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谈近代中国知识转型
章清（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章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2004，2015）《思想之旅：殷海光的生平与志业》（2006）《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2012）《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2014）。
近日，章清新著《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昔之学在贯天人，今之学在赅中西。”清末民初，近代学科知识体系取“中学”分类体系而代之，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基础，也渐次脱离传统中国的“学术资源”，转而采纳近代学科知识所提供的“知识资源”。以“中学”与“西学”的会通为切入点，章清试图揭示影响近代中国学科知识成长的诸多因素。
《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章清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527页，118.00元
为什么在您看来，所谓“西学东渐”的历史图景是被塑造出来的？您认为近代中国的“学科知识”的成长，在这一图景中占据怎样的位置？是被哪些力量所多元决定（overdetermined）的？
章清：本书主旨是分析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用“塑造”一词，是试图检讨之前学者如何去看这段历史，毕竟每一代有关“过去”的记忆都是不一样的。从明末清初算起，这一过程在时间上跨越了差不多四百年，也留下各方人士对此的认识。因此，须努力做到“返其旧心”，或许才能重新确立问题的起点。换个说法，这实际是当下史学研究需要满足的一条——“学术史”的梳理。今天对历史问题的探讨，都要求去做这样的工作，了解问题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主要使用哪些史料？原因也容易理解，学术研究是在进行知识增量的工作，前提则是充分了解前人关心的问题以及所使用的资料。以此为基础，今天的研究者才可能通过发掘新的史料，形成新的“问题意识”，从而推进这个问题往前发展。
本书引论部分处理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追溯“西学东渐”什么时候引起学者的关注，在不同时期中外学者主要聚焦哪些问题。据此可以发现，围绕“西学东渐”的历程，以及涉及的主要机构和人物，已得到较为充分的阐述。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尤其突出的是，之前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在较为宽泛的中西比较视野下展开，“文化冲突”是颇为热门的问题，关注学科知识成长的研究并不算多。而要针对此进行解析，牵涉一些复杂的方面。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引论”部分除了分析“西学东渐”历史图景的塑造，还关注到几个层面的问题，包括西方、日本、中国本土，以及物质因素、技术背景等，在我看来，这几个方面正是检讨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需要重点把握的。你们也问及近代中国的“西学”是怎么成长的？书中我也试图说明，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大致可视为“援西入中”的产物，但何谓“西”，本身即值得辨析，并不存在“已知”的西方，西方“学科知识”形成的过程同样复杂。与此相关，“西学”之外，来自日本的“东学”，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同样昭著。当然，“本土”的作用自不待言，在“传统”中变，也是理解近代中国学科知识成长值得重视的一环。顺便说一句，这套书的标题用了“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有学者表示不理解，其实这正是为了表明对此的考察，可以立足较为狭义的学科层面，也可以围绕较为广义的知识层面，还可以具体到语言层面、制度层面等。
以上表格载于《会通中西》28页
梁启超东渡日本后曾感叹，国人治西学“能有识抉择者盖寡焉”。为什么在晚清，西学的“学科次第”问题浮出地表，变得如此重要？围绕这一问题的论辩，昭示了中国士人对近代学科知识怎样的态度？
章清：本书主要分析的是“中学”与“西学”的会通，以把握晚清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必须承认，无论从哪方面说，中西问题都构成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所谓“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这样的“去中西之见”在清初还只能算是“低音”，到晚清则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有了这样的共识——“昔之学在贯天人，今之学在赅中西”。当然，不同阶段应对的问题是有差异的，最初关注的是较为单纯的“西学”，随后考虑的则是“中学”与“西学”，最后才集中处理“中西学”的问题。这大致也构成本书前三章的基本内容。
