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侵华日本鬼子兵 我想找到中国的救命恩人
原创：止小戈
口述：元山俊美
作者：元山里子
编辑：尹广料
排版：岩温香
史实审查：裴源
每年8月15日，看到日本政要到靖国神社里去参拜，我都气愤不已。那些像东条英机一样的战犯，有什么资格被参拜？
尽管我也如他们一样，曾是一名日本鬼子兵，在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活着，就是为了忏悔和救赎，对我们国家曾经伤害过的人民。
1
我叫元山俊美，出生于日本江津市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初三那年，家乡遭到台风袭击，农作物全被摧毁，房子也塌了。
我只得转到火车司机学校半工半读，每周两次课，其余时间全部用于劳动。
三年后，我考取蒸汽机车副司机的执照。
就在我准备考司机时，19岁的我收到一纸强制征兵令，成为了一名日本侵华士兵，那是1940年的冬天。
临别那天，家乡突然大雪纷飞，双胞胎妹妹偷偷对我说：但愿大雪再厉害些，火车无法开动，哥哥就可以不走了。
父母嘱咐我，将来一定要保护好体格羸弱的妹妹。那时候的日本父母们，送子出征时最忌讳说“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因为那意味着懦弱，对天皇会不够尽忠。
我不愿穿军装和母亲合影，别扭着背过手去
妹妹一路送我到车站，火车开动时，机灵妹妹悄悄在我耳边说：“阿哥，你可一定要活着回来呀。”
火车吐着白烟，越开越快，妹妹孤单的身影渐渐消失。我们被送到了宇品军港，从这里乘船前往中国。
离开日本前，一位将军来训话，他说现在亚洲只有日本和中国两个独立的国家，如果中国沦陷，下一个殖民地就是日本。
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全民武装起来，抵抗侵略！
新兵们被将军的话激愤起来，高喊：“打倒英美！”
将军还说：“这就是我们要跑到遥远的中国去打仗的原因，帮助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当时听得热血沸腾，以为要去挽救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亚洲。年轻的我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神圣的想法来到了中国。
2 入伍后，新兵训练最常见的是“打耳光”，让两名新兵互打，直到双方眼眶青紫，腮帮红肿为止。如果谁稍微手下留情，将会面临更残忍的惩罚。
老兵们还发明了五花八门的侮辱新兵游戏，把新兵的自尊一点点剥夺，最终让他们失去人性，变成战争机器，还美其名曰“锻造军人精神”。
我被征兵后的纪念照
有次我的一位伙伴生病了，吃饭时我看到碗里有蛋黄，便偷偷藏起来打算带给他吃。结果被一名老兵发现，将蛋黄打落在地，训斥道：“怎么能把好东西给病号，没用的人不配吃。”
接着我又被打了一顿耳光，直到老兵手疼才说：“掉在地上的蛋黄，可以给他吃了。”
在无情的训练中，连同情都被剥夺。
三个月的非人训练后，我被划为技术兵种，分配到哈尔滨郊外的日本关东军铁道兵第三联队，在一位老兵司机手下担任副司机，负责军火运输。不用上战场，可以躲过血腥的厮杀，我感到很庆幸。
一天，一匹马受到火车汽笛惊吓，拉着车向火车狂奔而来。赶车人拉不住，我赶紧拉起刹车杆，但最终还是撞上了。火车停下后，马被撞死，马车也被撞得粉碎，赶车人被压断了一条胳膊。
我在哈尔滨日本关东铁道兵部队服役
我赶紧跑去救人，忽然屁股上被踢了一脚，跌了个嘴啃泥。
老兵司机冷笑着问我：“你想救他？”
我回答道：“他受了重伤，我们得把他送去医治。”
话音未落，老兵连续几个巴掌打到我的脸上，吼道：“你今天救了这个中国人，不仅是你，连我也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如果将我们送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你我的死期就到了。”
对中国人必须见死不救，这条不成文的命令，是要杜绝我们与中国人产生任何一点感情。军国主义者利用人的求生的欲望，把我们仅有的一点人性都掐灭掉。
我不敢相信，如果真到了战场前线我该怎么办？
3 1944年初，由于日军节节败退，士兵严重缺乏，我被派往湖南前线，随部队参加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计划”，也就是第四次长沙会战。
6月27日晚，我们按命令组成7人小队潜入湖南的衡阳车站，破坏铁路设施，阻断中国军队撤退路线。
夜幕中看不到半点星光，我们用绷带把带着死亡光亮的刺刀裹起来，以免刺刀反光或碰撞出声，而被发现。
我们这些铁道兵，虽然到中国已经好几年了，但从未与中国士兵短兵相接过，个个提心吊胆，谨慎前行。
