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泉之书”旧书社：除了留念 肯定没有悲伤
对过去重逢的欣喜，与对偶然相遇的惊异。再找找，再找找。是每一个流连在旧书店内的人最大的愿望。
从立交桥上下来，拐入弯折的青龙巷，屋檐之间还能看到身处“夹缝”之中黄鹤楼的身影。附近既有入夜后才出巡的火辣辣武汉小吃摊，也有霓虹频闪满墙龙虎的纹身店。楼上的居民会下来消暑，但大部分的路都灯影幢幢，街道中的脚手架，搭起了城市的洞穴。流窜其中的生活，困顿但野生。
“巷缝”中的黄鹤楼
专营二手书的“泉之书”旧书社位于司门口青龙巷的路口，对面是美食纷呈的户部巷。这里曾经是旧物市场，带着以物易物的渊源。曾经盛极一时的青龙巷，上起中华路，下达民主路，九曲十弯，也因宛若游龙而得名。户部巷则是一条长150米的百年老巷，被誉为“汉味小吃第一巷”。汉口流光溢彩，武昌书影暗香，街区是城市的底色。一口泉，淘书人之业
门前素雅精神的楷书店号，旧书将店面塞得满满当当，顶天立地的书架已经被排满，各种缝隙也被大大小小不同开本的旧书巧妙地“填充”。从六七十年代的画报、杂志、连环画，到不同国家的小说文选、政经文史的报告，都能翻找得到。书店里现有五六万册书籍，兼营古籍善本线装书、字画、邮票、明信片、小人书及其它杂件。
“泉之书”旧书店
店主老马来自鄂西南恩施大山，高中毕业后就进城务工，后来成为一名小厨师。打工餐馆的门口有个旧书市场，即在现在的青龙巷路口。从明清到武汉沦陷前，横街头到察院坡一带的书店，最盛时竟达50多家。“五四”运动后，恽代英、林育南、李书渠等都曾在这里出没。武汉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三厅设在距此不远的昙华林，郭沫若、郁达夫等一大批各地文化界人士在此出入频繁，寻访孤残绝版。打工的时候，老马会将一半的工资拿来买书和杂志看。再次选择工作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旧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青龙巷通达民主路的巷口，书摊逐渐增多，聚集了人气，成为武昌区最大的旧书集散地，与汉口江滩、泰宁街齐名。摆摊的人大都与老马相似，外来务工者居多。最初是从废品站“淘来”的旧书，后来旧钱币、字画、邮票等“邪货”也夹杂其中。也恰恰是在火热的九十年代，城市化加速推进，武汉同样经历着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47.4%上升到2017年的80.04%。中心城区的扩张改造，拆与建之间旧物流转，大量的旧书如同这个城市的过时之物，遍地是破碎的句子与无用的篇章。
1999年10月，老马正式成为旧书贩子，白天出去收旧书，中午和晚上摆摊。2005年，武汉开始城市建设规划，包括市容市貌的整治，推出禁止在闹市区摆地摊等管理条例。那时的老马也经历了结婚生子，在考虑孩子的成长环境时，选来选去，他和妻子都觉得，只有手中的书是最有价值的，认为孩子在书中长大，对其肯定会有意义和影响。2005年春，老马正式在青龙巷48号拿下一个店面，开始经营旧书店。
这家没有名字的小店持续经营到2008年冬天，他将隔壁三十六平方米的店子盘下，扩大门脸。“泉之书”的名号来自他淳朴的直觉与感受，被山泉水养大的山娃子，是因为对知识的渴念才在城市坚持下来。牌匾是请一位武汉的朋友帮忙书写和装裱的，这位朋友是在买卖书时结交的。在异乡，这个“泉”字透着一股淡淡的乡愁。
拆与建，谁在“制造旧书”？
书店是夫妻共同打理的。细碎、繁琐的整理与分类工作是每天的必要事宜。朝九晚九的生活持续了很久，冬天太冷，晚七点就会收，而夏日高温之下的武汉，蒸笼般酷热的生活，也会让老马有时“任性”休业。他还曾专门大笔一挥，写了一则“消暑启示”：高温狂飙节节攀，歇马歇鞍奉盏茶。闲韵华章读风月，立秋迎客叙旧话。
夏日的“歇业启示”
最早的时候，由妻子一人打理书店，老马早上出去挑书，忙的时候，一天跑四五趟，经常用小面包车将几百公斤的书拉回来，也曾有十几次动用大卡车拉书的经验。吃饭见缝插针，直到深夜才有时间整理上架。这样的情况持续至2010年，慢慢渐次稀疏。老马想起那个时候的业态，旧书业的“货源”仍十分充足。拆建过程中，大部分人认为旧书脏旧，不适合新家的格调，选择直接卖书甚至“丢书”。互联网的普及，从电脑端到平板端、手机端的应用，阅读习惯的改变成为“制造旧书”最大的推手。书不再是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大部头的长篇著作更是某种“负担”。同时，城市公共设施也在加紧建设升级，图书馆在拆建升级过程中，处理的旧书是以大卡车或半挂的大货车为计算单位，直接销往废品站。
守店的老马
在武汉，也有一些泥沙俱下几乎与废纸店相似的旧书摊，在那里，寻书就是一个掘矿的过程，需要在海量的旧书里翻找检视。泉之书的店面收拾得十分雅致，应有的门类都会分好，同时也有一些小古董和老相机等玩意。事实上，旧书店并非单一依靠货源。有观察市场的需求，需要有意识进行筛选与寻书。
老马也有自己的收书原则。一是必须亲自过目，根据经验，至少七成能卖得出的旧书才会回收；二是不接受送货上门。这是因为老马深知做旧书的辛累，送书来的人总希望能挣下当天的生活费，惯于体恤的老马也不好意思不收。但没有经过筛选，废书会日积月累，影响库存。