第一章审视的是晚清对西学之“学科次第”（“西学门径”）的思考。中西学术交流涉及两种“文明”的对话，分别扮演着“传播者”与“接引者”的角色，因此，西方分科知识的传播只是问题的一面，什么因素主导了中国对此的接引，却是值得重视的另一面。从中国方面来说，首先牵涉到如何认识传入的西学涉及的不同学科，以及学科与学科间的关系。为什么针对西学要提出学科次第、学科门径这些问题，显然是出于“接纳”西学来考虑的，因传入的西学明显区分出不同的分科。而且，问题的关键不是西方有没有这套东西，西方当然有，希腊人奠定的“七种自由艺术”，以及欧洲中世纪流行的“三科”（即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四艺”（即几何、算术、天文、音乐）等，皆蕴含为学次第之考虑。来华西人对分科知识的传播，也曾言及学科次第，由于守护于神学的立场，最初是将“教”与“学”结合在一起，如利玛窦即强调“学不归原天帝，终非学也”，随后才着眼于将学科定位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但中国方面对此的接受，则明显沿袭了“本土”的经验，故此，探索各学科之次第，为的正是找到“采西学”之门径；像《格物入门》《西学关键》之类的书，在晚清就颇为流行。
《格物入门》
作为接受的一方，立足本土经验“想象”外来知识，再自然不过，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经验。晚清最为突出的，一开始是将西学纳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架构进行阐释。宋儒确立的这套“功夫”，赋予了“大学之道”循序渐进的过程，将西学等同于“格致”，实际是将西人的“格致之学”视作“初级功夫”，或者是在“技”“器”“艺”层面安置西学。这既可缩小中西之隔阂，也不无维系自我优越感的成分，多少可以化解接纳西学产生的“紧张”。因此，按照一定的学科次第接纳西学，还包含价值上的取舍。有意思的是，不单是中国士人如此，来华西人也乐于将“西学”纳入这样的架构，便于中国对此的接纳。李鸿章为丁韪良所著《格物入门》一书写序，就由衷表示：“余喜西学格物之说，不背于吾儒。”此外，“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的流行，也同样包含这样的考量。如果西学源出中国，如果西学只是“用”，则接受起来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对于外来的知识、文化的接纳，这样的“策略”可以说至今仍在沿袭。
按照您的说法，晚清对于“次第”的思考有多方面的呈现：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西学门径”，还有“中体西用”论，以及针对西学“学”“政”“教”的区分。“中体西用”论为何影响巨大？“中学”与“西学”最终是如何实现“会通”的？
章清：可能任何时代都有所谓“政治正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在晚清非常流行，梁启超就说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这句话当然不是张之洞的发明，归到他头上，就因为张的影响大。然而，张之洞绝不是保守的人，因此，提出这个口号，也包含策略上的考虑。我们看张之洞《劝学篇》对此的阐述，就会发现“中体西用”论之“体”，究竟有多少实质性内容，大可质疑，反倒是“西用”外延不断扩展。如钱穆所分析的，“中体西用”确可说是晚清士人的共识，但当时的人“实在也并不知道中国之体是一个什么体”。甚至可以说，伴随“西用”扩展到“西政”，“中学”之“体”外延不断缩小，已逐渐变得“空洞”，往往只是一种“说辞”，一种“姿态”。这也是将“中学”“西学”同样置于“学”，所不免陷入的困局，那个时代最了解西学的严复，就将此视作“文义违舛”“颠倒错乱”之说。而“体用”论的流行，也凸显晚清对学科知识的接引形成了两条基本的线索：其一是依托“国别性”来审视“学”，因此要别立“中西”，辩论“体用”；其二则是立足“普遍性”进行论辩，强调知识具有的“现代性”特征。
梁启超
重点在于，与关心“西学门径”相比，“中体西用”论明显是致力于辨析“中西学门径”，一字之差，意味全然有别。前者是纯就“西学”立说，尽管中西“格致之学”之异同也引起众多纷扰，但关注“西学门径”，多少可以超脱的方式展开，称之为“冷眼旁观”亦无不可，故此可以围绕西学之次第阐释看法，以便于按照一定的次第“采西学”。而“中体西用”论的流行，究其根本，则是在“中学”与“西学”之间的选择。因此，“中体西用”论也成为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重要一环，起点是别立“中西”，而归途却是“学无中西”；化解了“体用”之紧张，完成对“学”的现代性论述，近代学科知识之奠立也才成为可能。
张之洞