走出一个山谷后，我们看到了衡阳车站的灯光，大家骤然紧张起来，腿都有点颤抖。我们慢慢往车站方向靠近，越接近车站，腿越抖得厉害。突然，不知道谁的水壶“砰”一声掉到地上，碰到石头发出清脆的声响。
中国军队的岗哨被响声惊动，高喊：“什么人？口令！”
我们被发现了，拼命往回逃跑。紧接着枪声、炮声响起，子弹嗖嗖地飞过来，炮弹在周围炸开。
突然，身边一名士兵被炸飞，弹片割开他的腹部。他一边抓着自己往外流的肠子，一边凄厉地喊道：“这就是天皇给我的报酬吗？见鬼去吧！”
我一下惊呆了，在日本，天皇是绝对不可质疑的神圣偶像。但那句饱含痛恨的嘶喊，从此在我脑中盘旋。
1944年8月初，日军攻进衡阳市区。我随部队进入城中，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硝烟弥漫，尸体堆积如山，血腥味充斥着整个衡阳城。
战后的衡阳城一片瓦砾
看着惨烈的战场，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远离故乡和亲人来这里杀人或被杀？
4
衡阳沦陷前，早已桥毁路断，没有一条完整的道路，也没留下一粒粮食，这样的破坏没有当地的老百姓参与，几乎不可能完成。
可见中国老百姓对我们到底有着多大的仇恨和决心，我们这些野蛮的入侵者，还有什么胜利可言？
我被派到冷水滩据点，看管四名中国游击队员，只见四个人的手被绳子绑在一起，如果有人试图跳水逃跑，就会把别人也拖下水，这样谁也跑不掉。
战后重回衡阳
老大名叫卞庆，其他三人都很年轻，我的任务就是24小时在舢板上看管他们。他们从小生长在水边，非常适应这样的船上生活，而我一直在晕船。
他们竟教我怎样保持平衡，用什么姿势吃饭，才不会晕呕，甚至他们还教我说中国话。几天下来，我感到自己有点错位了，好像是跟四位朋友在一起生活。
没过几天，忽然传来命令，让我们放弃据点，准备全体撤退与大部队会合。大队长命令我：“处理掉他们。”
我心想他们跟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父母、兄弟姐妹，卞庆还有妻子和儿子。所以下定决心放他们走。
傍晚时，我解开卞庆等人的绳索，对他们说：“你们走吧。”卞庆睁大眼睛，怀疑地对我说：“等我们上岸以后，你再从背后开枪打死我们？”
“天黑后，我睡觉，你们走。”我告诉卞庆。
晚上我到船舱假装睡下，听见他们悄悄走了。我突然如释重负，感到很欣慰，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得起良心的事。
第二天破晓时，我从舢板上起来，在一层薄雾中，突然看到卞庆他们四人匆匆走来。我紧张起来，一瞬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难道他们武装起来回来杀我了？”
可是等我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不必用语言就可以传达的友善之色。
顿时我放心了，手中紧握的枪也放了下来。卞庆从破旧的衣服下拿出一瓶老酒，旁边的年轻人拿出几个破口碗。
卞庆往破碗里倒满了老酒，然后说：“我们没什么好东西感谢救命之恩，就用这碗老酒代表我们的感谢吧。”
然后，卞庆四人齐声说：“为元山干杯！”
这是我在中国五年中，第一次喝中国老酒，也是我24岁第一次喝老酒。
此后，我一生再没喝过日本清酒，也不喝洋酒，只喝中国老酒。
5
1945年1月，我被分配到洞庭湖运输队，负责押运被强行征用的中国民船运送军需。
大多押运兵对船夫常常又打又骂，有时候连饭也不让吃。我一直感到对不起中国人民，对船夫们很和蔼，不催赶，不逼迫。他们也感受到了我的善意。
一天船队走到湖中央时，突然枪声大作，我一时不知所措，只听子弹在周围乱飞，湖上没有躲藏的地方，即使跳进水里，也随时都有被击毙的可能。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船老大悄悄拉了下我的衣袖，打开船板，暗示我与他们一起躲进船舱底下，我这才有幸捡了一条命。
这次袭击，好几个日军押运兵都被打死，有的跳进湖里，再也没有浮起来。
我真没想到，我对船夫们那点小小的关心，就得到他们如此回报。我想起东北那位被压断胳膊的车夫，内心充满愧疚。
后来我时常与船夫一起摇橹，他们还教了我船工喊拉纤的号子。我知道船老大他们都缺盐，就从日军军需处偷了一些食盐，悄悄送给他们。
偷盐事件暴露后，中队长将我狠狠打了一顿，我气鼓鼓没回宿舍，在船上和船夫住了一夜。心想这些盐本就是中国的，我只是还他们一点点，有什么不对。虽然被打了，但我还是感觉做了一件人做的事，很开心。
但我第二天就被强行押送到了文明铺据点，虽然大战已停，但这里仍是最危险之地，生死只能由命了。
我在这里惶惶不可终日呆了四个多月，1945年8月18日下午，我正在搬运残缺不全的武器，一位参谋长骑马过来对我说：“你是哪个部队的，武器已经没用了，丢掉吧。战争结束了，我们败了，回日本吧。”
原来早在3天前，8月15日，日本天皇就广播了《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看着拍马远去的参谋长，我抬起头来仰望天空。五年了，我不曾眺望过头顶的蓝天。那句“回日本吧！”久久停留在我的耳边，这是我五年军旅生活中，唯一接到的人性化命令。 中国人民举国欢庆抗战的胜利
