有普遍色彩的共性无疑有必要引起社会各方共同重视,那就是新闻报道中提到的“穷”,这种“穷”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而且反映在精神方面,不仅有主观因素,而且有客观诱因,不仅需要年轻未婚一族自我检视、积极应对,而且需要社会多方面予以重视、协同行动,合力破解这一颇为严峻的社会现实课题。
“不急婚”“不婚”或“恐婚”,不少因经济条件的“穷”望婚生畏,这既有车、房、彩礼等的“高不可攀”,也有孩子养育成本过高让人“望而却步”。就连报道披露收入相对稳定的公务员群体都有这方面的顾虑,更别说福利待遇相对寒碜的更广大职场群体。这显然既需要年轻人观念上的自我“扶贫”,树立为爱而婚育和同甘共苦的婚恋观,改变过度看重物质条件的婚嫁思维,也需要政府和社会正视现代青年的养育成本,尽可能从政策层面给予必要扶助,消除大家的“恐婚”心理。
事实上,不少未婚青年之所以在“而立之年”无动于衷,经济方面的“穷”只是一个方面,事业、精力、心理、社交等方面的“穷”让他们左右为难、难以兼顾同样不容忽视,比较典型的是职场竞争激烈,某些用人单位不看才能看“婚否”“育否”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这就需要一个婚、育不影响工作、不妨碍事业的制度机制“扶贫”兜底,让婚恋与事业可以兼得成为现实可能,切实打消“恐婚族”的顾虑。
至于担心婚育之后“生活不自由”“财富不自由”“社交不自由”等诸多顾虑,也需要有关各方通过婚育观、价值观、责任观等多路径精准、有效地加以引导、纾解,共同破解现时代的婚育难题。范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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