至于体用之分后来的变化，则涉及本书第三章分析的内容。我把“学”“政”“教”作为构成近代知识转型的三个关键词，涉及的要害是“中学”“西学”之分与合。江标在湖南学政任上（1894—1897）曾以“尊新”为题课士学子，一位学子就给出这样的答案：“海上通商，开辟一大变，中国道不行也。道在天地，无中外，无殊同。”既然中国之道已难以行于天下，能体现“无中外”“无殊同”的，则只能归于“学”。差不多同时，一群温州籍士人围绕“中学”与“西学”进行辨析，也产生了这样的看法：“西学中学，将来必有合一之时。”大致说来，围绕“学”“政”“教”发生的“变奏”，有这样的基本线索：其一，“教”与“学”构成来华西人“援西入中”的基调，论辩“西学”无关“西教”，则成为晚清接纳近代知识的重要一环；其二，“政”与“艺”的变奏映射出中国本土对“新知”的接引，方向多所调整，“西政”的内涵不断拓展，与“西艺”也渐渐合流；其三，超越国别的“学”，是从“器”“技”“艺”“术”的定位中被拯救出来，并在“现代性”的论述中奠定其地位。其中所展示的“变奏”，即是“学”取代了“教”、超越了“政”。当然，这些关键词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伴随学科知识成长出现新的学科“语词”，其语境较之过往也大异其趣。所谓“学”，不再是“西学”，甚至也不是所谓“新学”，而成为“近代知识”的代名词，涵盖“诸学科”；所谓“教”与“政”，更是被安置于具体的“宗教”与“政治”之学。
各种西学书籍的出版是建构“西学东渐”图景最基本的资源。西学知识在晚清的再生产，为什么尤以“汇编”资料这种载体呈现？
章清：知识传播在不同的国度往往都有独特的方式，通过各种“丛书”“提要”的方式对翻译的书籍进行“知识再生产”，是晚清较为流行的形式，这大致能说明该书被接受的情况，及其产生的影响。关注“西学东渐”的问题，自然可以注意到晚清出版的这类著作实在不少。就形式来说，并不令人感到陌生。张之洞《书目答问》就言及，“丛书最便学者”，“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在别的地方还指出，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问门径矣”。
《书目答问》
各种西学“汇编”资料的流行，则与知识的传播、接受息息相关。来华西人对西学的译介，也希望顾及西学的整体性、系统性。1683年南怀仁向康熙进呈《穷理学》一书，即是当时传教士翻译工作的“总汇”，总计有六十卷之多。该书未能刊刻流行，较早见到残本的冯承钧就赞许此书“可谓集当时西学之大成”。到晚清时，来华西人在从事翻译工作时也不乏这方面的考虑，傅兰雅总结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工作时就道出，最初译书时，“本欲作大类编书”，即按照“西国门类分列”，然而却受制于“紧用之书”的束缚，未能实现。这方面也有成果，傅兰雅1882年即组织了一套《格致须知》的出版工作，1886年印行的艾约瑟历时五载完成的“西学启蒙十六种”，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西学传入中国初始，中国士人已开始以“汇编”的形式，汇集某些著述作为“西学”的代表。最具代表性的是1628年刊刻的李之藻所辑《天学初函》。该书分为两编，一为理编，包括介绍天主教理及世界地理的诸书；一为器编，为论数学、天文、水利各科的译书。这既反映出那个时代对西学整体上的把握，同时表明，“汇编”本身即是在表达“见识”。晚清针对西学书籍区分门类，加以汇集，也颇为突出。1888年初版的《西学大成》，是较早出现的一部。王韬即肯定此书“含英咀华、去冗削繁”，能“总其大成”。官方也不乏举措。文廷式1896年就“请旨编类成书”，主张以今日之“切要事宜”为中心，分类“汇纂西书”。1902年清廷还下旨由翰林院开馆纂辑《各国政艺通考》，由恽毓鼎担任总纂。而梁启超于1896年写成的《西学书目表》，则透过具体的书目展示了对西学的认知，堪称晚清指示西学门径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这是梁因应门人的要求而作，希望为初学者指点“门径”，了解“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
《西学书目表》
这一情况的出现，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值得重视的是科举改制。晚清科举改制最终形成的方案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乡试、会试所出“问策”主要考察士子对西学知识的掌握，这自然推动各种西学“汇编”资料的出版。另外，书籍的生产还与那个时代的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石印技术的广泛使用，大大方便了这些书的快速生产。如果仍然在雕版的时代，这个过程绝不可能那么快。并且，用石印印刷，成本要降低很多，这对于书籍的流通，也起到重要作用。叶德辉在《书林余话》中就说明：“海通而后，远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书，照印流传，形神逼肖，较之影写付刻者，既不费校雠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延迟，艺术之能事，未有过于此者。”
书籍的出版和阅读是不同的两个层面。您能从晚清士人阅读的角度，谈谈对于西学的接受吗？
章清：晚清不仅在“知识生产”环节呈现多种形态，“阅读”同样如此，也确实需要对此进行一番解析，才能更好把握晚清对学科知识的接纳情况。按照我的理解，审视晚清的“阅读世界”，把握其中的“节奏”及“载体”也颇为重要。所谓“节奏”，乃是因为西学知识的传播有不同的“步调”：先是为直接相关的官员或士人所接触，然后再逐步推展开来。之所以要提到“载体”，是因为在“发表”未成为读书人惯用的形式之前，“阅读”主要是在日记中完成的。与这样的“私人”阅读适成对照，还有参与科举考试时被“引导”进行的阅读，亦可看作“公开”的阅读。检视多种形态的“阅读”，或许才能更好介入晚清的“阅读世界”。此外，就知识传播来说，作为新型媒介的报章在晚清也发挥着重要影响，报章也构成“知识生产”新的形态，相应的，所谓“阅读”，也体现在读书人借助于报章这一新型媒介。晚清纷纷设立的各种学会，往往将设立“藏书处”“阅报社”作为基本的工作，这也意味着晚清推进阅读西书的工作有新的进展。