，我也终于得以脱掉令我讨厌的军装。我依然记得当年入伍时，不愿意穿军装回家乡，也不愿穿军装和母亲合影。
文明铺远方的山峦、身边的丘陵变得那样美丽，树木的叶子散发着绿色的光泽。一个念头占据了我的脑海：
我，活下来了！我，可以回家了！
6
活下来的我们都变成了俘虏。刚开始部队还有一些存粮，十几天过后，已经到了吃早无晚的地步。平时傲慢的日本军官们也放下身段，动员大家一起想办法。
有人建议：我们可以给中国人干活，卖苦力换口粮。
可中国人恨透了我们，哪那么容易获得帮助。我突然想起了押运船的薛老大，他们那么善良，对我不会见死不救的。
我到湖边一打听，居然有不少人认识他。虽然他不在，船工们还是接待了我，其他几个得到过盐的船老大也过来见了我。
我50年后在湖南河边回忆被中国船老大救命的往事
他们得知我们没饭吃了，同情地说：鬼子们放下武器，就是一般老百姓。元山当时帮过我们，也不能看着他们饿死。
我和他们提出，我们这些俘虏可以给他们干活，只要给口粮吃就行。
几个船老大先商量了一阵，又派人去找附近的乡绅和一些头面人物商量，最后让我们去修路，条件是干一天活，发一天粮食。
因为船老大们对我的信任，我成了日军中队的领导，带领日本兵战俘
去给中国老百姓修路，修路发的粮食很充足，只是下雨天干不了活，就没有粮。
其他中队的日本兵，也想模仿我们，不过他们没有像船老大一样的朋友。因为吃不上饭，日本兵战俘也有少数饿死、病死。
虽然做苦力，每天劳动量很大，但当时我们并不觉得苦。我们日军来到中国犯下的罪行，这岂能是做苦力就能偿还得清的？
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只有一个希望——回家。
对于我而言，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粮食，与战场送死、当炮灰的那种恐惧相比，简直是一种解脱。
薛老大还曾多次派船工给我们送来盐和大米，他给我捎来一句话：“元山，一定要坚持住，坚持到回家的那天。”
12月29日，我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
在连云港上船的那一刻，薛老大、卞庆、船工、那只残破的酒碗，在我脑中一一闪过。
中国人的宽容和善良，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当船越过中国领海基线时，我和几个士兵来到夹板，朝中国的山川深深地鞠躬。我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鬼子”，我们对中国充满愧疚。
我暗自发誓，为了这些曾被我们国家伤害过的人民，必须做点什么来补偿他们。
7
1946年1月2日，我终于到达日本舞鹤港。
破旧的轮船缓缓驶入舞鹤港，气氛冷冷清清，
岸边码头的一面墙上，贴着船上士兵的名字。岸边的亲人，焦虑地寻找着。
那些等不到儿子的绝望母亲、等来丈夫骨灰的寡妇，更加使整个港口沉浸在悲情的氛围中。
我远远地看到母亲，她的头发已经花白，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黑白小叶子纹样的日常和服，拎着一个用蓝染方块布结好的四四方方的包袱，日语里叫“重箱”，这在接士兵的人群中，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东西。
母亲为了装满这个重箱，足足存了半年。母亲来不及擦眼泪，赶紧招呼我去吃重箱的食物，我舍不得自己吃，招呼小分队10个归国战友一起吃。
重箱最底层是芥菜叶包饭团，中间是豆渣与土豆泥拌在一起的日式沙拉，最上一层是煮熟的黑豆、蚕豆和红豆。在日本，黑豆代表和平，蚕豆代表自由，红豆代表开运。
五年没有吃过家乡菜的战友们眼冒绿光，那饭团的美味让大家舌头都颤抖了。多年后，每次战友相聚，都不会忘记母亲的饭团和象征和平自由的豆子。
除了重箱，母亲还带了一根生的白萝卜，这是当时最好的维生素补给品。而我除了一身旧衣服、一个坑坑洼洼的铝饭盒和一个凹凸不平的军用水壶，一无所有。
战后日本街景
在回家乡的火车上，母亲才告诉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家里没有劳动力，妹妹拼命干活，结果重活把妹妹的腰压弯了，再也直不起来了。
沿路到处是残破的房屋，我回到家，打开柜子，昔日值钱的衣物全都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国债单据。
我先到陵园看了看父亲，才去看卧床不起的妹妹。妹妹有些艰难地侧过身来，只见心爱的妹妹身体变形了，驼着背，比原来矮了20厘米，像虾米一样。
我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微笑着对妹妹说：“我现在活着回来了，这也要感谢你的祝福。妈妈说，你不停歇的为我祈祷，所以我才能活着回来......”
