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马原：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命 才变成我的命
作家马原以《虚构》《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喜马拉雅古歌》等极具个人风格和文学张力的中短篇小说，轰动198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坛。他甚至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坛的“西毒”，与“东邪”余华、“南帝”苏童、“北丐”洪峰、“中神通”格非并称文坛射雕五虎将。
评论家吴亮说，马原是当代中国文坛“叙事圈套”的缔造者，“属于最好的小说家之列”。
也正因此，1991年马原的突然封笔让文坛大为震动。在“不写小说”的20年，马原拍过影片、做过生意，当过老师，还生了一场大病。更叫人意外的是，2011年马原又带着长篇小说《牛鬼蛇神》回归文学界。如今他在云南南糯山上承租了几十来亩地，每天和花草打交道，看书画画，也没有停下文学创作的脚步。
今年7月，马原的藏区小说精品系列《冈底斯的诱惑》和《拉萨河女神》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这两部作品收录了马原在西藏生活时期创作的几部经典中短篇小说。似乎无论过去多久，都有人记得：“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
8月13日，马原在参加“2019上海国际文学周”间隙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8月13日，马原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睢静静 摄
澎湃新闻：你的写作历程本身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外界一直有很多好奇和猜测。先是轰轰烈烈的一个回合，然后中间有二十年不写小说，2011年之后又作品不断。你自己怎么看待这样的写作经历？
马原：幸运吧，我大概是文学史上少数特别幸运的写作者。大多数像我一样中断写作的人，几乎没有第二次机会重新回到文学的轨道上。
我写作的“第一个回合”说起来算是正常。从少年时期开始，我就迷上了小说，连续写了二十年，但我自己也不懂为什么会中断写作。
像王蒙这一代作家，青年时因为政治原因被突然打断写作，我和他们的情况显然不同。更适合和我比照的，其实是钱锺书和沈从文这两位前辈。他们两位都是在中年时期享有盛名后中断写作，一位成了地道的学者，另一位成了服饰方面的专家。也许因为机缘未至，我没有机会见过两位前辈。但我想，他们心里一定是爱小说的，可又为什么没回来？一种可能是他们没想回来，还有一种可能是，想回来但没能回来。
毕竟重回小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外也有一个例子，催发了“拉美文学大爆炸”的巨匠——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他也在年轻的时候写小说，著名的《佩德罗·巴拉莫》成为一代拉美文学的开山之作，甚至是一个终点。但他晚年文学产量特别低。
我中间停笔的时候，虚岁四十，那会已经有了一部长篇，十七个中篇，还有几十个短篇，同前面几个人相比算是高产了，但还是比不上同年龄、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像王安忆的作品是我几倍之多。但于我个人而言，这已经超出最初预期了。原本我没想到自己有机会回来，钱锺书、沈从文没回来，胡安·鲁尔福也没回来，偏偏我回来了，确实是因为我运气好。
当然，我回来的时候还有一个特殊的力量，就是我得了一场大病。我特别感谢这场大病，如果不是这场大病，我可能回不来。2008年的时候，我的肺部检查出一个坏东西，从此我成了一个病患。正常情况下，我必须要服从命运的安排，做一个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但我当时有一点小脾气发作，想和自己的命运作一次对，于是就异想天开地从医院逃出来。今天回过头看，我依然愿意说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当初小小的反抗，我才能活着坐在这里，和健康的人一样。这是我个人命运中一段特殊的际遇，这段际遇也为我带来了重回小说的缘分。