清代科场
具体到接受程度，则不是太乐观，评估起来也比较困难。中间有几个重要的转折，恰好会影响对这个问题的把握。中国最早接受的主要是和对外交往有关的公法方面的知识。要出使，要跟洋人谈判，首先要去了解这些方面的知识。但这只是较为特殊的例证。实际上，大宗的西学著作，如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出版的西书，阅读的人就很少。科举改制确实改变了不少，但应试士子更多接触的实际是可用于“揣摩”的课艺，即汇集各书院课艺、乡会试闱墨或裁剪西书而成的“科场书”，对西学的了解只是一些“碎片化”的东西。原因也容易理解，在短短时间里，应试士子既要周知本国古今政治及史事，还要了解各国政治艺学，且四书五经大义还不得丢开，可谓不可能的任务，于是“不得不广购各书以供场中之袭取”。其结果便是“八股之功令虽改”，但“八股之习气未除”。
以上表格载于《会通中西》436页
科举改制后不过几年，科举即遭废止。您怎么评价科举改制的意义？虽然天不假年，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大吗？
章清：对于科举考试，近些年说好话的人越来越多，为此也对废除科举表示种种遗憾。对此，我一向主张对此要考虑其“变”与“不变”。变的是考试内容，继续按照“四书文”“五经义”的程式出题，显然不行。但考试制度本身一直没变。废了科举后，很快有新的考试出来。之所以会走出这一步，也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关，科举改革势在必行，主要是受到“西学”的冲击。为此，还曾将西学内容纳入到科举考试中，先是有“算学科”的开设，以后又有“经济特科”之议。但这样的“旧瓶装新酒”，终究无法解决问题。
科举新章自然发挥了导向作用，不仅大力推动了译书业的发展，还促成西学书籍以各种形式流通，应试士子也会去接触西学书籍以及《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章。但又必须看到，以考试为目的的阅读，难免取巧。一位士人对于科举改制三场出题之法花了一番心思研究，当登门求教的客人问及此，便开列出一张书单，备举“当读之书，当看之书，当熟读揣摩之书，当购备查阅之书”。他也相信，这张书单足可为“改学之津梁，应科之良药”。问题在于，这张涉及数十部书刊的单子，在其看来已是“从略”，然而，来客却直指开出这样的书单实在是“不近人情”，一则寒门单士何从有巨资购备这些书籍，二则要熟读这些书，也只能是“头白可期，登进无日”。来客也更相信其他人介绍的办法：只须备《经策通纂》《时务通考》等书一二部，即可应付三场之试。这则故事正反映出应对科举新章，大多数应试士子只是广购各种现成的“科场书”，以供揣摩之用。
岱东两等小学堂
至于科举改制对后世的影响，也确实难以评估。此一过程延续的时间短暂，乡试、会试分别举行了两次，留下的可供检讨的资料很少。废除科举后，新式学堂按照教科书的方式开展教学。由于教科书传授的知识，和晚清译介的知识有很大的脱节，不少教科书就直接来自日本。在应对这样一个变化的时候，对日本的依赖非常严重，包括主导变革、奠定新学制基础的《奏定学堂章程》，基本就袭自日本，陶行知总结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即指明新学制对于日本学制，实在是“抄得完备”。
《奏定学堂章程》
《会通中西》是“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的其中一本。这套书由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辑，您能谈谈推出该书系的背景和初衷吗？
章清：这套书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当下学术生态的反应。中心成立后，较为重视结合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为此组织了多项课题，也与多家研究机构开展了富于成效的合作。“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的出版，正是上述合作研究的产物。当然，这套书能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多所付出。遇到好的编辑，是作者之幸。在此也要向该社首席编辑徐思彦、近代史编辑室主任宋荣欣及其所领导的编辑团队，表达真挚的谢意。
书系汇集的研究成果包括：沈国威《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陈力卫《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阿梅龙《真实与建构——中国近代史及科技史新探》、孙江《作为表象的近代》、潘光哲《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章清《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各位学者有不同的专业背景，皆关注到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一些方面，展示出各具特色的研究，但显然还不足以涵盖此一课题所涉及的广泛内容。接下来中心还将致力于“东西知识环流与近代中国”课题的研究，希望能继续推进相关成果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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