看着残破的家乡，卧病在床的妹妹，想着
侵略战争把日本千万无辜百姓变成骨灰回来，这时候，天皇军国主义者们为什么不去剖腹自杀？
8
战后的日本政府已经瘫痪，但我来不及多想，全部精力都用在给妹妹治病上，经常背着妹妹到各处去寻医问药。三个月后，妹妹虽然腰不能直立，但终于可以走路不用卧床了。
领居的大儿子在中国战死，每次见我都说：“
要是我儿子还活着，该多好呀，我们就有靠山了。”
几年后，妹妹身体基本恢复，生活能够自理，也找到善良的丈夫，我才决定离开家前往东京，找到铁道部要求恢复工作。
在东京，我亲身体会了战败国的道德衰败和耻辱。
恢复工作之路异常曲折，我和之前的战友慢慢取得联系，大家聊得最多的竟然是日本共产党。
那是日本当时唯一为底层民众着想的党，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加入日本共产党，同时将毕生精力和收入都投入到各种反战活动中，以揭露日军在华的罪行。
上世纪90年代，我们组建了一个“揭露731部队罪行之会”。日本731部队在中国，用中国人进行活体实验，但这惨绝人寰的罪行，大多日本人并不知道。
展览举办后，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当然也引起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关注，电话骚扰、恐吓、谩骂、人身伤害。在演讲时，我还被人从展台上狠狠推下，差点没命。
我在反对篡改教科书的会议上发言
展览困难重重，但我们坚持了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日军曾经在中国的种种罪行，特别是对年轻的学生有很好的宣传作用。
每年8月15日，当看到日本政要到靖国神社里去参拜，我都气愤不已。那些像东条英机一样的战犯，有什么资格被参拜？我们四处游行抗议、演讲宣传，抵制那些右翼分子参拜靖国神社。
我想，要解决靖国神社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取消靖国神社，让那些士兵回家。不要让那些无辜士兵的灵魂，还要再被国家利用。
中日建交后，我曾先后39次来到中国，想要寻找当初帮助过我的船工薛老大、卞庆他们，但一直杳无音讯。
2000年3月12日，时隔五十多年后，我带着200棵日本樱花树树苗，再次到文明铺。与文明铺的学生们，一起种下和平幼苗。
我知道，这些樱花当然不可能抚平曾经的伤痛。我到文明铺种樱花，是想告诉这里的人民，当年侵略过这里的一些人，正在反省和忏悔。
我在湖南文明铺栽种樱花
后来，我收到了一些中国人的来信，有位70多岁的老人说：元山俊美的到访，我在理性上表示欢迎，但情感方面却无法欢迎。
确实，正如另一位89岁的中国老人，在信中用强调的口气说：日本政府应该像元山俊美这样不忘历史，鼓起勇气，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谢罪。
我的有生之年等不到那天，我将种樱花的照片挂在家中最显目的地方，时刻提醒每一个看到的人，我们的救赎之路还未完成。
后记
2002年，元山俊美去世。2019年，他中日混血的妻子元山里子根据他的回忆录，出版发行了《他和我的东瀛物语》一书。
元山里子一直惦记着丈夫心中的遗憾，她想替亡夫达成所愿：“希望有人能提供那位姓薛的船老大和卞庆（音）4位农民的线索。明年是元山捐赠樱花20年，明年樱花盛开的时候，我期待着在樱花树下与他们相见。”
文中照片除资料图外，由元山里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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