2011年的时候我59岁。某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写小说，运气也特别好，居然一鼓作气就把《牛鬼蛇神》写出来了，我自己都大为惊讶。上天居然给我这么好的运气，一生之中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简直像寓言一样经典。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再回来的。
澎湃新闻：现在回想中间不写小说这二十年，会不会觉得遗憾？还是有别的情绪？
马原：那二十年的后一半，我在同济教书。除了小说，我的确身无所长。我在这个世界上知道最多的就是小说，所以讲小说是最适合我的一项工作。但在同济之前，我还有十年的经历。那前十年的停顿里，我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如果说我还干过跟文艺稍微沾边的事情，那就是拍电视纪录片。不算这些的话，我大多数时间都在流浪。
在中国，一个所谓“站稳脚跟”的作家，很少像我一样选择在各处流浪。有时几个月，有时一两年，我就换一个地方。我也没有荒废任何机会，充分利用人生自由，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拍纪录片、筹拍电视剧、做投资商。在这个过程中，我亲身经历了这个热热闹闹的时代里的各种职业，以及他人想象不到的种种变故。
多数人成名的经历，首先为他们带来了社会尊重，同时也带来了一种生活上的安逸和稳定。我刚好相反。经历了前面二十年的写作生涯，到了不惑之年，我突然进入一种处于变化中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我可能是同行里的异类。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海南，每天趿拉着拖鞋，在街上荡来荡去，住很简陋的屋子，做流浪汉。我就是这样一个在社会底层混的人。到了海南过了很久，我才去看那些同在海南的朋友。韩少功问我，你为什么老也不来见我们。后来，我开了一辆很好的汽车去见他们，少功又说，马原你是不是一定要像阿庆，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才见我们。
后来我重新回到小说，除了生病这个特殊缘故，就是我经历了太多有趣的经历。后来我写小说时，不用闭门造车，不必再查历史、看时政、找素材，因为我自己就在底层“滚”了十年。我的经历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都有唯一性。我这一辈子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命。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命，才变成我的命。
马原和他画的画
澎湃新闻：2011年，你带着长篇小说《牛鬼蛇神》回归文学界。接下来的几年里，《纠缠》《黄棠一家》等多部长篇问世，大家也有一种感觉——马原的小说好像有一个180度大转弯，从“形而上”到“形而下”。 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马原：我从十几岁开始写小说，一开始最关心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内心。年轻的时候关心内心，有感触了就去写，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写作。那时我把看小说当成灵感源泉，看古今中外的名家如何写作，学习他们的角度、视点和方法论。尽管我“第一回合”的写作逐渐有了某些所谓的特色，但还是有很多缺失。
我是一个特别沉迷于“形而上”的人，对所有事情都会从“形而上”的角度思考。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无论我生活里经历什么，都不会只停留在生活本身。我后来也确实说过，我写“形而下”三部曲，在“形而下”的生活中找焦点。但我也很清楚，我和这个时代大多数作家都不一样。
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作家比我更关心社会，他们有更大的抱负，他们的作品里有历史感，有民俗，有归纳，甚至有崇高。他们希望能在身边的生活里形成一种升华，形成一种概括和包容，把个人的小命运融入族群、融入社会、融入历史。如果要反省一下的话，我个人在这方面是有所欠缺的。比如我经常不在人群当中，而在人群之外。我在生活中更多同树、草、昆虫和家禽家畜接触，体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的笔下写的东西，比如《纠缠》，就是我亲眼看到、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可能立意不够高远，负能量也多。这些烦扰复杂的部分，就是我选择逃离人群的原初动力。因为我觉得人真是一个挺没劲的生物。