摆地摊那几年，老马练就了收书的“火眼金睛”，收的书讲究品相、版次、内容。国学和诗词类好卖，艺术哲学及畅销书类也还可以，而像八十年代出版的汉译系列的哲学书籍比较畅销，纸张和设计的封面封底有特色，又是铅字印刷，装帧艺术质量高。售卖之前，老马会在每本书籍后面用铅笔书写价格，无论远近、无论老幼皆无欺骗，甚至十多年前标价，今天依然还是那个价格。
对老马而言，“旧书的魅力，除了本身知识点的存在外，在于经过时间沉淀后，在自然损毁和消失外，有心者和爱书者留下的一部分，能够唤起曾经的记忆，而这个记忆是与这一本书相伴的时光，而那个时光一定是温馨的，抑或那一本书对他当时以及今后人生产生的意义。”
实体之变，集散与流通的武汉
但对旧书店而言，进入千禧年之后，互联网的冲击标志着书这种实体的信息载体生存唯艰。伴随着中心城区改造基本完成，新的住户和租户家中没有多少书甚而没有书，书籍来源困难，武汉如今的旧书也行势渐弱微。
最初只有十几平米的门面，现在已经用来作为库房使用
泉之书旧书社2015年时也生意极差，出现亏损状况。为了不让旧书社倒闭，老马开始接触互联网，更多原因是对书的不舍。孔夫子旧书网是现今最大的旧书交易平台，展示多达9000万种书籍。比起多抓鱼这类平台式的二手书回收转售机制，孔夫子的二手书书店来自全国各地，汇集13000家网上书店、50000家书摊。实际上，他们大都维系着线下的实体店。这只是一个更为方便及广阔的出口及交易方式。但线上的渠道其实并不多，淘宝会因无经营许可而将旧书店拒之于平台以外。老马细述坚持实体店的原因。一是认为，坚守当年开书店的愿望，就是让孩子在书店里成长。孩子从上小学开始，就在旧书店成长，有空会自觉找书读，而不是沉迷手机游戏，这是长时间与书相处的效果。
二是因为，在城市改造升级中，这些曾经被当做垃圾的书籍，甚而一度由被人们鄙夷地叫成“书贩子”的卑微群体，有下岗工，有外来务工者，在第一线“抢救”回诸多城市的记忆与情感。
线上销售固然能面向全国，提高经济收入，结交更多书友，但在交易过程中，遵奉“用钱买就行”的规则，老马觉得没有在实体店中淘书的乐趣。许多朋友其实是因书结缘，书籍相互借读，或交流个中心得。开这样的旧书店十余年，虽没有存上钱买房买车，却在书店里结交了很多书友。对老马而言，从前那位性格内向的山娃，是因为书的缘分，性格才开朗起来，愿意与书友谈话交流。
不同的旧书店有各自的生存法则
阅读习惯的转变，不是个人意志所能改变，读书的人肯定多，只是阅读方式改变。对一些对纸质书即将消失的推测，老马仍然持有乐观之态，造纸术、印刷术这些属于民族文化的经典元素，任何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使之消失。近年来，淘旧书的人更多也不再是为享受二手书的价格低廉，而是由衷“惜物守旧”，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共同推动这个市场与行业。书与书店，流变之中成为了话题之端，同时反哺着这个行业具象的演变。老马认为，武汉深受码头文化影响，城市本身即是一个集散与流动的产物，处处有着浓厚的江湖气息。有一些书贩子会低价囤积旧书，高价时抛出，使得武汉读书的氛围有些怪异。与此同时，作为全国公认的三大科教中心之一，武汉市内名校云集，不少旧书店开在学校附近，学生的旧书市场更集中于科研教辅类书目，租金与竞争态势也会变相提高。2018年，位于武汉大学附近，经营了11年的“豆瓣书店”也因经营问题关闭了。
为了突破这些困境，武汉其他书店，也与当今众多书店的“商业模式”一致，以卖咖啡和售卖文创产品，乃至众筹方式维持经营，但几年下来，收效甚微，倒闭的事也时有发生。
实际上，在政策方面，支持实体书店的政策持续有之。从国家11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14年武汉市开始为实体书店提供300万元的扶持资金。但今年刚发出的武汉市实体书店扶持评审结果公示上，36家书店仍然是老牌的、规模化、公司化的知名书店，如物外、德芭与彩虹、视觉书店、时见鹿等。申请不但要递交各类资质证明、对书店商铺铺面的要求也都较高。老马觉得，这些扶持似乎没有深入到血细胞末端，湖北是大省，这个数量够不够用，值得商榷。最近因临近某项大型运动赛事，市区内进行着各类市容修缮与政治。脚手架遍布街头巷尾，书社的屋瓦被连带“重新翻修”。突如其来的“改造”，反而让人不知所措，扰了生意。
一江两岸的武汉，深受码头文化的影响
城市的改造升级从来没有停止
对老马而言，经营书店步步为艰，但一家三口在书店里与书度过的幸福时光尤为珍贵，自身与书的生活经验也是可信的。在老马的眼里，从事旧书行业，从前可能只是一门倒卖的生意，如今却成为难以割舍的守业。1999年起始的旧书摊，十年后，有了一方店面，一个名号。青龙巷的旧书市场早已消失，但幸好“泉之书”成为了涓涓涌泉，细流至今。老马说：“只要能挣到吃饭钱，就会一直开下去，即便哪一天真的开不下去，除了留念，肯定没有悲伤。”（作者系独立评论者，春耕计划发起人，毕业于都柏林大学电影研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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