我说人类没劲，首要原因就是这个种群高度排他。迄今为至，能被清晰描述的人类历史才不到4000年，对地球45亿年的生命来说，也就是百万分之一。这么短的时间里，人类竟然有本事去剥夺地球上其他生命的生存空间。目前，大象据说只剩下3万头，野生老虎仅剩3000只，而我们人类的数量有多少？70亿。还有比这更恐怖的事情吗？动物园里那些动物之所以还活着，不过是人类想留着它们做个标本而已。
所以，我慢慢离开人群，其实是出于对人类这个凶恶种群的躲避，对密集聚居的畏惧。
澎湃新闻：所以也不能说你“第二回合”的写作都是“形而下”。你后来尝试写童话三部曲其实又重新回到“形而上”了。也不能说你变了，因为你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自然和神秘主义的谦卑和敬畏一直都在。
马原：是的。“形而下”三部曲现在完成了两部，《纠缠》和《黄棠一家》。但那两部对我而言还是“形而上”的。我看到的其实和卡夫卡一样。卡夫卡说，人莫名地陷入纠缠。在我的故事里，人也都是莫名地被纠缠。
像《纠缠》这本书，老爹死了之后留下房产和存款，姐姐和弟弟原就没想留下这些钱，想直接捐给学校，只是两人怎么也没想到，捐遗产居然也会陷入纠缠，而且是无尽无休的纠缠。姐姐的前夫觊觎她的财产，打算通过女儿谋夺；弟弟的前妻通过儿子去跟他索要房产；老爹上一段婚姻中生的儿子又找到他们，掺上一脚；受捐学校的法人代表也站出来说话。然后一系列事情就来了，各种各样的力量在故事里现身。所以，小说的题目就叫《纠缠》。
包括另一本《黄棠一家》，写的是黄棠这个人，但谐音是荒唐。标题起作“纠缠”“荒唐”的时候，虽然讲的是当下的事，其实已经“形而上”了。所以，当我写“形而下”三部曲的时候，真正关心的还是“形而上”。
“形而上”是我一生不变的立场和主题。
澎湃新闻：如果你不做小说家，也许可以当一个哲学家。
马原：其实是啊，我还有一本哲学作品没出单行本，但我现在也不急。那本里都是哲学方向的命题，我开始想这本书可以叫《XXX是个什么鸟》，比如《科学是个什么鸟》或者《文学奖是个什么鸟》，也可能叫《不论天下》。大概有那么十几二十来篇。
澎湃新闻：你现在的写作节奏是什么样的？
马原：十九年前我到同济当老师，收了一个徒弟。在那之后，我的写作形式就发生了变化。我开始用口述的方式进行写作。
这里有两个优点，一是在体力上解放了，二是创作数量变多了。过去我经常伏案写作，人很容易疲惫，改用口述后实际是把疲惫转嫁给徒弟了。最近几年，我发现自己更偏爱在短时间内写作。过去可能写一个短篇，陆陆续续写一到两个月。现在我会在每年专门拿出一定时间集中写作，一年写上两个月，或者最多三个月、四个月。我个人以为，改用口述写作，对我来说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但也有两个缺点，一是我徒弟会很辛苦。二是徒弟本身也有自己的事业、生活和家庭，不能随时配合我的写作时间。我想写作的时候，他不一定有时间，我就需要跟他提前预约，这就变成了另一个障碍。
澎湃新闻：你做过一本1980年代大家访谈录，叫《重返黄金时代》。似乎在很多作家、评论家眼中，1980年代是文学黄金时代，这成为一种共识。你认为自己写作的黄金时代是在1980年代吗？
马原：其实这“两个回合”对我来说，意义都一样。我认为，写小说是天下最好的事情，我把它称之为模仿上帝的事业。上帝造了我们全人类，而小说家能够建造自己的小世界。我们写几十个人的故事，就像“小上帝”一样，能“无中生有”。其他职业就没有这种快感。
我少年时期特别喜欢建筑师这个职业。那时我想，一个建筑师多么幸福，他有自己的作品，能把有形的东西留在这个世界上。后来我又想，要是把丑陋的建筑留下来又是多么悲哀啊！一个建筑师建造了3栋优美的建筑和20栋丑陋的建筑，那也是该死的，因为“功不抵过”。所以，建筑师也不是世界上最让人向往的职业。
其实小说家也能在这个世界上建造自己的“房”。这一点我特别自豪。昨天我还问两个出版社的女孩，“你们现在看我的小说觉不觉得过气了？”她们说，“没有啊。”像曹元勇、程永新、宁肯这几位老朋友，在群里由衷地赞美几句我的小说，我依然很开心。曹元勇就说，1980年代的时候，马原的西藏小说能令中国和世界读者惊艳。四十年过去了，大家读这个小说还觉得有意思，这不就是你作为小说家的幸运吗？
虽然我的同行现在已经当上各种“主席”了，我什么头衔也没有，但当我几十年前的小说能够重印，当我看到很多人由衷地喜欢这些小说，我还是觉得，写作这个职业带给小说家的回馈和满足，是其他职业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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